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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很清晰、有条理地叙述这段历史似乎很困难。这是一段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岁月。
从”反右”运动到整改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运动等等，每月都涌动着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这还是可以排列的一波连一波的浪头。至于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拖出大西瓜，给老师送礼，插红旗拔白旗，搞臭个人主义，粉红论，大专小红论，红透专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运动，斗争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使后人也费猜解。比如”粉红论”，若不明白”红透专深”的背景，便无法猜知原来是指那种”只要业务精深，政治上红一点就可以”的观点。又比如”给老师送礼”，字面很温馨，实质是指对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批判、提意见，贴大字报。
不过，当我们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大树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这条主线提领起来，纷繁的历史现象便顿时明晰起来。当我们能借用抽丝剥茧一词来形容这种走马灯般的场景时，历史的中心内容便展现在眼前。
在1958年的夏季，陈寅恪被推上了政治斗争的前沿。用一句当年内部使用的语言来形容，”‘直捣黄龙’的战役打响了”（此语屡见于1958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汇报材料上。材料为中山大学档案馆藏） 。
1958年3月10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伯达，应郭沫若之邀，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历史已证明，这报告并非是陈伯达的即兴之作。三个月后郭沫若在一篇重要文章中证明了这一点。数十年后历史再次证明了陈伯达的报告对以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严重摧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陈寅恪的命运与此报告息息相关，所有经历新旧两个时代的学人也与此报告息息相关，不妨将此报告全文照录：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中国现在充满了革命的气氛，全国都在大跃进。哲学社会科学界要不要跃进？怎样跃进？
(一) 厚今薄古
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最主要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 (夏、商、周)，脱离革命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对几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都如此，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
要同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作风作斗争，不同它作斗争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会阻碍我们的前进。
总而言之，我们要厚今薄古。
(二) 边干边学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材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我们的老干部、小干部不要悲观，右派分子向我们挑战，我们就边干边学。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说过去的文章怎样好，出了多少论文集等等，讥笑我们的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你们说章伯钧、章乃器之流有什么学问，世界上的笑话多得很。
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而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消息的形式摘引了陈伯达报告的主要观点（见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陈伯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嬉笑怒骂的内容自然没有披露。
陈伯达的报告传达的是最新的政治动向。统治中国学术界达二十年的”厚今薄古”的政治框框，第一次由陈伯达的报告建筑并作了理论上的初步阐述。
世界上的笑话的确多得很。
在极”左”年代被称为共产党一大秀才的陈伯达，在该报告中除了体现其一向极”左”的思想外，还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学术的无知。前者，陈伯达已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当然不是陈伯达表述不清楚；后者，陈伯达对”积累资料”的不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继承上所作贡献的蔑视，都为随后声势浩大的”厚今薄古”运动定下了调子。
这是一篇给中国文化带来无法估量负面影响的报告。它岂止诱发了一场荒谬的运动，它还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接受教育之初便对传统文化采取一种鄙视的心态。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当代许多领域已经面临断层之虞。
陈伯达的报告一传达，立即在全国学界有反响，”厚今薄古”一词开始流行。不过陈伯达并非毛泽东，”一言”未能”九鼎”。二十多天后，《人民日报》有目的地登发了一条关于复旦大学对”厚今薄古”辩论的专稿。该文提到，反对这一口号的人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提出”厚今薄古”将导致文化遗产后继无人；而且现在的学生掌握古籍的不多，古文化知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况且古今不存在着对抗的矛盾，”今”由”古”发展而来，如果薄古，就是忘本。 （1958年4月3日《人民日报》）
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这些见解在今天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在当时，这类见解很快遭到批判，不久销声匿迹。
4月28日，近代史权威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五千字的题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文章。该文在当时进行得热火朝天的大辩论中具有明确方向、为运动定性的指导意义。文中的主要观点是：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此三点分别是范文的小节标题）。范文澜的文章为”厚今薄古”运动提供了更具体的理论依据，这里不妨引用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领古史的阵地。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段，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该写出几部质量比较好的通史来，从现代开始通到古代，从经济基础通到全部上层建筑，这样整个历史阵地，基本上都占领下来了。同时逐个占领夜郎国，使那些国王们失去依据，不得不接受改造。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只要花点功夫，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可以压倒他们。 （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该文连同范文澜另一篇《破除迷信》 （1958年第2期《红旗》杂志），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以及3月11日《人民日报》关于陈伯达谈”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道，成为全国学界必须阅读的指导文章。
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的通信，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新的信息，也提供了新的动力。郭沫若开门见山地说，”厚今薄古”这四个字”并不是伯达个人意见”。”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们重视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指张奚苦–引者注)批评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
郭沫若道出的是这样的形势：其时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已进入高潮，面对社会上一股不理解的阻力，从历史的角度张扬”厚今薄古”，批倒”厚古薄今”，实在是毛泽东时刻为现实服务的政治家”史识”。
郭沫若这封信最后一段文字似是一块碑，刻下了历史冲突的深深印记。所谓历史这条默然流动的长河，关键处总有闪光点，大概指的正是这种永远值得后人凭吊、触摸，追踪河流故道的碑石。引录这段文字，对以后的叙述很有好处。郭沫若写道：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收入《郭沫若书信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郭沫若还算客气，”当仁不让于师”，至少还承认陈寅恪是”师”。
若以学人的智慧而言，也算饱学之士的郭沫若则热昏了头，为历史留下了诸如”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样的笑话。以后一连串出现的”喜剧”，便与郭沫若这句话有直接的关联。
若以冲突而言，本来远离漩涡中心的陈寅恪，突然被置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万众触目的焦点。焦点内热化的程度不亚于一座火馅山。
从陈伯达3月10日的报告，范文澜4月份的文章，到郭沫若6月份公开点出陈寅恪的名字，后人可以领略到一种设计与布局的从容。

2
“厚今薄古”口号一提出，数十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遭受更猛烈的冲击，被骤然定位于风口浪尖的陈寅恪首当其冲。高校文科大学生以新一轮的狂热，再次尝到了”无法无天”大闹学堂的滋味。在中山大学校园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了一个陈寅恪，这些场景也具有了更深沉的历史意味。
早在郭沫若写下”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等语句之前，陈寅恪就已经身陷于一场注定要被”直捣黄龙”的战役之中。
4月7日，中山大学共贴出大字报二十万张。当时中大校刊等直录为”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各个阴暗而污秽的心灵角落”。在这些大字报的洪峰中，历史系全国知名的四大教授刘节、梁方仲、岑仲勉、陈寅恪，前三人被辟出”大字报专栏”，每人各被贴大字报数百张。梁方仲则超过千张。
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内有”双反运动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受到了大字报烈火的燃烧，这是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来了一顿’杀威棒’”等语。从此，”火烧”与”杀威棒”等已染上杀气的斗争名词大行其道，并被不断”创新”。
5月21日上午，历史系全体同学排着队伍，敲锣打鼓前往系办公室向众老师送礼–送去大字报。
在这段日子里，领导运动的人们一直被一个难题深深困扰善：如何”火烧”陈寅恪。陈寅恪的大名太炫目了。即使到了1958年的初夏，几乎无一教师不被贴大字报，但这个”堡垒”依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在1958年8月历史系写给中山大学党委会的一份汇报总结上，我们可以读到如下的句子：”问题在于对陈寅恪的迷信，很多师生认为他是顶峰而加以崇拜，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另外还有一种思想，只要有真本事就行。环绕陈寅恪有各种荒诞传说：
如说斯大林与英女王都拍电报问候他的健康，再如说他能背诵全本资治通鉴之类。影响所及，连高中未毕业的学生也乐于打听陈究竟懂的是哪几种外语，以能够跟他上课为荣。 （原件藏中山大学有关部门）
这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实录。在那个政治术语满天飞的年代，这份向校方汇报的总结，用词尚算留有三分客气，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它至少告诉我们，即使在”红专”大辩论如火如荼的四、五月间，陈寅恪史学权威的地位还未动摇。领导运动的人们对此这样分析道：”陈寅恪成为系内外白专方向的代表，一面大白旗。系党总支认为必须着重扫除陈寅恪的影响，这一步不能做到则系师生自觉思想革命不能完成”。 （原件藏中山大学有关部门）
评述精辟之至，不批倒陈寅恪，资产阶级的旗帜便不算被推倒。箭在弦上，势所必然。
6月，攻破这个”堡垒”的机会终于来临。”厚今薄古”的强风终于越过千山万岭抵达南疆。也许它比起上海、北京等地的旋风略慢了半拍，但威力无疑更炽烈。陈寅恪被点名，”破除迷信”、”粉碎资产阶级伪科学”等新口号的出现，给运动带来了新的突破。时尚终于在这个已呈”苦热”的南国6月里，找到了足以摧毁陈寅恪学术”独立王国”根基的致命一击。当陈寅恪的学术被冠以”伪科学”，对他的迷信应当破除时，人们便可以将这位史学大师的业绩肆意踩在脚下践踏与凌辱。
很荒唐的历史一幕终于出现。这是敏于斗争的人们期待已久的一幕。也是数月后冯乃超等人亲自上门向陈寅恪道歉，气愤地称为”无知批有知”的一幕。
“六月飞雪”，骤然降临的第一轮大字报点燃了第一把批判陈寅恪的烈火，来势之凶猛，用词色彩之浓烈，隐约可辩咬牙切齿之声。这是自1957年夏季”反右”以来调子最高的一轮大字报狂潮。最能代表这场批判实质的两句话流行一时。这两句话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三年后，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声中，这两句话作为”陈寅恪受到粗晕对待”的典型材料被载入历史档案）”拳打脚踢”尚不能泄恨，还要”烧朽骨、割毒瘤”，直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继刘节、梁方仲等人之后，陈寅恪成为最触目的”大字报专栏”的栏主。只不过前两人的被批判，令人感到有点像成竹在胸的猫儿在耍弄可怜的老鼠；而后者的遭遇，则似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围剿与袭击。
围剿不需要真理，只需要更加猛烈的火力与声势。尽管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发现”批陈”的大字报已经”走调”，赶紧提醒历史系对此问题要慎重，但闹剧已不可挽回。在声势最炽的那几天，唐筼数次在大字报专栏前逐张大字报细看，并一一作了抄录。有好几次唐筼回到家中向陈寅恪哭诉着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 （据中山大学一位老教师的回忆，谨尊其意，隐其名）
这是一出很荒诞的闹剧，它在文化史上展现的只是丑陋。三个月后中山大学不得不为此而安抚陈寅恪。冯乃超称此为”无知批有知”。但这一切抹不掉这一闹剧在文化史上所刻下的耻辱。
陈寅恪愤怒了。唐筼代表陈寅恪前往历史系表达了无比的激愤。这种表达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哀莫大于心死。这个夏天，将陈寅恪心中尚残存的生命与现实相理解的一缕希望击得粉碎！–如果陈寅恪曾经有过这种希望的话，若然生命不是愤怒到极点，以陈寅恪和唐筼的为人处世风格，绝不会出示如下的句子表达”辱不能忍”的心情。因为出示的本身是将”生命之辱”再次揭得鲜血淋漓。唐筼向历史系出示的是一些从大字报中抄录的句子。尽管历史很多时候对”闹剧”也束手无策，它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比如，于今已无法重现给陈寅恪带来”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报的全貌，但”闹剧”还是留下了一些零星的痕迹供人去想象去再现曾经出现过的场面。今天所能找到的是唐筼出示的这么一段大字报的语句：”这样的作法(指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引者注)，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见1958年中山大学”厚今薄古”运动材料，中山大学档案馆藏）。语句被摘录得断断续续，但意思是清晰的。唐筼认为这是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今人仍然觉得这是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
时年六十八岁的陈寅恪，年老多病，双目失明，深居简出，这些特点都令”僵尸”、”花岗岩脑袋”等等政治术语更加形象化。
文字可以杀人，信哉斯言！
若用考据的方法细究，使陈寅恪受辱的这个”大字报句式”似有出处。当年郭沫若评价”王国维一生的学业结晶”时曾写下这样一段很出名的语句，郭氏云：” (王国维)那遗书的外观虽然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 （均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当年已有”清算中国的社会” （同上）大志的郭沫若，对被清算者如王国维的评价尚不失理性，1958年的极”左”批判者，对被清算者如陈寅恪的批判，则只剩下极尽刻薄与诅咒一法了。
这也是一段很耐人寻味的细节。陈寅恪没有为他的”伪科学”作什么辩解，却为他的人格表达了他的”生命愤怒”。当后人凝视着这沉重的一幕时，脑海中不免长久地回旋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千古咏叹。只是在疯狂的政治已扭曲了一切的年代，陈寅恪夫妇欲讨回人性的尊严，只能为人性再添一阙悲歌！

3
“陈寅恪受辱”的消息很快反映到学校当局，学校再一次提醒历史系在”批陈”问题上要慎重，并指示在”批陈”之前，必须要先研究陈寅恪的著作（见1958年中山大学”厚今薄古”运动材料）。这一内幕透露了很多的历史信息。其一，”批陈”是一种必然，即使比历史系站得更高的学校当局，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一种”能以理服人”的局面；其二，”闹剧”马上被制止；其三，这一场”六月风暴”在当年已被否定，一年后，主持这场风暴的数位历史系负责人，为此付出了小小的代价，被迫在秋季开始的党内整风运动中作了几场深刻的检查。但亦仅此而已。
“六月风暴”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史系在该年8月份的一份总结上，谈到这场大字报狂潮时不得不这样写道，”另一方面陈寅恪的社会影响大，眼盲仍多年坚持教学与研究，这引起一些人的同情，故必须讲究批判的方式方法”（同上） 。
后人当为这一段话而哭泣！它是时代对这位孤苦无助的文化老人的一种令人心酸的”施舍”与”开恩”。
即便受到一再提醒，历史系对陈寅恪的分析依然未变：”对陈寅恪的历史学必须批判，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放松……但鉴于陈寅恪解放后没有公开发表过反党言论，还有他在国内外资产阶级史学界的地位，决定不以他为直接批判对象，而通过批判他的徒子徒孙来达到扫除影响的目的”（同上）。7月，历史系专门成立了研究陈寅恪史学思想与方法的小组，为在学术上批倒陈寅恪寻找最佳的突破口，将”先定性后找证据”的粗暴政治斗争手段引入到学术批判中。更大的风暴在秘密地酝酿。
7月7日，刘节在批判”厚古薄今”的会议上再作惊人的发言，他认为”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占”。”历史学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真’，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参阅1958年7月份《中山大学》 (校刊) 及”厚今薄古”运动材料） 。
一位多么可敬的历史学家，毕生信服的是真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信是此之谓也！
刘节成为自己撞上枪口的猎物。两天后，历史系举行了声势浩大、旨在”敲山震虎”的批判大会，集中批判陈寅恪的”徒子徒孙”刘节所散布的”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的资产阶级言论。当代中国在走了一大段弯路之后终于才承认”科学是求真”这一简朴的命题，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浪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而在距今三四十年前，一个普通的中国历史学家，却为维护这一浅白的真理正经受着一场残酷的精神折磨。
7月9日这一天，刘节显然被暗示只要他批判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但相劝者轻视了”真理、师谊、人格”等等因素对一个传统优秀学人的影响力，或许他们从来就不曾知道这些东西比生命犹重的份量。刘节在批判会上作了一次不啻是一个炸雷的辩驳，他认为”批判 (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乾嘉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 （见前注） 。
刘节的反驳，使批判会变成声讨会，与会者愤怒认为，刘节已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完全与人民为敌……
已无需详细描述这场批判会的结局。
甚至在历史回眸的这一刻，也不太敢将目光过多地停留在这位明显具有”殉道”精神的教授那过分孤零的身影；历史无法不洒落为良知而殇的悲泪。敢于在批判台上将1958年的政治运动比喻为清代的文字狱，未知刘节可否称为神州学界第一人？至于公开为陈寅恪鸣不平，刘节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据说，这位已负盛名，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教授，逢年过节到陈宅看望老师，不仅执弟子礼甚恭，而且正式行传统的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
7月中，历史系再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大会。会上对资产阶级的繁琐考证，”自发唯物主义论”、”历史多因素论”等观点作了数天的大批判。人人都明白，这是一场虽不点名，但实质是批判陈寅恪的批判会。
第二轮大字报高峰再度来临。对陈氏著作作过”研究”的青年教师及学生，对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史学方法再作重炮轰击。这次没有点陈寅恪的名，但其意在”批陈”，已是司马昭之心。
在这些大字报中，中国历代学人经过无数实践与探索才总结出来的一些最基本的治史方法被扣上资产阶级繁琐考证等”罪名”而被无情地嘲笑与唾弃。对一套《资治通鉴》滚瓜烂熟，甚至部分段落能背诵的陈寅恪，被说成是”为史料而史料，为考据而考据，根本不指导学生对历史作阶级斗争的分析”；甚至”是用考据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宣扬史料的广博和考证的精深是历史科学的最高境界”。
陈寅恪被描绘成非常可笑的”假权威”与”伪科学”。
据批判文章指称，陈寅恪在讲授”元白诗证史”一课时，从唐开元年间一直扯到清康熙的行宫制度，藉以证明”连昌宫词”所讲述故事的那个晚上，杨贵妃不是给玄宗伴宿，而是和寿王同寝一处。又说陈寅恪反复考证唐朝人是如何喜欢硕大的荷花，喜欢”芙蓉如面”的丰腴，证明杨贵妃是如何得宠于唐玄宗 （参阅1958年中山大学校刊及整改材料） 。
很怪，在批臭”繁琐考证”的”厚今薄古”运动中，神州各地的学界都喜欢举资产阶级的学者如何不厌其烦地考证杨贵妃的种种故事作例子而加以批判。一时”杨贵妃”一词的使用频率，尤胜于当年一些流行一时的术语。这大概是取资产阶级学者热衷于宫闱秽史、情调低下作影衬之义吧。
还有文章称陈寅恪在讲授白居易《琵琶行》一诗时很无聊，其考证俨然一部”妓女春秋”，因为陈寅恪在这首诗中考证出这个妓女有多少岁，在长安是属第几流妓女，甚至考证出白居易到底有没有上其船云云。
幸亏一份当年陈寅恪讲授”元白诗证史”的课堂笔记残页被保存至今，两相对比，后人得窥真相。以《琵琶行》为例，陈寅恪以”一、政治关系：二、经济关系”两方面论述这首诗所反映的唐代历史，议论甚为精辟。如陈寅恪着重指出该诗反映了唐朝的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得以维持，实赖东南财赋，盐税与茶税已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支柱。茶商是当时新兴商人，既非贵族，也非科举出身，彼等财力雄厚，然无礼教、门第及文化。故诗中茶商与琵琶女之结合，反映了这类新兴商人的某种社会地位，实乃社会环境之使然…… （由高守真提供）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些手法在批判中大量运用，成为时尚。据说，1958年的许多批判者，都真诚地相信他们所要批臭的都是应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伪科学”。同是这一代人，在一年前甚至数月前却同样真诚地追求与崇拜着这些”伪科学”。
第二轮大字报与首轮相比，谩骂与攻击减少了，多了所谓的”学术味道”。但第一轮大字报折辱的是”生命之灵”–人格，第二轮大字报摧毁的则是一个教师的精神世界。在莘莘学子的笔下，陈寅恪成了一面应该被拔掉的大白旗，成为误人子弟的”伪科学”。六、七月间”拔掉资产阶级白旗，树立无产阶级红旗”的运动，又使陈寅恪头上多了一顶”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的帽子。
7月下旬，陈寅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见1963年《陈寅恪材料》，广东省档案馆藏），愤怒地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可怜权利。陈寅恪要退休且”搬出学校”，内含一鲜为人知的”今典”。1955年冼玉清被迫退休，随后中山大学有关部门逼令冼玉清搬离学校，终身”以学校为家庭”的冼玉清经受着很大的精神刺激，此官司曾一直打到政协、统战部等单位，直到死，冼玉清依然带着此心病魂归九泉。
陈寅恪两点愤怒的抗议，震动了中山大学整个领导层。据后来历史系传出的话，说陈寅恪不再开课的原因，是陈寅恪自己说过，学生说其”误人子弟”一语伤透了他的心。此一说法，后来成为解释陈寅恪不再开课的原因，历史系被迫以此向学校解释，中山大学亦以此为理由层层向上解释。卓有声望、海内外皆注目的陈寅恪突然离开教坛，无人敢负起这个责任。”让陈寅恪重新开课”，一直成为1958年之后中山大学一个很头痛的问题。直到六十年代初，陶铸仍提起此事，中山大学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四年后，中大为陈寅恪填写了一张”高等学校中有真才实学的年老体弱不能担负教学工作的老师登记表”，上报教育部。据中山大学有关档案）
从1926年陈寅恪以导师身份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算起，到1958年7月为止，陈寅恪服务中国教育事止三十二年。当年，在”重新整理国故”的历史呼唤声中他开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弘扬而献身，并以大半生的努力及贡献，刻下了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意义。许多曾听过陈寅恪授课的学人这样追忆，陈寅恪授课一如他做学问，几近”无一字不无出处”，每一个观点都是他研治历史的独特的心得体会，大部分是他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不相欺，岂止是陈寅恪对莘莘学子的一种尊重，同时还是陈寅恪对为师者这一称号的无限赤诚。三十二年后，陈寅恪却黯然退出了讲坛。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陈寅恪这一悲凉的退出，预示着传统文化的大难临头，已经为期不远了。
荒唐的是，历史系一直坚持说”我们是排他 (陈寅恪) 的课的”（见1958年后历史系历年的有关汇报材料）。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可哀的是，千方百计想令陈寅恪重新开课的人，其目的只是为了减轻压力。而陈寅恪拒绝开课，恐怕是他已感觉到他的学术与他的生命一样，已到了”只欠一死”的地步了。
若按陈寅恪晚年授课惯例，1955年至1956年他开设了”元白诗证史”一课，1957年休息一年，则1958年至1959年应该是他又开设新课的学年。但他的教学生涯终于在这年永远停了下来。十一年前，陈寅恪重返清华校园，第三天便向历史系的雷海宗主任提出开”隋唐史”一课，向中文系提出开”元白诗证史”一课。清华大学体恤陈寅恪的身体，建议其先休息半年再说，陈寅恪一急，脱口而出，”我领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开课”（据王永兴回忆）。当年的清华大学，教授级的老师，一般每年要开两门课。”春蚕到死丝方尽”，对于陈寅恪，丝犹未吐尽，心却已死了。
性格即命运。陈寅恪的命运也许不是哪些人便可造成的。但为了那份历史真实，历史还是记下了1958年陈寅恪三位”顶头上司”的名字：历史系主任杨荣国；副主任金应熙；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王裕怀。

4
在1958年，又有一个人物登场了。这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人物。在这一年，他带给陈寅恪的是一道永难痊愈的心灵伤痕；而他留给我们的，则是一种百感交织、甚难评说的人生。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并非是结构与叙述的布局需要，而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他叫金应熙，一个公认才华横溢的学人。据说，陈寅恪曾感叹过，他最好的学生还是共产党 (员)的学生。未知金应熙在陈寅恪的心中是否属于”最好”的其中一员？
金应熙，1919年生。他生于一个官僚的家庭，其父金章二十年代初任过广州市长，后堕落为汪伪政权的汉奸。正是这一点，使后半生一直雄心勃勃的金应熙未能尽展其抱负。从十五岁开始，金应熙先后在香港英皇书院、香港大学文史学系就读，一直到二十二岁。 （见《金应熙生平档案》）这段经历，令金应煕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治学才华也首次得到展现。他因考试时常获第一名，被称为香港大学的”四大天王”之一。香港大学的这段经历，给金应熙终生的影响。因为1935年，学者兼作家许地山受聘香港大学文史学系主任，金应熙入学后成为许地山的高足。许地山对金应熙的厚爱，在当年的香港大学已成为谈资。金应熙尚未毕业，许地山已预留一笔款子，言明是保送金出国留学的专款。许地山的治学精神也给金应熙很深的影响。二十年后在一份交心检查报告中，人们才惊奇地知道，金应熙原来一直存有”将来香港解放后，自己最好可以回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承继许地山的事业，读完他的全部遗书，在宗教史上有所建树，以报答师恩”（金应熙：《我的检查》，载1958年中山大学”整改运动”材料）等思想。其时距许地山弃世已十八年。
也正是这段经历，令金应熙与陈寅恪开始结下了某种缘份。1940年，陈寅恪应许地山之邀兼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客座教授，金应熙第一次得识陈寅恪。后来有一说法流传，说金应熙是陈寅恪在香港大学的弟子，概源自于此。一九四一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课，金应熙大学毕业，陈寅恪随后也辗转回到内地。
许、陈两人影响了金应熙的一生是无疑的。很多与金应熙同期的港大学生，以后或从商从政，皆春风得意。而这位公认的才子却终生从事清贫的学术研究。从读书与治史的趣味而言，金应熙与陈寅恪有不少相似之处。金应熙同样有惊人的记忆力，据说也懂三、四门外语，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名家荟萃，但作为中青年教师的杰出代表，金氏可称得上是佼佼者。五十年代初的岭南大学曾有这样的传说，要做陈寅恪的学生必须要熟习全唐文与全唐诗，因为陈寅恪指导学生时所引用的材料，一般不会特别标明出处，若不通晓《全唐诗》与《全唐文》，便无法回答陈寅恪的提问。1958年曾有人问金应熙懂得多少首唐诗，金回答”大概两万多首”。闻者无人怀疑回答的真实性。确实也无需怀疑。这位后来被人称之为”金师”的学人。直到死后数年，有一条人生评价是众口一词的，那就是文史知识通古博今。
金应熙大概没有料到八年后能重续与陈寅恪的缘。大学毕业后在澳门等地度过了几年撰文投稿生涯后，金应熙于1945年来到广州，先后在岭南大学附中、大学历史政治学系任教。到陈寅恪南下栖身于康乐园时，金应熙已是系里的一名讲师。昔日的师生，一朝为同事，亦师亦友，命运在这一瞬间闪现出这样的契机：陈寅恪不幸离开给他的学术与文化意识极大熏陶的北国京华，但在他所陌生的岭南，却得遇有可能承传他衣钵的堪造之材。可惜，契机的火花仅是一闪而过。
金应熙当然懂得1949年前后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但理解却与陈截然不同。1950年春，他应召离开蛉南大学调到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任干事。金应熙与陈寅恪的第二次缘份结束。人生似乎已昭示：有第一次，便有第二次；既有第二、第三次的出现便不奇怪了。
当时陈序经校长极珍惜金应熙的才华。金应熙上课深入浅出，历来受学生的欢迎。陈序经为留住这么一位难得的人才，再次使用他的法宝：明令通知将金应熙提升为副教授并加工薪。但提职加薪仍未能留住这位对新时代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者。在金应熙的履历表上，添上了将近三年的一段”干事生涯”。在成千上万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多了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干部；而在学界，则失去了一位很有潜质的学人。
这三年经历的意义还在于：其一，开了金应熙后半生反反复复从校园到社会，从学术到政治不断疲于奔命的先例。其二，从此金应熙失去了学人应有的”宁静致远”的治学心境，无论是于人于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1952年底，金应熙重返康乐园。但已”今非昔比”。重返校园的金应熙，保留了副教授一职，不久任历史系副主任、系党总支支委、副书记等职。从此，”学人的金应熙”与”党员干部的金应熙”处在难以自拔的矛盾漩涡之中，苦苦地浮沉，留下了一段心灵痛苦扭曲的轨迹。
五十年代前中期的宽松，还能使金应熙保持与陈寅恪的来往。在党内，虽无正式行文，但金应熙受中山大学党委的委派跟随陈寅恪习史，则是人人皆知的”秘密”。此时”学人的金应熙”在感情倾向上完全接近陈寅恪。鲜为人知的是，第一个能发《论再生缘》之”覆”的，正是金应熙。在五十年代中期，金应熙已多次在人前表示与《论再生缘》极有共鸣，并能背诵文中陈寅恪的诗句。1959年党内整风，金应熙因此事而受到猛烈的批判，金被迫承认看了《论再生缘》而产生了”俗累终牵”的心态。批判者将此上纲上线为”将党的事业”比喻为”俗累”。令人发笑的是，人们希望金应熙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论再生缘》而不是从”颓废与空虚”方面去理解。
不知金应熙是否与陈寅恪共同探讨过《论再生缘》一文。也许，金应熙的共鸣会给陈寅恪带来一些被理解的安慰？这是今天所知的在五十年代公开表达对《论再生缘》有情感共鸣的唯一一个大陆史界学人。
而作为”党员干部的金应熙”，则要复杂得多。他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能紧跟上形势。六十年代金应熙在交心检查中便这样剖析自己，”我有很严重的跟风意识”（《在”五反”运动中的自我检查》，见《金应煕生平档案》）。这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对金应熙的剖析。现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老人，还能清晰地记得这样的细节：在一些风向还不明朗的政治会议上，金应熙每次赴会都能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何种风向占优，就掏相应的稿子照念。于是，在无需辨别风向的1958年，金应熙做了一回平生甚少做的潮流领头人。
那年初夏，正在北京开会的金应熙，风闻北京大学历史系准备批判陈寅恪的著作，而且是来自”最高层”的旨意，便马上赶回广州连夜组织对陈寅恪的批判。一旦迈出了这一步，以后的步伐则不可收拾了。
陈寅恪至死都不一定知道这一戏剧性的行动，悲剧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
因为金应熙组织文章很有才华，每次运动”刀笔吏”一职都非他莫属。在这个夏天，金应熙再一次扮演”刀笔吏”这一角色。为了这个角色，金应熙将付出多年内心有愧、形象蒙污的代价。
这一年金应熙三十九岁，陈寅恪是六十八岁。

5
1958年10月，广东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登出了金应熙撰写的一篇接近一万字的论文：《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见1958年第10期《理论与实践》） 。
在1958年前后公开在报刊杂志上批判陈寅恪的理论文章中，只有两篇文章最有份量。金应熙这一篇无疑是其中之一。
金应熙太熟悉他的老师了，所批、所论、所证，皆有根有据，正所谓批到了点子上。在他与陈寅恪关系已恶化的数年后，金应熙仍然认为他的”批陈”文章是中肯的，并引证为是自己居功 (指骄傲自满) 的根源（见《金应熙生平档案》） 。可见金应熙一直很满意这篇论文。
今天已没有必要重述金文中的观点。有必要剖析的倒是这篇文章有着不少待挖掘的东西。金应熙在谈到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情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陈先生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陈先生以’元祜党家’ (见他的挽王国维诗)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
熟悉陈寅恪的金应熙却不理解，他这种挖根源式的批判，玷污的正是一种相互信任的人格。当年有幸与陈寅恪为同事、今日仍健在的少数老人，都不约而同谈过这样的细节：如果到陈宅去拜访，碰上陈寅恪心情好，他会愿意闲聊清末民初的掌故以及他的家族。只有少数陈寅恪认为可倾谈的人才有机会聆听过陈寅恪这种”寒夜话明昌” (《王观堂先生挽词》)式的倾谈。这是一种信赖，也是一种友朋间的私谊。金应熙无疑分享过这种”信赖”与这种”私谊”所带来的欢愉。但在1958年，金应熙明显践踏了这种信赖与私谊，将其化作批判的利刃，给了陈寅恪最沉重的一击。
在1958年的众多批判文章中，这是唯一一篇从人生背景揭批陈寅恪的文章。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开始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对陈寅恪的研究，令后人将目光投向陈寅恪所倚靠着的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与历史人生背景。而在三十多年前，金应熙已经捕捉到了这个独特的历史角度。令中国学人脸红的是，这个角度第一次却被用来证明陈寅恪的思想与学说是一种反动。
金应熙的确践踏了陈寅恪的信赖与私谊。在论证陈寅恪的感情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时，金应熙连续引用了陈寅恪数首诗。其中有《王观堂先生挽词》以及那首七绝《文章》诗。金应熙称后者为”讽刺马克思主义”的一首小诗。这也是陈寅恪在1949年后其所谓有政治问题、对现实不满的诗第一次被公诸众，第一次被公开批判。
数十年后，历史的重重深幕似乎隐约被掀开了一角。据说，陈氏这首《文章》当年曾被北国友人”上达天听”，故召至1958年那场指名道姓的批判。金应熙敢于公开称其”讽刺马克思主义”，也许真的内有隐情？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有好几种流传的说法，但实质是相同的：金应熙与陈寅恪的缘份从此结束。
据说：在康乐园大字报的狂潮中，唐筼发现有金应熙很特别的大字报，便将它抄录下来，回家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听完后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
而另一个说法则为：金应熙的论文登出来后，唐筼找来刊物一字一句念给陈寅恪听，之后，情节与前说相同。
从考据的角度，第二种说法也许更有说服力。晚年陈寅恪受到了来自身边学生的最大一次伤害。对于一生最重品行、操守的陈寅恪来说，没有什么伤害比此事带来更痛切的心灵创伤。1945年，陈寅恪在一篇文章中曾极为沉郁地写道：”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1952年，陈寅恪作《吕步舒》一诗，内有句云”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吕步舒为千古留下笑柄的是，他本为董仲舒的弟子，竟”不识”他痛诋的”董文”实乃其师所为。陈寅恪讽刺吕步舒，乃有感于其时北国学人已掉弃”旧学”，追逐新潮，自觉批判本师所授之业，实比两千年前的吕步舒更进一步。令陈寅恪倍感可哀的是，不仅这些都不幸而言中并为亲身所经受，而且陈寅恪那些极富才华、曾深为他赏识的门人弟子，都先后成为他眼中的”时贤”。金应熙无疑是这些”时贤”中给他刺激最深、也是最后一个与之”决裂”的弟子。
下面的叙述，都是曾经出现过的历史场面：运动风头过后，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带着前岭南大学副教授金应熙，上门晋谒前岭南大学教授陈寅恪。金应熙是来负荆请罪。金应熙甚至用了传统的方式–跪在老师面前请求宽恕，请求还做陈的学生（此事当年已为中山大学一些人所知，陈寅恪的亲属亦证实此事）。此细节符合金应熙质感脾性的一面。在五十年代，金多次检讨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谓”喜欢一个人独走，散心时常常想一个人坐着火车游荡，走几个站又下来散散心” （引自1959年《金应熙小传》 (未刊材料) ）。但特殊的岭南大学之情，金应熙伤心之剖白，已不能挽回陈寅恪已经决绝的意志。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在今日了解陈寅恪生平的学人心目中，金应熙无疑属于形象不算太光彩的人。但人生其实要复杂得多。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一个”大好人”，无架子，心地很好。”金师”这个称呼，是后学们发自内心的尊称。至今在一些了解他的知识分子中还流传着好几则令人笑掉大牙的”书生迂腐”旧闻。比如金应熙嗜书欲痴，有一回他到图书馆古籍资料室查资料，看书看到如痴若醉，管理员以为他早就走了，下班把他反锁在里面他也不知晓。又如他平生一大嗜好是下象棋，八十年代初广东棋坛有”五羊杯”赛盛事，金应熙每晚赶到河北区广州城内观棋，有次看比赛太晚，错过了公共汽车的末班车，足足十余里的回校路程金应熙只能步行。谁知校门早关，拍叫不应。金应熙碍于面子不好翻墙进校园，只好在校门边坐等天亮。清晨门卫开门一看，大吃一惊，”哎呀，金教授是你呀!”金应熙苦笑一下顾自而去。
诸如此类，都可以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学人很特别的几个侧影。据说他有两大特点一直让人称道，一是他对人对事很多时候都有求必应，故有”好人”之称；二是他学识渊博，令人心服。但正是这么一个人，却留下了这样一段沉重的历史。
金应熙的遭遇，其实已超越了与陈寅恪的恩恩怨怨而具有某种历史意义。
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学，在中青年教师之中没有谁比金应熙能更深刻地理解陈寅恪史学的精髓。五十年代初曾有人要金将当时正走红的翦伯赞与陈寅恪相比较，金回答说他更崇拜陈寅恪。此事后来被人用作检举材料。金应熙重新归队康乐园后，被学校内部安排为跟随陈寅恪治学。中山大学的眼光还算准确，若”学人的金应熙”能专心追随陈寅恪，历史也许将是另外一种样子。但这是根本不会有的”如果”。身为党员干部的金应熙，要跟随”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研习历史，这是政治开的一个大玩笑。它毁灭的是可贵的人与可贵的灵魂。
1958年初春，学校一些人安排金应熙批判陈寅恪。最初金应熙表示”陈寅恪的学问很大，我根本追赶不上，批不了。”但在组织原则高于一切的压力下，金应熙终于”转过弯来”，很用心地组织了一系列的批判并写了批判文章。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如此，1959年党内整风时，因听从安排公开亮出旗号批判陈寅恪的金应熙，反而被认为内心有倾向于陈寅恪的灰暗思想而遭到指责，并要检讨才能过关。 （见1959年中山大学整风材料）
在风急浪高的政治运动中，金应熙”两边都不讨好”。1958年之后金应熙是否真的没有再踏进陈宅大门今已无从考证了，但从此他与陈寅恪很少往来倒是真的。1960年中山大学成立哲学系，历史系主任杨荣国调到哲学系任主任，金应熙实际上已主持历史系工作。而专门研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杨荣国，十二年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跃而成为中国学界最耀眼的政治”新星”，呼风唤雨了好几年，讵料以悲剧告终。1962年，金应熙正式升为历史系主任，一年后被借调到北京”中俄关系史研究组”，参与了当时”中苏论战”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资料收集工作，直到”文革”爆发。
这位很有天赋、曾受业陈氏门下的学人，就这样度过了他人生的黄金岁月。研习过梵文的金应熙，本对隋唐史很有兴趣，但历次政治运动一起，历史系需开设一些”社会主义史”、”中国革命史”的新课程，金应熙便放下中古史的研究，临时抱佛脚地作些准备又在这些领域走马观花地转一圈。在他精力最充沛、才华渐显的那些岁月，他的才华被销蚀在”救火”、写各类只领风骚数日的文章中。”不能拿出像样的著作，”早在五六十年代已成为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心病 （见金氏《”五反”运动中的自我检查》）。晚年，当金应熙以”工运史”专家、香港研究学者、东南亚研究学者等头衔为历史盖棺定论时，大部分熟悉他的人留下了另一种叹息声：可惜了这么一位人才……
金应熙在1991年去世。
从严格意义上说，金应熙是陈寅恪晚年最有可能光扬陈氏史学事业的一个人。阴差阳错的是，前者走上了被一些情绪过激的人称为”背叛师门”的路。而体现了传统学人可贵品格的陈门老一辈弟子刘节与蒋天枢，偏偏其治学的领域却与恩师有异：刘节晚年醉心于中国史学史；蒋天枢作为中文系的教授，则专长于楚辞研究。北国的一批学人，更因山长水远，连”鸡犬之声相闻”的环境也无法求得了。天欲绝陈耶？
陈、金两人的缘份，命运注定陈寅恪的结局当如此，历史则留下了一个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在人生风雨路上一行行弯弯曲曲的脚印。

6
今天，人们有理由作如是问：如果1958年陈寅恪不是栖身于中山大学，而是在其他地方，陈寅恪的命运又当怎样？
在这年夏季，中国史学界见报率最高的一个名字也许是”陈寅恪”。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广泛宣传了九个年头之后，”资产阶级史学家”陈寅恪在学界依然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声誉。这是”厚今薄古”运动中各类专题报道传出的信息。
全国各地院校的批判内容几乎如出一辙：历史系的老师如何崇拜陈寅恪，如何迷信史料，甚至连那句很流行的话–”只要读通一部《资治通鉴》，即使像陈寅恪眼睛失明了也一样可以做学问”，各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得几乎一字不差。一首当年的”打油诗”，对史学界言必称陈寅恪等权威的现象，作了很有代表性的讽刺。诗云：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援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
（摘自《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 (续辑)，第4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遍视茫茫神州大地，几无陈寅恪可以逍遥安身的桃源胜地。与陈寅恪相识的或不相识的，读过陈氏著作或没有读过的，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在北京，陈寅恪一直怀念的北京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居北平时的史界故旧友朋，院系调整后大部分都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在1958年出了一个”三年级二班研究小组”，在当年第12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份量甚重的”批陈”文章–《关于隋唐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该文在全国影响甚大。同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借”厚今薄古”拉开批判陈寅恪帷幕的，是5月15日郭沫若答复该系师生的一封信。该信后来安了一个标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它就是《关于厚今薄古问题》一文。
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郭沫若给北大历史系的信所引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之一”的郭沫若，向”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陈寅恪发出的挑战。自然，更是时代向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出的挑战。略带偶然的是，时代选中了幸运的郭沫若与不幸的陈寅恪。
有一个郭沫若的老朋友，却没有完全同意在这场挑战逐步走向大批判运动中一些强加给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帽子”。
他就是杜国庠。
杜国庠在1958年秋季气愤地表示，”批陈”是谩骂加打棍子。私下里杜国庠再次表示，陈寅恪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参阅《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一书，第1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另据李稚甫回忆）这话出自一个老共产党员之口，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本世纪初，比很多人早得多。
杜国庠，广东澄海人。1889年生。1907年东渡日本，开始长达十二年东洋求学，寻求救国之道的留学生涯。在这十二年中，杜国庠受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9年，身为北京大学讲师的杜国庠，已经在京华数间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等课程。这是一位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尽管到1928年他才有机会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1919年他自日本归国算起，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及危险的革命工作，一直被人误认为是一个共产党员。入党后的杜国庠，先后以文化人的身份在上海、重庆等地为党工作，与郭沫若、田汉、侯外庐等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这也是一个本质是学人的革命者。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杜国庠竟能治学与从事革命两不误，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被认为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卓越与不凡的贡献”。 （见前注）对于将要叙述的历史来说，杜国庠最可贵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已融汇到他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1950年8月，在杜国庠的主持下，广东第一个社会科学学术团体”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成立。该会不仅广东第一，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创立的地方历史学会。在这个火红的8月，杜国庠初识陈寅恪。这是陈寅恪第一次接触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杜国庠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广东省文教厅厅长。这也是陈寅恪第一次在共产党领导的学术机构里担任职务。在史学会中，陈寅恪与杜国庠、容庚、刘节、梁方仲、商承祚、李稚甫等担任委员。 （见《广东学术通讯》，第313-314期，第36页）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杜国庠能顺利地团结一批南中国的一流学者，已显示其”爱惜人才”的过人之处。
8月的一天下午，杜国庠在兼任史学会秘书、时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李稚甫的引荐下，第一次登门拜访了陈寅恪。杜国庠在一个多小时的探访中没有与陈寅恪触及时事政治等问题，而是大谈魏晋佛教与士人清谈之风。两人谈得十分投契，各自给对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杜、陈两人长达十年的交谊，便在这一刻定下了基调。在陈寅恪的晚年，杜国庠不是陈宅的常客，但陈寅恪仍将杜氏归入知己的友朋一类。陈寅恪这种心迹，在杜国庠去世后仍作为陈寅恪的思想动态被记录下来。
杜国庠的高明在于，他第一次与陈寅恪见面，甚少以关怀的口吻说话，只是将他所看到的一切牢记在心中。回去后，杜国庠马上向广东省委汇报了陈寅恪的情况，并特别指出陈寅恪的生活较清贫，应当加以照顾。（据李稚甫回忆）这也是现在所能知道的、陈寅恪开始为广东省委了解的最早一次。杨树达在195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有如此记载：”陈朗秋书言，杜国庠在中山大学演讲，赞美陈寅恪、容庚。官吏尊重学人，固大佳事，然以容配陈，有辱寅恪矣。” （《积微翁回忆录》，第331页）杜国庠敬佩陈寅恪，是无疑的了。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杜国庠在”摧枯拉朽”的1958年，公开为陈寅恪秉直执言的历史渊源。
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与人品上相互敬佩、相宽容的交往，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思索，诸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术流派间相互兼容与对真理的殊途同归的追求等等。而在”人性”魅力上也展现了很丰富的内存：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反映到治学上，不苛求古人，是杜氏治史论学的一大特点。故在杜国庠生前，郭沫若已将”墨者杜老”这一尊称赠与杜国庠。重现这样的场面，永远都是激动人心的：比陈寅恪犹年长一岁的杜国庠，每次光临陈宅，带去的不仅仅是友朋的问候，还有学术切磋，相互交流的愉快。”博爱”，洒下的是一片真情。
君子之交淡如水。杜、陈两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随着1953年起杜国庠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负责人，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职务，两位老人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在1958年杜国庠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份”时，他已经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如果说这种气愤建立在他对陈寅恪的了解，建立在他对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理解上的话，那么他认为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成份，则来自他对陈寅恪学术成就的认识和肯定。杜国库曾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范缜的《神灭论》，有一年杜国庠探访陈寅恪谈起范缜与《神灭论》，没想到陈寅恪对《神灭论》的评价也很高，事后杜国庠称陈的观点”是合乎唯物主义的”。（据李稚甫回忆）
再往更深一层分析，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尤擅从社会变迁、风俗流变、地理环境、种族文化、人文背景等诸方面考察某一特定的历史现象；而在史学方法上，重考据，重材料分析，于平常与细微处寻找历史的一般规律。今天，历史已盖棺定论，陈寅恪史学遗产之丰盈，已远非”唯物”与”唯心”之争所能概括。而在当年，”有唯物成份”，则是对陈寅恪史学贡献的一种曲折的表达。历史证明了杜国庠具有不凡的史识。
杜国庠是第一个称赞陈寅恪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是第一个由衷承认陈寅恪史学价值的共产党人。在1958年，这样的人很罕见。
杜国庠死于1961年1月12日，终年七十二岁。一个不算高寿的年龄。杜国庠生前”官”至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但鞭长莫及，陈寅恪在那些严冬的季节里未能直接感受到”墨者杜老”的关怀。1961年，距陈寅恪走向最终的结局尚有漫长的八年光阴，但在这一年，他却永远失去了一份虽非时常出现，但总留心角一缕温煦的阳光。
对杜国庠之死，陈寅恪留下了”感到很难过，他说杜老是他的知己，很了解他，别人不了解他” （见1961年《陈寅恪近况》） 这样的哀伤！
“文化大革命”一起，在广东澄海县的杜国庠坟墓被砸烂。可见，好人不仅不一定一生平安，连永别了世界也有可能灵魂难安！
很多时候，历史似乎都是如此？

7
到此，我们可以带点总结性的目光，透视一下本书主人公的生命意义。
五十年代后期，是晚年陈寅恪对现实的看法以及生命个性的一次大展现。它给后人探索陈寅恪的思想、性格、内心世界及感情特征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首先，陈寅恪对”自我生命”的理解，一直为浓厚的”苦难”阴影所笼罩。幼年的陈寅恪一降临这个世界，便感受着名宦之家的盛华，但这种”盛华”只为随后而来的苦难提供了刻骨锥心的鲜明影衬。十岁不到，陈寅恪便目睹了一代世家如梦般消逝，他不可能逃避没落世家子弟惯有的衰败之痛与兴亡之叹。若说这种痛叹在青年时代尚夹杂着”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冲天啸叫的激情，在晚年它则转化为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云雾，弥漫在陈寅恪余下的生命历程中。”老而无成”、”暮齿衰年”、”颓龄戏笔”，甚至”垂死之人”等等这些陈寅恪晚年使用率相当高的词语，不应仅仅看成是陈寅恪的自嘲，实在是对命运无奈，自感虚掷大半生的一种永不甘心的苦吟。
苦难之于生命，可以超脱，可以消沉，可以向某种精神境界皈依，也可以不甘地挣扎。陈寅恪无疑选择了后者。挣扎加深了痛苦。因其身体条件，陈寅恪晚岁后感知现实世界的方式，主要是以其固有的精神世界为出发点。所以，生命的苦难在陈寅恪的晚年已基本上等同于精神的苦难。这一点，在现代中国知名的知识分子中，若不能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也可以说是很”独特的这一个”。于是，名利宠辱于其已有如天边浮云的陈寅恪，往往可以对不赞成、甚至尖锐批评他的学术观点的人以沉默待之，但对他赖以生存的精神世界加以摧毁时便无法掩饰其生命的愤怒！五十年代有数次学术交锋鲜为今人知。中山大学另一位全国知名的教授岑仲勉，多次在课堂上提出不同意陈寅恪某些主张的史学观点，陈寅恪一直保持沉默。（此据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些老教师的回忆）与陈寅恪共居一幢楼房的王起，不同意陈寅恪对《莺莺传》的一些解释，某日得允登门与陈寅恪切磋，四十年后王季思依然清晰地记得，陈寅恪听完他的说话之后没有表态。 （据王起回忆）但批判运动一起，陈寅恪便无法保持沉默了。今天，已没有人会否认，”政治批判”是比身体折磨更甚的一种精神苦难。而这种苦难，从五十年代初起便如恶梦一般缠绕着这位史学大师。苦难带来的愤世之深，带来灵魂的痛苦号哭，因其来自一位文化巨匠而具有了时代悲剧的意义。
其次，陈寅恪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生清高、自傲、自负，有某种优势心理。这对他的晚年影响甚大。在55岁时陈寅恪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负气”的陈寅恪甚至蔑视对劈头而来的政治大浪作策略性的回避，认为这是不与时俗苟合苟同。例如，有学生写大字报奉劝陈寅恪上课时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陈寅恪不屑地说，”请你读一下我的《武曌与佛教》吧！”学生们大批资产阶级繁琐考证，消息传到陈寅恪那里，陈寅恪生气地说，”我的著作都含有自发的唯物因素”（此两例均引自1958年中山大学”厚今薄古”运动材料）这种性格心理在1959年再一次有惊人的表现。面对劝其重新开课带研究生的”说客”，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见中山大学1959年有关档案记录，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此语表面看不乏书生气，实质是孤傲的性格一次痛快的发泄，在重压下的倔强的高扬。
自然，这种宁刚而折，本身已注定了令人垂泪的悲剧色彩。六十岁之前的陈寅恪，似乎已为六十岁后的自己描画了生命的本质–”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以陈寅恪的通识，不可能不知道时代潮流的伟力，但其依然掩饰不住愤怒、生气，可见性格对于生命的深刻影响。拙者的陈寅恪，既没入世也未出世，生命之美在此时呈现的并非是空灵、洒脱，而是一种沉重与坚执。
环视同遭批判的同时代学人，将令我们在比较中获得更开阔的历史眼界。有人面对批判作真诚的检讨；有人反戈一击；有人不得不违心表示要脱胎换骨；也有人历经批判，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形态各异，无不打上了生命本质与性格的烙印。
有些事还应该被提到：一些在早几年便努力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在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仍不能幸免，同遭扫荡……在陈寅恪能感知的范围内，比较突出者便有同事岑仲勉，这位老教授尽管在1958年之前屡次获得”先进工作者”一类的嘉奖，但在这场运动中仍受到严重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