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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吴宓不是8月底访粤，而是10月底或者还要稍后一点访粤，吴宓与陈寅恪重逢的五天，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吴宓南下探视挚友来得早了一点，他没有看到很感人的一段日子。这段日子似乎可以改变陈寅恪生命中的某些东西。
为了这段岁月的来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足足准备了半年。从1961年2月份开始对广东知识分子情况进行摸底，到9月份，陶铸终于掀起了他精心布置的第一场”知识分子问题”的风暴。
1961年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广东省委召开的座谈会。应邀赴会的有在广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有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广东省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陈寅恪也在受邀之列，但他没有参加这次盛会。（见”陶书记’参加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邀请名单”，未刊档案材料）
这是一次被广东知识分子称之为”久旱逢甘露”的座谈会。9月28日广东省委召开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六十年代初的中国是空前的，但没有绝后–半年后周恩来、陈毅等人在广州参加了”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并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两个会议被称为六十年代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里程碑。
在9月28日的座谈会上，陶铸作了一次感情充沛、马上引起争议的演讲。摘录该演讲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内容，今人读之，数十年前的情景恍如昨天刚过。陶铸云：
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信任不够。……现在我们是要把团结提高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关心。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比一般人多读了一点书。中国有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有些道理的。……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能谈得上新的团结。……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红透专深”这个提法陈毅同志不大同意，我也有同感。什么叫红透？红透就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是不是就红透了？我就是没有红透的，我还不敢有这个要求，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专家呢？（见《陶铸在省市高等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原件藏广东省档案馆）
陶铸说得铿锵有力，回肠荡气。广东科学馆的会场内回荡着”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的声音。不少人当场流下了眼泪。
1958年以来高校的各类政治运动，在陶铸的讲话中基本上被否定。
十二天后，陶铸在其亲自筹划召开的”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再次发挥：
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们(指在场的高级知识分子) 现在只有二十四斤米 (不到五斗米)还是跟着我们搞，所为何来！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很差，精神上也对人不那么尊重，人家还有什么想头呢！（见《陶铸在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报告》，原件藏广东省档案馆）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桂冠”。
半年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毅等人肯定了陶铸这一做法，并在全国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脱帽加冕”开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曾任职于东北野战军的陶铸，具有打大战役的气魄。短短三个月时间，先后在广东召开了五次大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先后有两千多人直接参加了会议。如同打一场战争，陶铸的构想是要”层层发动，人人传达”。10月10日，陶铸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在广州及从化温泉主持了一次”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及广东五省区的”高知”代表共一百零二人汇集广州然后移师于从化温泉，倾听了数场”尚不敢相信、尚未回过神来”的报告。
在六十年代”经济困难”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两张大网罩得知识分子快要窒息的时候，陶铸刻意要营造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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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最关心的是，在寒暖流来回劲吹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反映？
数千名三十多年前已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今天仍在世的已很少了，但时人还是把当年这一批精英的心态详细地记录下来。这恐怕是六十年代最真实、最无任何修饰的一次记录。营造春天的决策者需要知道知识分子真实的内心想法。
在广州，9月28日陶铸讲话的精神广为传达后，”许多与会者痛哭流涕”，（见1961年《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简报》及《陶铸同志讲话传达后高校知识分子的反映》等材料）比喻为久旱逢甘露，当场”表示今后对党要鞠躬尽瘁”。各高等院校”一片振奋”，”众教授表示是枯木逢春”，”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政府这样照顾知识分子”。甚至有人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
多么可敬的一群中国人！也是多么可爱的一群中国文化脊梁。当”痛哭流涕”等词出现在严谨的档案记录之中，后人完全可以尽情地想象在那些传达报告的会场上，群情是怎样的激奋！令后世者也当流泪的是，这一群实质上已等同”枯木、废料”，快将被”处理掉”的学人，竟马上表示对国家对党要鞠躬尽瘁，更有不少人当场反省自己的不足，”知识分子也要检查自身的不足，要更好地改造自己，才能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党给足了知识分子面子，我们也该想想自己是否称得上是国家的知识分子”！ （见前注）
历史有多么的相似！这样的场面太熟悉了。几乎在每一个朝代，在每一部煌煌的历史书中，都回荡着饱受委屈的的忠良，仰对朗朗乾坤发出的”恨不能肝脑涂地，以报国报君恩深于万一”的痛呼。也许，因了这种数千年不绝如缕的痛呼，古老的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无论历史在它的身躯上刻下了多少的风霜，留下了多少的创伤！
一种更通俗的说法开始传颂：”听了陶书记的报告，比吃十斤猪肉还有用。”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每人一年也摊不上一斤猪肉。
十五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代中国开始进入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时代。为此，亿万中国人花去了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平反，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1961年底的广东，那一场平反浪潮(之所以不称”运动”，那是因为这个字眼太令人惊悸了)，不知可否算”风景这边独好”的一景？
广东省委指示，必须大张旗鼓地把整个知识分子工作带动起来，将座谈会精神传达开去，对党外人士的问题，要逐条加以研究处理，做到件件落实，有交代；对知识分子要搞好政治平反和安排两个环节，批判错和处理错的，要平反和恢复名誉。
即使在今天来看，六十年代有此措举，仍不失为大手笔。
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各类座谈会上都提到了陈寅恪受批判的事。但有相同经历的人太多，陈寅恪未成为中心焦点。
陶铸既要知识分子听报告，也要知识分子有猪肉吃。10月上旬，陶铸对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作出了让广东两千名高级知识分子铭记终身的指示。兹将该”指示”摘引如下：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六一年十一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一斤，每户补助粮食十斤(后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一斤) 。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百把两百人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二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便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丰富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原件藏广东省档案馆）
陈寅恪作为”一流著名学者”被重点点出。这意味着在广东两千名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恪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是准确的。
细研这份三十多年前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有关指示，令人有无限感触。为知识分子出书出学术著作在当年已成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关怀的一个体现，何曾想”出书难”至今仍困扰着中国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当年出书难也许还有极”左”的因素，今天出书难则是知识与文化的贬值，学人面临的是另一种苦困。数十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就是这样在种种苦困中痛苦地生存着。
从1962年开始，广东多了几个休养风景区，著名的便有西樵山风景区，罗浮山风景区，肇庆鼎湖风景区及新会圭峰山风景区等。这些风景区的建设，得益于陶铸关于让知识分子有休养场所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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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区一号楼前的草坪绿得油亮。
没有参加任何座谈会、也没有痛哭流涕的陈寅恪，在岭南这个金黄色的秋季笑得很舒心。
10月14日，中山大学一位叫梁彬的老校工，替陈寅恪买回了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特别批准供应给陈寅恪的副食品。这一天距该小组向广东省委汇报陶铸关于特别照顾陈寅恪等人的指示只相隔三天。（该汇报藏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省委的决定在高速地贯彻与执行。
10月16日，梁彬与学校总务处的一名秘书将三十斤面粉、十斤面条、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二斤白糖亲自送到陈宅。陈寅恪夫妇高兴地接待了”彬叔”等人。这天距吴宓离开广州刚好四十二天。
老校工对陈寅恪说，从昨天 (15日)开始，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三支，并询问”三支够不够”。陈寅恪高兴地回答够了。陈寅恪说，他的身体”较适合吃牛奶、面包，面包因为发酵过，所以很松软”。（见中山大学《统战动态》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刊文）
这天秋阳很灿烂，陈寅恪的心境也很灿烂。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像这样与陈寅恪”拉近距离”的绝好机会，学校却连一个科长级的干部也没有随同前去”慰问”。
从此，梁彬与陈家来往渐多。他每天都要进城到位于广大路的广东教育局去取华南农学院送来的鲜奶，早去早回，然后分头派送。开始，只有陈寅恪、姜立夫、许崇清、陈序经、冯乃超等人可以享受这种特殊供应。后来经济形势渐好，中山大学一批二级教授都能享受这种供应，但只有陈寅恪一人能享受每日三支鲜奶。
梁彬成为陈家的常客。现年已七十多岁的梁彬仍清晰地记得，有时他去陈宅送鲜奶，若碰到陈寅恪在客厅，陈便主动呼他”彬叔”，招呼他上楼坐。有好几次唐筼想到广州城内见海外客人，陈寅恪找来梁彬，说，那就让彬叔陪你去吧！所以深为陈寅恪信任的梁彬，好几次陪唐筼上过当时广州最负盛名的宾馆”华侨大厦”。梁彬办事勤快，忠心耿耿，抗战时已服务于中山大学，数朝元老，本色朴素，这也许是陈寅恪愿意其参与一些家事的原因吧，世人谓”陈寅恪不好接触脾气大”，梁彬与陈寅恪的交往，提供的是另一种例证。
梁彬回忆，他为陈宅送东西直到”文革”开始时才结束。
从1961年11月份开始，广州粮食局特别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面条及食油的配额；广州第一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穿与用的物品配额；广州第二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副食品的配额。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恪享受到无人能比拟的特殊照顾。
只是在那些困难的年月，享受特殊照顾的还有一批人，还分成很多的等级，与这些人相比，不知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魁首”陈寅恪，可算第几等级？
至今尚未发现有任何人向陈寅恪如陶铸所说的那样–”对于过去批判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想来这是非常尴尬的事。当年”批陈”，除了贴大字报，大部分时候是暗中批，也没有对陈寅恪实施过什么错误的处理。平反与道歉，便无从说起。
但这些都已无关紧要了。
1962年2月4日，正是旧历辛丑年除夕，陈寅恪有《辛丑除夕作》诗，有句云：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
诗句不失诙谐幽默。十五天后，也即旧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陈寅恪作《壬寅元夕作，用东坡二月三日点灯会客韵》诗，有句云：
江河点缀承平意，对淡巴菰作上元。
七天后，也即1962年2月26日，陈寅恪作《壬寅元步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诗，有句云：
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4月3日，陈寅恪欣赏过广州京剧团新谷莺等人的演出后再一次赋诗，有句云：
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
在短短数月间，在陈寅恪的诗句中比较集中出现了”点缀承平意”，”春与人同暖”等比较平和的句子，在陈寅恪的”诗篇纪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上甚为少见。
1962年2月14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前往中山大学探望陈寅恪。竺、陈两人相谈甚欢。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追述：
寅恪他住原住的宿舍二楼，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吴副院长与彼乃二十五年前联大老同事，与其夫人亦相稔。……谈到英国，云人只知英国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的汉简，而不知奥里斯坦 (Aurelosteim)初发现莫高窟时，取了许多西藏文的稿件，对于唐和吐番史料尤可宝贵。其初存于印度政府机关 (Indian office)，现不知在何处，曾函科学院图书馆，但迄无回信。我允回京后为之一查（《竺可桢日记》，第4册，第590页。竺可桢与陈寅恪，早年同在复且公学求学，是”同桌读书的人” (唐筼语) ）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
“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这是同时代人对1962年初陈寅恪的精神面貌最传神的一次描述。至此，在1961年底开始的特殊照顾，犹如雪中送炭，暮年人生恍似夕阳西沉时天际突然掠过一片耀眼的彩霞！
那一份心头之暖，在顷刻间亦令陈寅恪干枯的双眼泛起一片湿润。如果此刻他的心头涌起对这个世界、对苦难人生的点点宽容及释怀，那么在他的余生中这份暖意则是最后一次涌现了。
这是一段后来被中山大学称之为”陈寅恪心情较为舒畅的时期”。
若说提到陈寅恪的晚年不可能不说到陶铸的话，则这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1961年之后以他的权力，改变了陈寅恪晚年的部分命运。但陶铸无法改变陈寅恪命运的”苦寒”色彩。

4
这是一节很值得探讨的历史。
陶铸为何在1961年在中南地区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振荡？与陈寅恪并无历史渊源的陶铸为何一再对陈寅恪”优礼相待”？
从时代背景看，经济衰退进入最困难时期的1961年，已到了非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不可的关头。继3月份的”广州会议”之后，5月21日，毛泽东又在北京主持了二十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该会议讨论了多个议题，其中便有一向不太为后人所留意的一项：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50页）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特别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必须纠正。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9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又称《高教六十条》)。此条例有多项规定，其中有数项指出，必须”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提高学术水平”等等。 （见前注）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陶铸在九、十月间调整中南地区知识分子关系的理论依据。
但陶铸公开倡导向知识分子赔礼遭歉，公开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这一步毕竟在当时超前了许多。当时陶铸最高的职务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他的倡导与建议在全国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但将60年代前朝最早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功劳归于这位湖南人，大致是不错的。
这位1908年生于湖南祁阳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共产党人，一生其实与学术并无太多的牵连。他十三岁辍学当商行学徒，十八岁成为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一年后便投身武装革命运动。从此奔走呼号，逐步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陶铸后半生的经历中，第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位职业革命者对文化与知识的贡献，是1949年初陶铸在北平奉命组建南下工作团，准备随南下解放大军将文化人才撒遍大江南北。不到一个月时间，陶铸在北国便组织起一支主要来自平津大专院校过万名知识青年的南下工作团。这件事给陶铸印象太深了，十四年后他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再次提起这件事，说明管理学校与学生，主要是靠深入到学生中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这件事的成功，表明这位大刀阔斧式的人物以后在知识界将有一番作为。据说，陶铸在1949年为了招到”兵马”，曾多次在北京”全聚德”饭店宴请当时京华的一些知名教授，请他们动员学生参加南下工作团。
这是陶铸与学界精英打交道的第一例。
1951年，四十三岁的陶铸来到广东，出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随后，开始了他主政广东十余年的历史。
五六十年代的广东，有一批在全国也是知名度甚高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粤剧名伶红线女及马师曾，1955年从香港回到广州，第二年即率广东粤剧团晋京演出，毛泽东等人前往观看。以后毛泽东数次南下广州都观看红线女的演出。同年5月14日，周恩来亲笔为红线女所在的剧团题了词。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州的珠江游泳完毕，即在游船上宴请了红线女。 （见《毛泽东在广州》）陶铸在”文革”前对红线女、马师曾的关心照顾，为广东文化界人士所共知。
此外，在广东的全国知名专家还有向以”稻种之父”著称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在50年代为消灭血吸虫作出过重大贡献、曾先后三次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寄生虫学权威陈心陶；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陈焕镛等人。
当然，还有史学大师陈寅恪。
这些，都是广东之宝，也是中国之宝。
独当一面的地方官，任谁都不会忽视这些”国宝” (陶铸语)的存在。但仅仅是这些，尚不足以解释独特的历史现象。
与这些学人接触，陶铸体会到”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大跃进”时，各地拼命”放卫星”，热得也可以的陶铸希望水稻种植权威丁颖支持广东”放卫星”。耿直的科学家坚持说那是不可能的事，陶铸恼了，公开在会议上批判丁颖”右倾”。谁想很快真相大白，”卫星”放到广东全省当年年产量达一千亿斤粮食这样的程度。实际上连同其他杂粮算在一起，这一年广东粮食产量勉强只有三百亿斤。结果1959年广东出现”大粮荒”，陶铸公开作检讨。在这点上陶铸倒有气量，公开承认没有听丁颖的话。（参阅1959年广东农业形势有关档案材料，广东省档案馆藏）
对陶铸关于”知识分子”概念产生影响的，也许还有这么一个略具传奇色彩的人，他就是当时的华南工学院院长、一级教授罗明燏。罗明燏，广东番禺人。这位曾赴英国、美国进修和考察过航空工业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大兴基础建设的年代，成为陶铸身边一位常常能医治”奇难杂症”的高手。比如五十年代台湾国民党的飞机常从广东汕头一带飞进大路，广东沿海急需修建新机场。当时主持其事的苏联专家设计的方案耗时且工程费用高，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某日陶铸驱车亲自将罗明燏从广州接到施工现场，不知底里的罗明燏身上仅带了一把计算尺。经过现场勘查，罗明燏提出了一个快捷省时省工的大胆方案，当场进行论证与试验，两相对比，结果采用了罗氏的方案。最后，工程完工交付使用，不但节约了一笔巨大的工程费用，而且节省了时间。此事在广东学界传为佳话。
若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角度去看，则这一群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很鲜明的爱国意识和高洁品格。
陈心陶，三十年代初即获美国啥佛大学病理学博士学位，四十年代后期再赴美国从事蠕虫免疫研究。1949年10月应陈序经之邀，从美国返回岭南大学任教。此举一直被共产党称赞为最可贵的爱国行动。
陈焕镛，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二十年代主持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三十年代先后在世界植物学会一些机构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并被一些外国植物学会聘为名誉会员。1949年从香港回到广州。陈焕镛一生发现植物新种百余种，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罗明燏，二十岁刚出头便为”南天王”陈济棠、林云骇等人看中，大加培养，先后主持广东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及兵工厂的投建，若要暴富，”陈济棠时代”已有机会。但直到走完坎坷的一生，这位学人仍两袖清风。四十年代中，罗明燏曾率团赴北美考察美国与加拿大的航空工程，1947年便回到祖国，出任中山大学教授。
姜立夫，中央研究院首任数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从台湾辗转归返大陆，真诚地拥护新的社会。
陈寅恪，1949年前后谢绝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安于栖身康乐园，潜心著述，毅力惊人。
…………
这是些有多么相似的人生。他们的”恋土情结”，他们对中国文化情感的一致，已揭示了这么一点：比起封建时代的学人，现代学人的文化人生所呈现的历史意蕴要丰富得多。在大一统时代所缺乏的开放与比较的对照下，现代学人们最终仍归依本土文化，这可以说他们续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一章，新添了前所未有的内容。
只有对他们有感性的理解，具体的接触，陶铸才有可能发出”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这样的感叹。
在以后，陶铸还将继续照顾”国宝”陈寅恪。
但以后每一次照顾出现的前夕，都是陈寅恪又多遭受新一重灾难打击之时。故特殊照顾很动人，但苦涩的味道也很浓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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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尘封的一段史实还未述及。
陶铸”脱帽加冕”的做法，并没有获得”一边倒”的喝彩声。几乎是在知识分子痛哭流涕的同时，来自高等院校的一些党员干部的怀疑声与不满声，开始反馈到广东省委。最大的怀疑是，”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牺牲了原则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更多的直观感受是”他们又翘尾巴了，又讲怎样对待我们的学术地位等等，什么狗屁都放出来”。（见1961年《高校党员干部对陶铸同志报告的怀疑》等材料）这些话都是摘自历史档案的实录。
这些认为陶铸”过高估计了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人，其实绝大部分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甚至不少人还是在民国年间的旧制大学毕业的。若按”出身、经历”来划分，他们同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58年还属被批判的那一类人。困难的是，对这种现象已不能简单地从个性与品格方面去探究，甚至这些成为”党员”、成为”干部”的人，在其他人眼中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相反，一些真正以政治工作为职业的干部，尚在细琢陶铸讲话的精神，尚在辨别政治风向，尚未贸然表态。而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却早已声言陶铸是”过高估计”了。
很悲惨的是，六年后这里面其中的一些人，最终戴上了造反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项”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饱遭折磨而死。1961年这些人就曾这样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提法应该是一顶帽子，平时就装在我们的衣袋里，需要时就给他们戴上。” （见前注）谁料他们这种提议到头来反为自己身受！
揭示有些历史事实，犹如在挖刚愈合的伤疤。愿这样的历史永远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