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是一段昙花一现的日子。
在那个极”左”思潮越来越严重的年代，那些不乏清醒头脑的共产党人，他们感觉到了比暂时的经济困难还要值得忧虑的危机，他们产生了很深重的忧患意识。待到这种意识化作整个民族最强烈的呼声时，已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正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其实，在1961-1962年之际，这些清醒的共产党人，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还仅停留在”认可”上，认可其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分子。这样说，似乎有点苛求前人。因为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认同，已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昙花一现的日子其实也跌宕有致。
从1961年9月陶铸要为知识分子”赔礼道歉”开始，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成为一个热点。不过并不是所有有幸登此楼的人都能尽兴而归。
1962年1月24日，上海青年京剧团赴香港演出载誉归返广州。这在内地与香港甚少文化交流的当年是一件很轰动的事。京剧团在港三十六天，连演三十九场，创下共有六万六千人次观看的纪录。（见1962年1月25日《羊城晚报》）最高潮的演出是1月15日晚。当晚香港电台现场直播，成千上万的香港人站立在街头，聆听着广播电台传出的妙曲。
香港人当然值得为了这个晚上在寒风中站立。这晚登台的是俞振飞与言慧珠，他们以名剧《凤还巢》亮相。
回到广州的剧团，休息数天后，挟在香港一炮打响的余威，在东乐戏院连续四晚为广州市民献演这次赴港演出的拿手剧目，并特意在广州军区礼堂专门为军政人员及知名人士演了专场。
陈寅恪本应可以现场感受俞振飞与言慧珠的万种风情，但这一切都轻轻地滑过去了，陈寅恪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广东省委确实为陈寅恪安排了观赏的戏票。不过当戏票送递陈寅恪手中时，演出日期已过。陈寅恪勃然大怒。刚好广东省一位副省长兴冲冲登楼前来拜访，陈寅恪把愤怒都倾泻在这位副省长的身上，”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副省长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故陈寅恪有此怒问。副省长无法解释，只好扫兴而归。他实在运气不佳。
陈寅恪看不上戏而发怒的消息惊动了各方，查问下去，才知临近春节，各类信函未能很快送达，故此戏票拖延了数天才转交到陈寅恪手中。
享受欢愉，于这位老人来说本已显得很稀罕，连已来到眼前的机会突然绕道远去，今人思之，亦当长叹不已。
陈寅恪晚年爱发脾气是无需讳言的。但陈寅恪在这件事情上大动肝火，则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花絮。
当年轰动一时的上海青年京剧团，基本上是由俞、言两人负责的上海戏曲学校培养的第一批毕业生组成。其中的佼佼者，十年后随着”革命样板戏”而红遍全中国，如现代京剧《龙江颂》江水英的扮演者李炳淑，《杜鹃山》柯湘的扮演者杨春霞，《智取威虎山》小常宝的扮演者齐淑芳等，正是在这个剧团初露头角。至于团内华文漪、蔡正仁等人，日后被誉为昆曲新一代的优秀演员。这些名角，都在那一年远征香港和广州。一个剧团荟聚如此多充满了勃勃生机的新秀，排演了如此多的传统剧目，这在六十年代初十分引人注目。
在该团，群星拱月般簇拥出的两颗最耀眼的明星，当推俞振飞与言慧珠。俞、言的魅力不仅来自两人非凡的艺术才华，还来自两人很传奇的人生姻缘。昆曲大师俞振飞与言慧珠不久前刚结合，故剧团赴港演出时，香港传媒是以”年龄加在一起刚好一百岁的新婚夫妇”为题给于报道。所以，这两位艺术大家在舞台上合演《风还巢》，具有超出了舞台艺术外的人生韵致。艺术名家的结合，其意义并非一般的两个个体生命的结合。被公认为梅派 (兰芳)艺术优秀传人的言慧珠，与昆曲艺术杰出的代表者俞振飞，在舞台上这种天衣无缝的合作，堪称一种绝唱。
对于一个即使很狂热的票友来说，一生中也许亦不会有太多这样的机会聆听这种”绝唱”。陈寅恪在晚年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却失去了！
陶铸知道，陈寅恪没有看上戏，也很焦急。他原想请剧团专门再演一场，让陈寅恪能”看”上戏，但剧团的道具布景已经装车先运回上海，戏已无法再演。
这件事惊动了那么多人，仍让陈寅恪留下了遗恨，命运的不可抗拒，让人悚然。
牵动了陈寅恪喜怒哀乐的俞振飞，是与他的新婚夫人言慧珠在广州度过1962年春节的。不知道这位艺术大师是否听说过广州有这么一位老人，有这么一件事？
故事的精彩还在后头。
春节过后，陶铸陪同其时正在广州养病的胡乔木登楼拜访陈寅恪。陈寅恪犹谈起未能一睹俞振飞的风神深以为撼，胡乔木也认为如能再请俞振飞演一次是件很好的事。为了一场戏，为了两个名伶，在陈、胡两人高层次的对话中再次触及，可见这件事令陈寅恪一直耿耿于怀。因为胡乔木前来，远不是为了附庸风雅一番。这是一次很有”政治意味”的见面。
历史的一出”重头戏”开始了。

2
胡乔木是来广东过冬休养的。他已病了很长时间。
1949年之后的广东，意外地成为中国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中心”，每年有相当部分的政要离开寒冷的北国，南下广东避寒过冬。广东有著名的从化温泉休养区，广东更有著名的铁腕人物陶铸。中国最好的温泉也许不在广东，中国最怡人的四季节候也许不为广东独有，但广东在1949年之后成为国家领导人很喜欢前往的南方一个省。陶铸为广东这种特殊地位的确立，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1962年的早春，人们在广东不但可以看到胡乔木，还能看到周扬、郭沫若、康生、聂荣臻、邓颖超、薄一波等人，还能听到周恩来、陈毅振奋人心的发言。
1962年的广东早春，非常热闹。
正是在这样的时节，经毛泽东特批悠闲养病已有年余的胡乔木，兴致勃勃地前往康乐园，一会三十年前已闻大名的陈寅恪。陶铸的陪同，令胡乔木此行显得很不一般。
胡乔木，江苏盐城人。1912年生。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其时已接受了革命思想。清华大学历史系众多一流的历史学名家并没有使这位很有读书天份的学生安心于书桌上，终于尚未毕业胡乔木便离开了清华园，从此专心于革命斗争。
在1962年2月26日这天，这位毛泽东的秘书是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这种心态，不知是否与胡乔木已离开权力中心的”俗务”，在山水怡情养性的处境有关。这位时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大秀才”，出人意料地惋惜当年没有机会去上陈寅恪为高年级开的课。五年后陈寅恪在”文革”中被迫写下”交代材料”，其中就有胡乔木回忆清华园的记叙。
这种心态令胡乔木从一开始就取恭敬之势与陈寅恪谈话。陈寅恪当然不会知道，离开了清华园的胡乔木，在革命事业中如鱼得水，先后在上海等地领导革命的文化运动。1937年胡抵达延安，数年后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位重一时。数十年后人们终于知道，当年毛泽东多篇著名的雄文，作为秘书的胡乔术也参与了写作。如果胡乔术也算是”我的学生”的话，则陈寅恪”最好的学生还是共产党的学生”这话也多添了一个例证。
胡乔木的这种心态也令陈寅恪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师道”的从容。陈寅恪频频发问了，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些细节只能刻在人们的心中而不能被记录下来。在陶铸向陈寅恪介绍国家这几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突然发问：”为何出现了那么多的失误？为何弄到经济如此困难？”胡乔木笑着回答陈寅恪，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枱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寻找更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样。（此细节自当年在场陪同的中山大学领导人事后说出，因其生动特别，故与闻者记忆犹新。此细节由数位中山大学老教师提供）
好一个新鲜的比喻。
比起三年前周扬关于”鞋子与试验尺寸”的比喻，胡乔木这个比喻很有艺术性。陈寅恪听完后只说了句”你这个比喻很聪明”。聪明的老师与聪明的学生的这段对话，今天重读一遍亦觉妙不可言。
当然，较之对话中的”机锋”还透露出更重要的东西，足不出户的陈寅恪对现实有很深的洞察，他晚年对现实的关心实际上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对政治动态入木三分的辨析，带有他浓烈的治史风格–能发别人”未发之覆”，在洞悉古今中寄现实之感。
“梦里不知身是客”，此语道尽了历代人们在人生长河中跋涉的困惑与局限。但徜徉在这条长河上，陈寅恪”梦里仍知身是客”。并非是出于对政治的偏见，陈寅恪从未对当时流行的革命运动表示过赞同，他的发问，可以视作一个历史学家对正在前进的”历史”作出极清醒的发问。
在这个早春二月，陈寅恪为我们留下了与”痛哭流涕”一组群像截然不同的一个孤独的形象。
胡乔木的”恭敬”做对了。谈话到了这个份上，这位名义上的学生，其”敬”已含有一种认同的味道。当陈寅恪再次发问他的著作已送交出版社却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60页）
在60年代前期，陈寅恪为了他的著述出版，显然作过多种努力。据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陈寅恪为出版事甚至拜托过这位科学家代其向出版社查询。《竺可桢日记》”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至中山大学寅恪处，他卧在床上，由他太太招待，但寅恪仍健谈，我坐在床上与他谈一刻钟，关于两年前所托问中华书局印刷 (即出版著述–引者)事，均与以交待”。 （《竺可桢日记》，第5册，第29页）人生的无奈，尽在”与以交待”四字中流泻出！竺可桢又能”交待”些什么呢？望眼欲穿，长恨绵绵，生命终在”出版无日”中结束。
胡乔木以巧词”出版有期”对陈寅恪的牢骚”盖棺有期”，显示出学生的聪明之处。在1962年2月作出如此许愿的胡乔木，说出”出版有期”大概不能算是一种敷衍–此点后文详述。但历史最终还是站在陈寅恪一边。十八年后，也即陈寅恪辞世十一年后，陈寅恪生前盼望的”出版有期”才姗姗来迟，二百多万字的著述终于付梓，他却不能看见了。”棺盖”早已合上且已朽化为尘埃！
这是陈寅恪与中央高级干部谈及政治与现实话题最多的一次，也是谈得尚算顺畅的一次。胡乔木对陈寅恪有了切身的感受与认识，并有所理解。这一点对陈寅恪身后由大陆作出的”政治评价”起了重要的作用。
胡乔木探访陈寅恪的”成功”，也在学界有反响。两个月后，陈序经在北京开会期间说出了三年前周扬拜访陈寅恪的一段内幕。陈序经是有感而发的。
不知1962年的胡乔木，是否吸取了周扬的教训。大半生以授业为荣的陈寅恪，对执弟子礼甚恭的后学，总有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尽管他在晚年爱发脾气。
这次探访，显然使当面答允陈寅恪”出版有期”的胡乔木，心头多了一份心事。事隔不久，陈毅在1962年3月6日”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作报告，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段史实。陈毅在报告中有一处这样说道：
昨天 (指3月5日–引者)我去拜访胡乔木同志，他问我：”我养病一年多，不晓得为什么作品一定要审查？是不是最近中央决定要审查作品？”我说：”没有哇。并没有说作品要审查，也没有说作品要审查才演出”。他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我说：”我也莫名其妙，不晓得是哪个搞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说：”我们写政治文章也没有一定要审查。总是大家商量好了，就写嘛。写好大家传阅一下，打个圈就算了。你如果不同意，加一段或者加几点意见，交给原作者，原作者他可以采纳，不采纳，还是照样发表”。我说是呀，你们写的政治论文，送到我那儿，我有时改几段，有时几个字，或者提点意见，第二天一发表，我看有时候是吸收了我一些意见，有时候也没有吸收。吸收了我固然高兴，没有吸收也并不以为得罪我。因为作者有他的民主权利嘛！怎么能随便糟踏呢？作者不是你的马弁，你又不是军阀，可以对人唤之即来，挥之便去！因此胡乔术跟我说最好是不要搞什么审查。（见1962年3月6日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报告》）
虽然尚无更直接的证据证明3月5日这天胡乔木向陈毅发出”为什么作品一定要审查”的疑问，其根源来自陈寅恪”出版无期”一事，但历史无法抹去七天前胡乔木曾探访过陈寅恪这样的背景。更深一层，陈寅恪一向对作品要”审查、送检”深恶痛绝，极为反感。这些也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对”作品审查”有那么多的疑问与不满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1962年胡乔木的这次探访，还直接引发了陈寅恪身后的一件大事。二十年后，胡乔木亲自过问广东省委宣传部门组织的一场论战。（据王匡回忆。王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期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一职）
陈寅恪去世后，最早研治陈寅恪生平事略与学术成就的，是台湾与香港的一批老人，他们或是陈寅恪的好友，或是陈门的弟子。八十年代初，海外数位隔代学人异军突起，他们在探讨陈寅恪的思想倾向、政治取舍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海外学者余英时以《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提出了一个很具政治色彩的观点，认为陈寅恪晚年”决不曾对中共存在任何更进一层的幻想，尤其不会’靠拢’、’认同’”，甚至认为陈寅恪对当初自己”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生”。（参阅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
论战由此而起。
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开始布置写论战文章。此重任落在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写手身上。反驳文章先后在1984、1985年的香港《明报月刊》登出。 （署名”冯农北”）
我们最关心的还不是这场论战，而是胡乔木觉得有必要反驳余英时观点的心态。陈寅恪不是一个家喻户晓、具备新闻效应的热门人物，理解陈寅恪的学术精神，远非是平民百姓乐意议论的话题。故此余英时的文章其实没有太多的宣传效应。促使胡乔木布置”反驳”，除了有政治斗争的需要外，有一因素也许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二十余年前，胡乔木与陈寅恪有过这么一次谈话。陈寅恪留给这位中央大员的印象，显然有别于余英时所说的那样。（王匡犹深情回忆，胡乔木很博学，对知识分子很体贴、关怀，当年陶铸已甚佩服胡）
数十年时间已经过去，历史的风雨也渐消散，现在可以这样说，”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涵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当政治上的恩恩怨怨被大浪淘尽时，在中国文化这连绵不尽的山脉上，陈寅恪将永远拥有自己的一座山峰！
历史需要我们这样去理解陈寅恪。
在陈寅恪达方面，因胡乔木与陶铸的过访，陈寅恪写下了《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这样一首诗。全诗如下：
不用杨枝伴乐天，幸余梅影晚犹妍。
文章岂入龚开录，身世翻同范蠡船。
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
诗的旨意当在”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两句无疑。72岁的陈寅恪已对著作出版刊行使之藏于”名山金匮”已不抱什么希望了，聊以”留得诗篇自纪年”自慰。
此诗尚属平和，与这段岁月陈寅恪的心境吻合。

3
胡乔木很幸运，但另一个人却很不幸运。
毛泽东身边的另一位”秀才”–康生，终于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于是，同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发生了另一个很像小说情节那样一波三折的真实故事。
有缘或无缘，往往一见分晓。
行藏不喜张扬的康生，悄然走上了南郊那条通向中山大学的道路。兴冲冲而来的康生来得实在太突然了，当他赶到学校提出要见陈寅恪时，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的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在陈寅恪晚年，绝大部分来访者需先征得陈同意方能登楼。据当年中大一位负责干部回忆，陈寅恪还先后拒绝过数位北国要人过访的请求）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藉口不愿见康生？心胸狭隘的康生显然只想到了后者，他很快便用报复手段出了这一口被拒之门外的”恶气”。
一向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的康生，本与史学界无甚关系，为何甘愿”屈尊”求见陈氏一面？康生去世后其真面目始为世人窥得一二，答案也趋明朗：康生一生喜爱金石书画，其品味与收藏也可称之为”家”。1959年周扬尚且愿意跑去看陈寅恪的藏书，此时的康生以同好的心境拜访陈寅恪，想来那一刻康生欲见陈寅恪的心情也充满了某种真挚与期待。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可惜，他与陈寅恪无缘。
被人礼貌地拒之门外，1949年之后的康生，不知碰上过几例？
康生显然不甘于此行，一无所获。他改向学校提出要见中文系教授容庚。于是学校急忙派人通知容庚。尽管容庚也算是中国学界有相当成就的古文字学者与考古学专家，但康生还是不客气地在中山大学最高规格的”黑石屋”别墅接见了容庚。
容庚，字希白，广东东莞人。1894年生。容庚生于书宦世家，曾祖父是前清翰林，祖父是前清进士，其父是前清拔贡。容庚兄弟从小就随四舅治《说文》，数十年后，容庚与容肇祖皆成为卓有见树的古文字专家。
1922年，二十八岁的容庚第一次踏足古都北平，初识令他终身受用的恩师罗振玉。曾慧眼提携王国维的罗振玉，为容庚呈献的著述《金文编》所打动，特意向北京大学推荐。从未迈入过大学门槛的容庚，被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的研究生。 （见《容庚生平档案》）古都的人文荟萃，厚重的文化氛围，为容庚的学业打下了很深的基础，他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在旅居北平时期完成。三十年代，容庚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知名学者。1941年，容庚以八年之功力编撰而成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出版。正是这部为考古界推崇的书，二十年后令他与康生得以见面。
1946年，容庚南返广州就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从此后半生留在康乐园。这位古文字专家，在五六十年代最出名的是他那倔强与耿直的脾性，人称”硬骨头”，名满广东学界。康生并不知晓这些。随后发生的事情有点出人意料。
召容庚前来的康生，开始还保持着”首长”的派头，但倾谈之间不觉进入了文人骚客的角色。康生问起容庚收藏的名帖，容氏如数家珍。猛然康生打断容庚的说话，说其中一个书帖是赝品。容庚不以为然，云我所藏的皆是历年挑选的精品，怎会是赝品。康生坚持说那是假的，容庚开始不高兴。据陪同的学校秘书刘瀚飞回忆，”康、容两人开始吵了起来。”（1993年9月1日刘瀚飞向笔者所述）
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
除了政治与权术，康生最大的嗜好是鉴赏与收藏。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这种欲望膨胀到疯狂的地步，在他所插手的一系列揪斗与抄家行动中，最深藏不露的一个目的便是对那些垂涎三尺的古物巧取豪夺。
而对于容庚来说，在他三十一岁那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时，便以”好辨”而出名。三十年后，中山大学中文系树容庚为”白专典型”，容氏再一次以”好辨”扬名。据说，这位时年已近七十的老人倔强得可爱，晚年以骑自行车为乐，每发现前方有人骑得比他快，必倾力追赶超越方心息，直到八十岁时仍如此。
以鉴赏会友，争吵也似乎见几分真性情。据目睹这场争辩的刘瀚飞回忆，对容庚的倔强似乎没有什么办法的康生只好说，解放后我在北京看见过这个帖，所以你这个是假的。容庚毫不客气地回答，你是解放后才看见，而我这个解放前就已经收藏，你所见的那个才是假的。
两个都不肯承认自己的鉴赏有问题的收藏家，只好选择了一同到容宅一辨真伪的办法。这就是在六十年代广东学界亦算有影响的”康生驱车访容庚”的真相。
康生对容庚的宽容，甚至”吵了起来”后反而对容庚生了敬意，不知是不是在遭到陈寅恪拒绝后顿生一种渴望得到补偿和平衡的心理？被拒绝的羞怒与邀请得到回报的快乐，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康生在这个2月某日的下午同时都品尝到了。
以后的情节很普通。到了容宅的康生大开眼界。容庚一生收藏甚丰，1956年容庚曾将一百五十多件珍稀的古铜器捐献给广州博物馆。在六十年代，容庚收藏的古字画已达一千多幅，以明清时期的作品居多，稀世之珍屡见。同时，容庚也收藏古籍，有万册之巨。（参阅张维持：《著名考古学家容庚》，载《广州文史资料》第38辑）情难自禁的康生，不觉说出了自己收藏历史中最为得意的一件大事：五十年代初”土改运动”收缴剥削阶级的”浮财”，他”鉴赏”过很多古董精品。（据刘瀚飞回忆 (1993年7月31日) ）最后，康生慷慨地问容庚需要什么帮助，容庚诉说了欲重新修订《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的愿望，但碰到了到外地搜集资料很不方便且又缺经费的困难。康生马上答应帮助容庚解决这些困难并作了两个提议：一是由他亲笔开具介绍信给容庚到外地搜集资料，二是建议《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修订计划可列入文化部的科研项目。（据曾宪通回忆，及参阅1962年《容庚北上考察汇报》，中山大学档案馆藏） 三十多天后 (即1962年4月1日)，容庚拿着康生的亲笔介绍信，与张维持、曾宪通、马国权三名助手踏上了北上的路程。（为”送上我为容庚教授赴各地考察访问所写的几封介绍信” (康生语)，康生曾特意致函中山大学党委）康生的大名果然厉害，容庚等人一路畅通无阻，所到之处热情接待，有求必应。容庚与助手们行程万里，费时三月，终于完成了容庚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考察。
总算不虚此行的康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获得了不少的收获，但怨恨也从此播落在心间。终有一日，他须将这”恨”尽情地发泄。日暮时分，康生才驱车赶回广州城。
对康生探访陈寅恪遭拒一事，学校也很重视。事后再三查访，证实陈寅恪那天的确在养病。但这种证实已没有意义了。在陈寅恪拒绝那一刻，真病与假病对于康生的感受来说都是一样的！
陈寅恪为此事付出的是抱恨终身的代价。
大概在胡乔木作了”出版有日”的许诺一年后，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果然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之内。 （据黄秋耘回忆 (1994年1月28日) ）当时该社专门编辑旧体诗词的人不多，所以出版社负责人特意请了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黄秋耘担任该书稿的责任编辑，因为黄秋耘的旧体诗词修养不错。黄秋耘在193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后转读社会学系，曾多次旁听过陈寅恪的课。在编辑《论再生缘》期间，出版社曾告诉陈寅恪由黄秋耘任责任编辑，据说陈寅恪表示同意，但没有发表其他意见。
一切似乎很顺利，序言由郭沫若负责的事也确定下来。《论再生缘》的命运一下子似乎明亮了许多。但一个表面上看与这件事毫无联系的人插手了。他就是康生。康生出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这位理论家只列举了两条理由，便宣告了《论再生缘》的另一种命运。康生认为，首先《再生缘》这部弹词小说有些地方写到了”征东”，陈寅恪称赞《再生缘》，会影响我国与朝鲜的关系。其次，《论再生缘》中陈寅恪那几首旧体诗词情调很不健康，这是作者不满现实、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康生最后亮出了他的结论：禁止出版《论再生缘》。
但同是这样一个理论家，对另一位资产阶级”白专典型”却不乏关怀。1962年3月12日，康生在给冯乃超等人的信中这样说，”你们对容庚、商承祚二位教授的学术工作安排很好，对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是有益的。我们在工作中确很需要注意发挥这批老专家的作用，给以必要的研究条件，要求他们在学术工作方面作出成果，并带出一批徒弟来。”（原信藏中山大学档案馆）没有人知道1962年的那个春天，这位资深的”理论家”曾有过兴致勃勃出发，最终悻悻而归的经历。
两条理由如山般重，即使只举其中之一，已足以判《论再生缘》的死刑。康生读过《论再生缘》是无疑的了。世谓权谋者总从”无中生有”中生事，其实，此中的佼佼者倒不一定如此行事。康生的两条理由有更深的政治因素。摘录一段康生在1963年11月6日在”中宣部、大区宣传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高级党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将能让人们对这个时期的政治气候了解一二。康生在这天的会议上说到，”朝鲜对苏联编写的《世界通史》的批评文章，可先让历史学界议论一番，暴露一下大国沙文主义。盲目的大国沙文主义包括我在内有不少人都有。盖平县就是为了纪念平了盖苏文而命名的。盖苏文是朝鲜的民族英雄，唐朝同他打仗，没有一次不败在他手下……可我们却把薛仁贵 (唐朝征东主将–引者)当英雄。……北大历史系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朝鲜发表的东西不满意”。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仅有不同意见就可以将全国一流的历史系说成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北京大学历史系就有数名以研治马列主义历史学出名的教授)，理论家一手遮天。
而在四天前，也即11月2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期间所作的一次讲话，似是专为康生的说话作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注释。周扬说，”学术与政治配合问题，是个根本问题”，”现在政治斗争很尖锐，需要政治先行，然后学术跟上。””如世界史写得好，对反修斗争就是很大的配合，””学术不配合政治要犯错误”。 （见前注）
这是六十年代前期学术界的政治气氛。《论再生缘》本来与其没有什么关联，但康生极”顺理成章”地将两者连结在一起。康生”这口气”出得很舒畅。
今天，年已花甲的黄秋耘仍清晰地记得被康生指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旧体诗是哪几首。它们是《蒙自南湖作》，《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丙戌春以治目疾无效，将离伦敦返国，暂居江宁，感赋》，及《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第壹柒卷第陆伍回中”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徧相传。髫年戏笔殊堪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之语，及陈文述西泠闺咏第壹伍卷绘影阁咏家□□ （？？）诗”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之句，感赋二律》等五首。兹按顺序录于如下。
其 一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家几万程。
其 二
沈沈夜漏绝尘譁 （哗） ，听读佉 (qū) 卢百感加。
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
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
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其 三
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
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
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
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
其 四
地变天荒总未知，独听凤纸写相思。
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
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
其 五
一卷悲吟墨尚新，当时恩怨久成尘。
上清自昔伤沧谪，下里何人喻苦辛。
彤管声名终寂寂，青丘金鼓又振振。
论诗我亦弹词体，怅望千秋泪湿巾。
这五首七律，次第附于《论再生缘》的结尾段落，陈寅恪的诗心，即”以寓自伤之意”。所以在诗与诗之间陈寅恪情不能自已地附言抒发云”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及”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后之览者傥亦有感于斯欤”？ （《寒柳堂集》，第76、77页）
所谓”蚤为今日谶”，这五首律诗前三首分别作于1938年与1945年，多年后，”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和”词人终古泣天涯”等语竟不幸成为陈寅恪晚年人生的写照。睿智如陈寅恪，也不免生出淡淡的伤感。康生斥其为反对1949年以后才掌权的共产党，若非无知，便掩饰不了”欲加之罪”的嫌疑了。
同读这几首”陈诗”，郭沫若尚有这样间接的评语：”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第929页）
康生一锤定音。
莫非上苍早已安排好生命缘份的前因后果？不然，在1962年的那个春日，陈寅恪会否强撑病体，启门迎客？
1964年12月21日，陈寅恪作《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内有句云：”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寒柳堂集》，第96页）其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两句为点睛之笔。也足以概括《论再生缘》成稿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陈寅恪再次言中身后事。
此事还有一个不应遗漏的尾声。
《论再生缘》的出版胎死腹中，黄秋耘空付了一番心血。出版社知道责任编辑的辛劳，发下六十元编辑费，但黄秋耘没有要。后来历经”文化犬革命”的磨难，黄秋耘写下了风行一时的散文《雾失楼台》、《丁香花下》等名篇。

4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重拾一个不应该被遗落的话题–1962年3月的广州。
1962年的2、3月，一群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云集在这座充满了盎然春色的历史名城，共同探讨者令他们的心头有着丝缕牵连的一个话题：知识分子问题。
如果不是巧合的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多年的历史上，人们可以找到这样一条约隐约现的伏线：每当国运面临重大的转折关头，关于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的话题，总会成为一个高高抛起的浪峰。浪峰，意味着后面即是浪谷。所以，知识有用与无用，文化无价与贬值，在风风雨雨的四十年，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总困扰着这个古老的国度。
不过，在这个潮湿润泽的季节，这一群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者，在这个远离北京的地方，相当认真地希望以一种新的思路，为这个经济已跌至最低谷的国家增添一种新的前进动力。在这群人中有周恩来、薄一波、康生、陈毅、周扬、聂荣臻、邓颖超、胡乔木、郭沫若及陶铸等人。虔诚地坐在这群人面前，聆听着其中的权威者震撼人心的发言的，是一批堪称一流的科学家，以及文艺界的知名人士。
于是，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便出现了1962年2、3月间涉及知识分子问题的两个”广州会议”。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历史。
1962年春节刚过，2月16日，主持国防科研建设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广州召集了全国的科学家，开了一个”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八个月前，即1961年6月30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后人很少提及的报告–《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触及了自”红专运动”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正因为有此报告，才有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一文，文中特别强调”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两个文件均藏广东省档案馆）。聂荣臻的报告，是1961年要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先声。2月16日开幕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连同3月2日召开的由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构成了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两大组成部分。
1962年3月2日下午，周恩来向科学家们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讲话。六年前，周恩来已作过相同题目的报告。六年前，知识分子尚未失去”宝”的光环，尚能得到”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的评价。（见《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而六年后，知识分子的际遇却大不如前。周恩来在3月2日报告中所说的–”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见1962年3月2日”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此文收《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题目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等话语，六年前已经表述过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六年后周恩来重说一遍，它意味着勇气与胆量，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经历了一轮劫难之后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但历史已没有再给这个民族如六年前那样绝好的机会。简单地看，损失的是六年的时间，但摧折的是整整一代人的灵魂。这六年时间，日本、西德等国已开始出现从”贫弱”到打下新的基础的转折。香港、台湾等地，经济也开始步出困境。六年的光阴，世界格局已今非昔比。
3月5日和6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连续两天分别在科学会议及创作会议上作了两场报告。尤其是3月6日的报告，涉及到六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陈毅道来趣妙横生，形象浅白。陈毅以他的豪放、坦诚和勇于直言，为1962年触及知识分子问题的”广州会议”，写上最令人动容的一章。不防引录其中的一段：
如果对立的形势现在不改变，那我们共产党就很蠢了；人家住房、吃饭、穿衣什么都给包下来，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反动统治阶级，还高明一点。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吃饭问题他不管。工作他不管，什么都不管。他也不一定强迫人家搞思想改造，他跟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平共处。而我们有些同志的搞法打击面太大，得罪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使得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的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 (笑声)。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其实，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有些人不到台湾，不跑香港，就是不错的。（见陈毅1962年3月6日”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报告”）
这就是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最形象的表述。陈毅为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这个举动，正是发生在春潮涨岭南的1962年。
这位一向深为知识分子爱戴的革命者，激情饱满，真情发自内心，其知心话赢得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今天，人们仍然会为陈毅有豪气说出这样的话而感到惊叹–
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很难得的。我们现在需要扶助这些科学家，使他们消了这口气，使他们出一口气，松一口气。肯定地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估计。这里面也牵涉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十二年的改造，一点成绩没有，他们全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不能交代。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 （见前注）
据当年的会议记录，陈毅的报告共引来二十多次的热烈鼓掌与笑声。
据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三月六日的日记记载：”陈副总理昨天讲演极为坦白透澈，动人甚深，所以反映也热烈”。（《竺可桢日记》，第4册，第598页）
陈毅是个军人，本质却是一个诗人。有些人死了，但在人们的心头却化作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碑。陈毅是这样的人。
还是在这1、3月，在会议期间陈毅与薄一波等人参观中山大学，与学校师生见了面。陈毅那令人熟悉的形象一出现，众师生便团团将他围住。陈毅没有再登上东南区一号二楼的楼梯。他不知道，六年前那个下午的拜访，令那位老人长久地忆起，到了1963年，仍向好友提及。如果这位元帅知道这些，也许他会以他爽朗的笑声再为那座孤清的楼房添些温暖？！
北京如何评价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让我们引述一段话作结语吧！”当时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亦不表态。这种情形无疑大大缩小了周恩来、陈毅同志广州讲话以及在此前后制定的一系列文化工作条例的积极作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第208页）
尽管如此，广州的知识分子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数十年后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报告仍为一些学人津津乐道。对知识分子的某些宽松，使岭南的学人在1958-1959年的大批判后获得了一个珍贵的喘息机会。60年代前、中期，广东文化界能够先后产生饮誉全国的粤剧《山乡风云》、话剧《南海长城》以及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等精神产品，显然与1962年的”广州会议”有着某种联系。这段时期，正是现代广东文化获得比较大发展的时期。

5
这段时期也是陈寅恪晚年甚为重要的时期。
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胡乔木、康生、陶铸等等一批官员先后拜访或求见陈寅恪，这位史学大师再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以陈寅恪向与共产党没有什么历史渊源，其学说也不能为时尚所”活用”的背景，能吸引一批身分各异、地位显赫的要员怀着一份好奇、敬意前往拜访。这实在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学界的一个奇迹。
唐筼曾有一次对中山大学党委一位女干部谈知心话，说”共产党懂得陈先生的价值”。 （曾桂友回忆）这话不差，但仍可深究。于时尚而言，陈寅恪的史学价值，其实抵不上一个”马列主义史学的新兵”。从政治角度看来，陈寅恪的人生价值，也许在他一贯声言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里。这一点一直使他在变幻的现实政治中能保存着独立不群的品格。若从性格魅力而言，陈寅恪不以”政治学习和宗奉马列”为然的主张，也许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中具有异样的魅力。因为甚少人有胆量这样说，也甚少有人这样说了能生存下来。在那个年代，在学界司空见惯的是上至学科巨匠、著作等身的功成名就者，下至初涉学海的新人，都真诚地发出同一个声音，表达同一种情感。
毕竟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故此历史听到了他发出的第二种声音，–关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传奇，关于一个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与品格。……
可惜，已为一些人懂得其价值的陈寅恪，已无缘享受生命应该有的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