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1959年与1960年之际,还隐伏着许多事件。在这一年,”大跃进”带来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等恶果开始出现,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已露迹象。毛泽东在这一年花了大部分时间研究农业政策。毛泽东开始想纠”左”。但中国这列正奔驰呼啸的列车,如何能随人所愿地紧急刹车?
在康乐园,围绕着陈寅恪曾发生过多幕悲欢剧。六十九岁与七十岁之间,相隔虽一年,人生划出的却是很鲜明、很触目的界线。
1959年春节刚过,广东各地的副食品供应突然紧张。六十年代初中国进入全面经济困难时期,广东不算最困难的省份,但广东是很早感受困难滋味的地区之一。
4月5日前,中山大学的员工学生饭堂还是让人放开肚皮吃,谁料全校放了四天春假之后,4月9日人们一上班开课,即发现每人每日的粮食定量已减为二十八斤。这个变化太大了。这件事刺激之深,三十多年后,原中山大学膳食科老科长仍记忆犹新。
六十九岁的陈寅恪开始进入享受特殊照顾的时期。在数年的特殊照顾时期里,命运的小船一波三折,随着迈入七十岁的年龄,生命的悲凉感愈加浓郁。
继每人每日的粮食定量减为二十八斤后,不久,每人每日的肉量也限为每日五分钱 (半两) ,食油每人每月半斤。
在”大跃进”最火红的1958年下半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曾豪情满怀地号召全省农村实现”三餐吃干饭”。到了1959年5月,陶铸只好怀着内疚的心情在汕头地区公开向全省农民作检讨。浮夸虚报使比较注重调查研究的陶铸也上当。”三餐吃干饭”,数月间就多吃了将近二十亿斤粮食(参阅1959年广东省有关农业形势材料 (广东省档案馆藏) )。温饱本未实现,家底原来就不丰厚,1959年广东各地还遭受了自然灾害,饥饿的威胁像一场恶梦骤然降临在人们的面前。
在这段时期,陈寅恪的生活相当清苦。中山大学几经讨论研究,决定对陈寅恪实行特殊照顾。一场风波就这样产生了。
奉命上门与陈寅恪商量如何补助食品供应的膳食科长敲响了陈宅的门。据说中山大学后勤部门的人一向都害怕与这位大教授打交道,说是”教授脾气怪”。膳食科长没料到陈寅恪听明来意后很高兴,科长告诉陈教授,学校准备每日供应他四两肉类。唐筼每日二两。若到此为止,这份关怀也许会久久地慰藉着一颗凄苦的心灵。可惜科长最后说,”六两肉就是十二个人的份量”。陈寅恪一听,脸色突变,认为科长说话有问题,两人不欢而散。(据中山大学前膳食科长回忆 (1993年10月25日) )事后陈寅恪对陈序经表示,每日六两肉的照顾他不需要。陈序经马上向学校反映,校党委专门为此事开了讨论会。在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膳食科长没有错,有一干部甚至拍桌子气愤地说,”陈寅恪有什么了不起,他能生产一亿斤粮食出来给他什么都可以”。矛盾的焦点就在这里,人们无法理解,对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为何要有这样的特殊照顾!
质朴的人们似乎没有错,一个什么也不能生产的”包袱”,最好的命运应该是处理出去而不是特殊照顾。在那个文化遭践踏的年代,人们有这样的气愤丝毫也不奇怪。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年的知情者已不愿详谈那场据说是很激烈的讨论会。
此事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从不接受嗟来之食的陈寅恪,以他敏感的心灵防备着现实带给他的伤害。以后一些来自真诚关怀的照顾,在他的眼中也蒙上了政治功利的色彩。
那场讨论会陈寅恪永远不会知道。中山大学也没有放弃对陈寅恪特殊照顾的政策,但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劣,特殊照顾亦变得徒有虚名。所有照顾的细节已无从考究了。这是一段现代中国市场供应最混乱的时期,每人每月的食物配给份量已到了一月数变的程度。
在这段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岁月里,在那些最紧张的日子中,香港、澳门等地以平均每日新开张七、八间邮件包裹投寄站的速度,大做海外华人从香港等地寄食品回内地接济亲友的生意。(见1960年广东省印发的有关”港澳动态”材料)多少商家因此而发了一笔大财。这是经济困难时期广东省特有的奇观。1961年7月,陈寅恪也收到了一张寄自香港的食品邮件包裹单,寄件人署名”陈汗亮”,陈寅恪对该名字没有印象。因来件写着”广州市岭南大学教授陈寅恪收”等字样,历史系派人查阅了原岭南大学文学院历届毕业生名单,也找不到出处。陈寅恪让唐筼将包裹单交给历史系中古史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表示拒收这一来历不明的食品。该包裹内有火腿、猪油、面饼、眉豆等食物近二十公斤。(参阅1961年《陈寅恪近况》,原件广东省档案馆藏)在以后数次政治运动的”暗查摸底”中,这件事作为陈寅恪热爱祖国、拒不接受资本主义社会来历不明礼品的例子多次被点出。其实不用提高到这样的境界,陈寅恪不接受嗟来之食,当是性格中必然的事。

2
甚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边中山大学已将陈寅恪列为照顾对象,那一边批判者并未放松对陈寅恪的批判。
在上半年,一场”知识分子是否革命对象”的讨论正在历史系紧张地进行。将知识分子列入革命对象之列,其极”左”的做法,比起当时的社会思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步超前于形势,故此”极左”意识已接近疯狂的人们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场讨论。
荒诞与滑稽,总在历史进程的某些节骨眼上起决定作用,常常令历代的观史者留下了哭笑不得的慨叹。不用说,讨论的结果自然得出了”知识分子实质上是革命对象”的结论。在1959年的康乐园,这样一个”崭新”的结论诞生了。它与北方同样得出如此结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部分师生成”遥相呼应之势” (参阅1958年《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在50年代末,所有中共领导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公开谈话,尚未有”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这一提法。1959年整个国家机器正集中精力处理开始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这个极”左”的杰作一出笼便逃脱不了它应有的命运,热衷于政治的人们很快发现,政治给他们开了一个代价不轻的玩笑。
但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至少确立了这样的意识:老教师是教育革命的”包袱、废料”,年青教师对其应”取而代之”。一些当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汇编”记载着,即使遭到批评,极”左”的人们仍耐心地寻找着将老教师”卸包袱”的机会。1960年提倡”节约劳动力”,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古史教研组再次提出将该组包括陈寅恪、岑仲勉等人在内的六位老教师”全部处理出去”的方案。(见《中大历史系整风运动中检查知识分子政策综合材料》 (第1、2期),1961年4月,广东省档案馆藏)读着这样的记载,令人一直不能释怀的是,小人物在政治上的发明创造,有时也让人叹为观止。
正义终于艰难地现了一下身影。
1959年9月,中山大学开展党内整风运动,极”左”的人们终于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历史系的负责人在9月下旬的整风扩大会议上被迫作了检讨。昔日的批判者终尝到了被猛烈批判的滋味。(见中山大学1959年”整风运动”材料,中山大学档案馆藏。以后史料出处如相同,不再标出)
历史系的极”左”做法,在整风运动之初便直接受到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的点名批评,认为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掌握不稳,对知识分子采用简单压下去的办法”。”陈寅恪遭批判”的例子是历史系被点名批评的导火线。在历史系负责人的检讨中,被迫承认”批陈”是违反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拒不执行党委的决定”。检讨者同时坦白承认,”我自己很差,其实马列经典著作我一本也没有看过”。
历史留下的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没有看过一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人,却在局部范围内领导了一系列打着马列旗号、视马列片言只语为紧箍咒的政治运动。相形之下,四十多年前已在欧洲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原版著作的陈寅恪,显得很可怜。当然,这同样是中国历史的可怜。
无知者很多时候不必等到吞吃历史恶果的那一天,而在当时就要付出人生代价。1959年历史系遭点名,两年后知识分子关系再度出现缓和,历史系又被广东省委统战部门点名批评。这一次是”旧帐新帐”一齐算,五十年代极”左”的做法遭到了否定。也多亏当年这种”新帐旧帐”一齐算,它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历史的原貌。
但毕竟这只是一场党内整顿工作作风运动。事毕,负责者依然负其责,对资产阶级思想继续批判斗争的教育革命方向丝毫没有改变。在未来,展现历史的笔调继续沉重,千篇一律的”批判斗争故事”将显得单调,使人乏味。–但没有办法,历史原本就是如此。

3
奇寒的1960年来到了。
当代中国人永记心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进入了最严峻的关头。也许信奉”精神可以战胜物质”,1960年1月,神州直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是全国亿万人投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使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见《毛泽东大辞典·附录》,第190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毛著”、”毛选”等等专有名词,正是在这个连接着国家经济危机的跨越两个年头的残冬,开始成为中国大地最神圣、也最流行的词语。今天看这段历史,人们当然还能发现很多的历史枝蔓。1960年的严寒,还象征着中国与”老大哥”前苏联的交恶,还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突然增多了一顶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戴上的”修正主义”的帽子。
1959年,陈寅恪夫妇及两个女儿在广州”凌烟阁照相馆”留影。右一为姜凝
“战鼓震天,万马奔腾” (引自1960年5月份中山大学校刊),借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批判修正主义的东风,中山大学历史系重燃狠批资产阶级思想的烈火。但被批判者却明显老了!仅隔两年,人们已听不到陈寅恪那凝聚着生命痛苦的勃然大怒,也听不到刘节、梁方仲等人有力的辩驳。生命也许只度过不长的两年时间,陈寅恪们的心理年龄却已衰老了很多很多。1960年,刘节不过是五十九岁,梁方仲不过是五十二岁,陈寅恪是七十岁。他们都有了对于一代学者来说很悲凉的日暮途穷之感。
缺少挑战对手的战斗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没有抗争也没有不服,绝大部分教师主动向求学者兼批判者交出自己的授课讲义,主动向他们交待讲义中有哪些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哪部分引用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话等等。甚至有些教师还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的思想的来龙去脉,介绍了自己1949年之前发表了哪些资产阶级学术论文,以提供同学们批判时作参考(又叫”提供炮弹”) (见1961年4月29日中山大学校刊) 。
现代中国的政治运动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每一场运动都有一些新发明。1960年这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也有一项新创造,其名曰”教学检查”与”教学搜索”–搜索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与两年前相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根本驯服,噤若寒蝉。五七、五八年的抗争已经不复见。随着授业者主动提供炮弹让批判者更好地批判自己,中国学人最后一丝自尊与独立的品格已荡然无存。虽然”臭老九”一词要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出现,但知识分子毫无地位,知识分子品性中的懦弱、夹起尾巴做人等等弱点,在这一年已见雏形。可怜的学人们似乎不应受指责,但总有些东西要受指责的。困难的是,直到今天,历史似乎也不易将批判的利刃明确地指向哪一方。等待一个公正的历史批判,人类也许要耗费很长很长的时间。
耻辱再一次出现。搜索”中国史学史”一课的小组,拿着刘节的讲义竟无从下手。中山大学的校刊在当时即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已是高年级的历史系同学,”古文基础较差,过去又没有学过这门课程 (指‘中国史学史’),打开讲义一看,都是古文字,看了半天,仍不知所云”。 (见前注)刘节不合作,其他学人却可以合作。在”集体力量支持下”,在众人分工苦攻下,”不但彻底摧毁了那部唯心主义体系的’史学史体系’,而且,大家动手,在’五一’节前写出一部崭新的’中国史学史’,向群英会献礼”。(见前注)
这是历史的实录。没有加工的成份!
读”史”至此,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刘节很侥幸,没有被点名,但历史系每个人都知道,被彻底摧毁的那部”史学史”,是刘节中年后苦心经营之作。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场”搜索”运动中都没有被点名,并非是极”左”的人们心慈手软,而是毛泽东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中作了如下的批语:”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毛泽东的批语写于1958年12月27日,到1959年陆续传达到各地。但此批语显得针对性不明,未能遏抑各地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的,已成汹涌之势的”宁左勿右”思想。
没有被点名的学人甚至比1958年还要胆颤心惊,”教学搜索、检查”的结果,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各个课程的讲义中共搜出问题三千三百多条。这些问题一言概括之,就是”以帝王将相为纲,忽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巨大的作用”。三千三百多条问题被揭露,历史系庆祝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取得了”又一场胜利”。一年后,在广东省委统战部对中山大学历史系极”左”做法的批评中,为人们揭示了”又一场胜利”的丑陋真相。在1960年上半年的”教学搜索”中,历史系采用了”大搜查,打麻雀,一网打尽”的方法,公开批判说老教师的讲义”连大粪都不如”,”放在厕所也发臭”(1961年《中大历史系贯彻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一些材料整理》 (第2期) )。如许字眼,再抄一遍,亦觉有辱笔端。这岂止是生命之辱,文化之辱!掩卷泣啼,宁不悲恸!
幸亏陈寅恪在这个”教坛变作祭坛”的舞台上早已抽身离去。他已经无力抗争,也无力维护。生命的衰老在他迈入七十大关之后加快了侵蚀他机体的速度。他面临着的是反复的病痛,饥饿与清贫的逼迫,以及精神上的萧杀与窒息。”草间有命几时休”(见《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井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诗),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生存,已成为60年代初陈寅恪最迫切的人生问题。

4
即使在清一色的严寒世界里,生命的生存依然是多彩的。在叙述到这段历史时,不能不加插一段题外话,不能不把目光投射到距东南区一号不远的一幢楼房里,投射到一个同样是赫赫有名的名叫梁宗岱的教授身上。他展现的是另外一种生命的状态。与陈寅恪沉重的命运相比,梁宗岱的诗人气质显得很质感与易遭吹折,留下了永远令人伤感的话题–关于诗的毁灭,诗人精神世界的枯干。
有如茫茫夜空中很明亮的一颗星,梁宗岱曾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与诗坛,成为一个”横空出世”的才子。但五六十年代后,才子的才气逐渐消失,才子的英名逐渐被淡忘。梁宗岱也许甘于寂寞,但历史不应忘记曾有这么一个人,曾有这么一些忧伤的故事。
梁宗岱,广东新会人。1903年生。在他1955年9月进入中山大学之前的五十年人生中,他将一个诗人所应有的传奇人生演绎到了极至。十五岁时梁宗岱便开始展现其罕有的天才。这一年他第一次离开乡村进入大城 (市)求学,就读于当时广州的名校培正中学。该中学当时用英语上课。从对英语字母ABC也认不全,到最后夺得该校英文比赛第一名,梁宗岱只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在这段时间,梁宗岱同时获得”南国少年诗人”的称号。(参阅甘少苏:《宗岱和我》,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在这一点上,梁宗岱显然比别人将生命延长了好几倍。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他已带着对生命的不满足,远涉重洋去寻找新的生命了。在那些诞生浪漫与狂想”诗神”的国度里,梁宗岱的生命畅快达到了诗人的最高境界。在六、七年间,梁宗岱先后在瑞士、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漫游或求学,写下了他一生中最灿烂的一页,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诗人在欧洲展现才华最动人的一页。
这位任性任情的才子在法国时显然也令法兰西人折服。巴黎的文艺沙龙向梁宗岱敞开了大门,严苛的评论家将毫不吝啬的赞美与欣赏都倾泻在这位瘦削的中国青年人身上。因为梁宗岱对诗歌中的生命感悟以及对法语运用的娴熟,使人误以为法国文坛又出现了一颗新星。
在这里已没有必要详细叙述三十岁不到的梁宗岱,如何与文豪罗曼·罗兰、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等人结下了情感很深的异域之缘和忘年之交,也没有必要细说梁宗岱前半生的学术成就。值得一说的是,在1955年9月,时年已五十二岁的梁宗岱,在历经十余年曲折与坎坷的苦难之后终于重返高等院校的讲坛,为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再添一景。
五十二岁的梁宗岱来得正是时候。他没有碰上”批胡适派”与”肃反”,他碰上了1956年知识分子的大好春天,他很快被评为二级教授,并进入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中山大学一批知名教授。但也可以说梁宗岱来得不是时候,两年后他成为外语系火烧的一面”大白旗”。
梁宗岱在1958年之际成为一面”大白旗”,实在是气质的必然。这与陈寅恪被批判是一种文化价值取向的必然相比,似乎没有太沉重的东西,但于人生而言,它所揭示的同样是”残酷的摧毁”,以及摧毁所带来的残酷。
1958年的初春,梁宗岱已成为校园众矢之的的人物。他的”天才教育论”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在随后的交心书中,这位崇尚”天才”的教授不得不作深刻的检讨,”所谓天才教育主义。我认为大学教育专为培植专门人才。十个学生中只要培养出一、二个优秀学生便尽了教学的职责了。其他学不上,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该入大学”。(见1958年6月份《中山大学整改工作简报》)据说,这种”天才论”梁宗岱几乎时时挂在嘴边。应该承认,一个才高八斗的人,他当然有资格俯视芸芸众生,发出一些”狂言”。
诗人的翅膀终于折毁于狂风暴雨之下。梁宗岱在课堂上津津乐道歌德、拜伦的轶闻轶事,被揭批为经常在课堂上当众讲黄色下流的故事和当众侮辱女同学;梁宗岱醉心于法国象征派的诗作,每次讲课都沉浸在一种对诗与文学的狂想中,被斥为散布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部分的学生无法欣赏这位曾被保罗·梵乐希称之为”操着一口很清晰的法国语”的教授那标准的法语发音。以至梁宗岱因”毕业班的学生连一些英国著名的大作家的名字都不懂” (见前注)而发出的感伤,也被看成颓废没落的思想加以批判。
诗人沉默了。人生在这一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1943年时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梁宗岱,在广西百色宣告与一个粤剧女伶甘少苏结婚,引起了当时主要集中于四川、广西等地的全国学界的哗然。世俗社会无法理解一个堂堂的知名教授会与一个女演员结合。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教授,从此竟抛弃了学界,抛弃了他生命价值所在的事业,归隐于广西,开始其商贾生涯和对中草药的研究。 (参阅甘少苏:《宗岱和我》)十五年后,虽没有辞去教职的梁宗岱,心灵再一次回归”自然”。梁宗岱特意在他的住宅前辟出一块园地养鸡种菜种中草药。最兴旺时饲养的鸡、鹅、鸭竟达七八十只之多。取得经验后,梁宗岱又开始养猪。在当年一些”知识分子情况与动态”的材料上,留下了时人对梁宗岱此举的不解、震惊和愤怒,斥之为”对抗运动”的一个新花招。 (参阅《梁宗岱小传》(未刊档案材料) )但已无心在教坛”放毒”的梁宗岱依然我行我索。自此,一个懂数门外语的教授实际上已慢慢隐去,而一个在中草药研究中获得生命快感的人,开始以”济世行医”的面目出现。
在五六十年代之际,梁宗岱第二次抛弃了他生命价值所在的事业。他的一生,其学术成就与文学贡献,主要在前半生奠定;在后半生,他的才华,他的精力,尽消磨在”我的制药经历 (梁宗岱语)”之中。”诗的生命与高贵”,消失得很平淡,很难令人置信。但也消失得很真实!
即便如此,在强大的压力下,诗人天生的”高贵气质”仍如巨石下不屈的草丛,不时顽强地表现其生命力。直到六十年代前期,梁宗岱的口头禅仍是”老子天下第一”。当年的批判文章记载着梁宗岱七十多个”老子天下第一”的内容,诸如喝酒第一、体育第一、种菜第一、气力第一、制药第一……
在后人看来,这位学人数出此类第一时,那是一种笑中带泪的幽默。因为,他的”天才”原不是为喝酒制药种菜等事而生就的。只有在下列数说”老子天下第一”时,诗人的才气才有如虹光一般夺目:梁宗岱在课堂上多次说,”莎士比亚研究全国我第一,法国现代诗的翻译全国我第一,教学我第一,学问我第一,浮士德的翻译我第一……。”(见《中山大学整改工作简报》)
五十二岁之后的梁宗岱据说只服两个人:一是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一是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1960年陈寅恪在住宅前草坪留影
六十三岁以后的梁宗岱,在”文革”时惨遭肉体折磨,多次被打得死去活来。早年,诗人感受着步入诗的天堂的快乐,灵感若喷泉。晚年,诗人经受着地狱般的苦难折磨,但诗人再也写不出愤怒的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