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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我们终于可以带着一份颤动的心情，注视一位一直默默无闻的女性。她就是陈寅恪的贤妻–唐筼。
若没有这么一位女性，陈寅恪的后半生会是什么样子？根据陈寅恪晚岁的人生来看，没有唐筼便没有陈寅恪。陈寅恪太知名了，唐筼太平凡了，不论是生前或身后，唐筼都消融在陈寅恪夺目的光环里。唐筼的生平鲜为人知。
鲜为人知的唐筼，将她的大半生，紧紧地与陈寅恪联结在一起，相濡以沫，同悲共欢！
唐筼，又名唐家琇，唐晓莹。1898年生。在她出生的三年前，她的祖父唐景崧干了一件在近代史上影响甚大的事。1894年，腐败的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次年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其中有割让台湾给日本等条款。消息传来，在台湾的义士痛哭流涕，誓不依属日本，商议成立”台湾民主国”，公推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出任”民主国”的大总统，建元”永清”，含永远臣属大清之意。
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县人。同治四年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光绪八至十二年之同，唐景崧屡忧西南局势严峻，多次殿前慷慨请缨，出关援越抗击法军。数年间唐景崧在中法战事中屡建奇功，先后获清廷的”四品衔”、”二品秩”、”加赏花翎”等赏赐。
如果说唐景崧请缨抗敌尚有”为臣当为君分忧”之义的话，那么唐景崧在治理台湾时期瞻仰郑成功墓时所撰写的一副对联，则可见唐景崧作为一个优秀士人的襟怀与人生理想。联云：
由秀才封王，撑持半壁旧江山，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驱外夷出境，开辟千秋新世界，愿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
（见《大成》杂志第214期）
可惜，一腔热血的唐景崧宣告”自立”不久，便因日军进攻台湾而渡海回到大陆，从此终老故土。
唐景崧爱国与忠义的气节，在风云激荡的晚清时局也许不算罕见，但它将对陈寅恪产生影响则要特别指出。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陈寅恪曾这样自述婚姻的经过：
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还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寅恪乃请稍缓。先君许之，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见《寒柳堂记梦》之”关于寅恪之婚姻”）
简朴的”惊曰”两字，道尽了很多时候生命原是为了等候！
唐景崧的最后官阶是一省之巡抚，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最后官阶也是一省之巡抚。唐景崧因爱国而断送仕途，陈宝箴亦因欲变法图强而断送仕途。两人于朝廷，皆有先恩后怨的经历，人生的重大转折，时间也是如此的相接近。陈宝箴与唐景崧自然无法料到他们的后代在三十年后会走到一起，但其王谢人家的遗风，都在他们后代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重视世家风习与婚姻关系的源流–陈寅恪尤其如是。用句世俗的语言来说，便是婚姻关系的”门当户对”。
陈寅恪与唐筼的结合，的确是门当户对。
唐筼出生那年，陈寅恪已8岁。正是在这一年，对近代中国社会进程影响至深的”戊戌变法”发生了。也是在这一年，刚开始在中国近代政坛留下重要身影的陈宝箴父子突然仕途中落。于是，这个家族关于”家国兴亡盛衰之叹”，便几乎全凝聚在其杰出的后代陈寅恪的身上。–当然，这是后人审视陈氏一门历史所得出的看法。
唐景崧之孙女唐筼，命运没有安排她去承受家族的”兴亡之慨”，但她却回避不了人生的苦难。从她降生之日起，苦难便形影相随。唐母怀上唐筼时是第一胎，刚好生产时碰上难产，唐筼经历了一番挣扎才降临人间。后来，唐筼小小年纪便跟着养母–她的亲伯母离开了广西的唐氏大家庭，开始漂泊天涯。因其养母是苏州人，后又到天津任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监，故唐筼先后在苏州、天津等地生活过。也因此缘故，决定了少女唐筼的命运。
有了养母的关系，唐筼得以从小就在所属的学校免费就读，毕业后又留在学校附属小学教书。其时唐筼未满十八岁。这段经历似乎是她未来人生的预习，唐筼不是”五四运动”前后那种叱咤风云的新女性，但这段经历培养了她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她的后半生，在她追随着陈寅恪颠沛流离、遭受命运一连串打击的岁月里，她以羸弱之躯撑承起陈寅恪生命的大半个天空。
不久，学校保送唐筼到金陵女子学校就读体育专业，言明毕业后需回学校教授体育课。于是，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唐筼在自己的履历表上留下了这样两行人生记录：先后在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体育教员。这是两所在二十世纪前期赫赫有名的女子学堂，不少现代中国的女名人就是从这里走向社会的，盛名者有邓颖超、许广平等。数十年后，她们中的许多人依然记得平凡的唐筼。五十年代中，许广平曾专程赴中山大学看望唐筼老师便是一例。许广平此行尚有一段插曲。她在陈宅听到了陈寅恪在出版事宜上碰到了一些问题，刚好与她同行广州的尚有当时”三联”的董事叶独生，叶氏闻说后答应回去马上处理此事，果然在1956年出版社便为陈寅恪重印了旧著。
人生便是如此奇怪，从小就弱不禁风的唐筼，却与意味着”强壮、健硬”的体育专业有这样紧密的联系，令许多人感到意外。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差异，已见人生的困厄。据说，唐筼从小就喜欢读化学，中年后，唐筼依然不能忘怀这一儿时的梦想，多次在女儿面前说起。唐筼无奈接受了体育而不能挑选化学专业，已隐约可见生活艰辛的影子。因为唐筼一直在工作，直到结婚后生下第一个女儿时为止，工作时间长达十数年。其时，唐筼已三十有余。
如许经历，即使发生在二十世纪前期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身上，亦见坎坷。至此，唐筼一生的命运基调已露端倪：作为一个女性，唐筼一生甚少享过清福。
缘份的天空终于在1928年划出了两条相交融的轨迹，陈寅恪与唐筼在这一年的8月结合了。这份缘来得有点迟，这一年陈寅恪三十八岁，唐筼亦已三十岁。这份缘亦来得富有传奇。清华学校体育教员郝更生既与陈寅恪相熟，也与唐筼有来往。某次，郝更生告诉陈寅恪他有这么一个朋友，家中有这么一幅诗词书法，陈寅恪听闻欣然前往拜访。两个旧时王谢人家隐伏了三十年的宿缘，终于凸现。陈寅恪第一次认识了唐筼，陈寅恪也第一次观赏了唐筼居中悬挂着的唐景崧亲书的诗幅。唐筼将陪伴着陈寅恪开始一段漫长的人生，唐景崧的诗幅也将伴随着陈、唐两人走向生命悲剧的结局。相熟者谓郝更生是陈、唐秦晋之好的媒人，这原是不错。但真正联结生命之缘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世家流韵。在这里，不妨将联结着陈、唐生命之缘的唐景崧所书”两绝”照录如下：
其 一
苍昊沈沈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
补天万手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其 二
盈箱缣素偶然开，任手涂鸦负麝煤。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陈寅恪诗集》，第78页）
在那一刻，唐景崧手书的条幅，无疑仍散发着温热的历史情怀，延续着一种生命的源流。
二十五年后，陈寅恪在《晓莹祖南注公，光绪戊戌春间所书诗幅，寅恪昔年旅居香江，时值太平洋之战略有毁损。今重装毕，敬题四绝句于后，其第三第四两首乃次原韵也》的诗篇中，其中有一首是记陈、唐两人当年奇缘的。诗云：
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
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忆桑田。
陈寅恪感悟到了这种”注定”的宿缘。对从未谋面的唐景崧，陈寅恪抒发了无限的敬意。在同题的另一首绝句中，陈寅恪吟道：
横海雄图事已空，尚瞻遗墨想英风。
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余短梦中。
对近世历史人物有如此高的评价，在陈寅恪一生的诗作中并不多见。当年，当日军进攻台湾时，唐景崧下令在台的文武官员内渡回大陆。近百年来唐景崧此举一直为人所诟，认为他最后”动摇了”。陈寅恪”横海雄图事已空”，”果剩一枝无用笔”等句，对本质仍是一介书生的唐景崧有很深的理解；诗，饱蘸着陈寅恪爱屋及乌的挚爱感情。甚至这份”宿缘”因了晚年两人以沫相濡，而在苍老的生命里更具宿命的意味。1955年，陈寅恪在一首诗中再次写道，”乍来湖海逃名客，惊见神仙写韵人。款曲细倾千种意，低徊俄悟百年因。”（见《晓莹昔年赁宅燕都西城涭水河，庭中植柳四株，以白垩涂树身，望之如白皮松。乙未春日与晓莹同寓广州，偶忆及之，感赋一律》）数十载相存相依，”百年因”在暮年份外暖心头。
奇缘并未给人生带来更多一点的幸福。两个人的苦难相依，更早添了一种同甘共苦、艰辛度日的悲哀。
婚后的唐筼，基本上在家操持家务。身为教授的陈寅恪，每月工薪虽足以养家，但在很长一股的时间内，陈寅恪将每月收入的一部分都用来赡养父亲及挚爱的大哥陈师曾的遗妻。婚后的七、八年间，是唐筼相对较安稳的岁月。在此期间，陈寅恪的学术事业正在架构，三个女儿亦先后出世。1933年，陈三立寓居北平，每至周末，三代同堂，尚能享天伦之乐。这里还有一则轶事。陈散原居北平时，求书法者众。于书道早有盛名的散原老人却独喜”六少奶”唐筼的书法。每有兴致，便嘱儿媳写几个大字。陈寅恪中岁目盲后，往来书函俱由唐筼代笔，唐筼功力素厚的书法，始为亲朋好友所知。
但即便相对安稳，人生的凄苦已开始显现。婚前唐筼已患有心膜炎，1929年唐筼生育笫一个女儿时诱发了心脏病，差点死去。自此，直到死，唐筼都无法摆脱心脏病所带来的痛苦折磨。人到中年的陈寅恪，也出现了体弱多病的征兆。三十年代初，陈寅恪本为京华数所大学合聘教授，因体质弱难以奔波，最后只保留清华大学教授一职。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人生盛年时的第一次打击伴着家仇国恨出现了。该年年底，陈寅恪一家随着大批流民仓皇逃离北平，此时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已先后撤退至长沙，汇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临时大学。千里迢迢，满目烽烟，陈寅恪一家从北平到天津、青岛、长沙、桂林、梧州等地，最后漂泊至香港。历尽多少艰辛，尝遍多少曲折，唐筼再也难以承受这般苦难的折磨，心脏病再发病倒了。唐筼一生有好几次差点因心脏病突发而死，这次在香港发病，便是其中之一。多亏了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援手，贫病交煎的陈家主妇又一次避开了凶狠的死神。1941年8月，许地山在香港突发病不幸去世，陈寅恪曾满怀伤痛之情撰下一挽联。该挽联下联云，”乱离相倚托，娇女无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一句”相倚托”，概括了对许地山在陈寅恪一家最困难时尽心相助的多少感慨！
1938年，唐筼刚好四十岁。此后四年间，唐筼带着女儿一直困居香港。先是因病不能随陈寅恪赴昆明，后则停留香港随陈寅恪等待赴英国的船期。这四年的贫病逼迫，才四十岁出头的唐筼，身体已基本上垮下去了，稍有劳累，心脏病便发作。也是在这数年间，陈寅恪的眼疾日渐恶化，到了1945年，陈寅恪双目视网膜严重剥离，不幸失明。这一年，唐筼才四十七岁。
失明前后的陈寅恪，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分别写下了十数首哀痛的诗句，断肠者如”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 (《五十六岁生日三绝》)。陈寅恪痛感生形如已死。今天已无法知道唐筼如何承受这沉重的命运打击，如何将此锥心之痛消融于泣泪成血的强展欢颜之中。陈寅恪短短一句”可笑家人作生日”，已将唐筼当年强颜安慰之形态直录无遗。
平凡的唐筼，在四十七岁这一年显得多么不平凡。在中山大学，凡是接触过唐筼的人，无不为她的气质、谈吐以及对陈寅恪的理解留下深刻的印象。纵其一生，尤其是结婚后，唐筼不过是一个家庭妇女，但她从小打下的国学基础，她经年积累的学识，以及她缜密、细腻、得体的处事方式，都显示出若有其他的人生机遇，她自是有一番作为。但”宿缘”注定了她的大半生只能献给她挚爱的丈夫陈寅恪。四十七岁后的唐筼，承托起两个生命之沉重，承托起更加艰难的人生。至此，她的生命已与陈寅恪完全融为一体。
1945年9月，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约请，由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邵循正陪同，辗转印度飞赴英国治疗眼疾。因经费问题唐筼未能相伴同行，但唐筼以《送寅恪飞昆明赴英医眼疾》同题咏诗两首，赠与丈夫。这两首诗意思和句型相近，但心绪情感却成对照。”其一”有句云，”贫贱夫妻空叹息，著书无命欲如何”。”其二”有句云，”扶病远行休叹息，傥能西域遇耆婆”。耆婆，古印度名医。”空叹息”与”休叹息”，”欲如何”与”遇耆婆”，将唐筼欲悲犹抚慰的心境展露无遗。晚年的唐筼一直活在这样的心境中，献出了一个妻子所能有的温情、深情与忠诚！
1948年12月，陈寅恪一家人飞离北平，往南京、上海稍事歇息，然后直奔广州。如此大的人生抉择，无疑得到了唐筼的倾心支持。1949年，陈寅恪决定留在广州，哪儿也不去，有一看似无关紧要的背景一直少有人提到，那就是唐筼与陈寅恪此时有不少亲戚寓居香港。1949年期间，唐筼曾有过澳门、香港之行。1950年夏天，唐筼携女赴港一个多月，后经陈序经赴港相劝返回广州。今天，已无需讳言，唐筼1950年香港之行，是”因为很害怕共产党” (陈序经语)。如前文所述，此段时间的”土改运动”给唐筼的一些亲属带来冲击，唐筼的害怕亦在情理之中。在晚年”去 (香港) “或”留 (大陆)”的重大抉择上，唐筼最终选择了尊从丈夫意见一途。
1951年9月，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当时陈寅恪与学生正急盼程曦来上课。唐筼二话没说马上到程曦所住的宿舍找程，邻居却告之程已搬走数天。从此，唐筼便临时充任丈夫的助手。至1952年11月，在这十四个月的时间里，唐筼就这样负起陈寅恪助手之职责，直到黄萱到来。
岁月未必催人老，风霜却教人倍添沧桑之感。五十岁后的唐筼，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感受着于一个弱质女子而言太过沉重的兴亡之慨与命运之叹。而这本不应由一个平凡与善良的贤妻来承受的。若说人生于陈寅恪而言太过残酷，则命运对唐筼也很不公平。从1949年开始，陈寅恪对人生的每一回悲叹，后人都能辨析出内含着唐筼悲恸不已的和应。从1955年第一次批判陈寅恪开始，陈寅恪的痛苦，也就是唐筼的痛苦；陈寅恪的愤怒，也就是唐筼的愤怒。二十年间，陈寅恪留下了各式的”声明”、”抗议书”、检讨及交待材料等表明心迹的文字，全都出自唐筼之手。一些书信包含着血泪的义愤，词句甚为激烈。引人怀想的是，作为妻子的唐筼，当她直录下陈寅恪的表述时，她心中翻滚着的是怎样的情感巨浪？在惊人的相一致的背后，这位女性承受的是怎样的生存重荷？
最突出的有两例。
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批判陈寅恪，唐筼到历史系表达了”义不能辱”的愤怒。
1960年陈寅恪与唐筼在书斋
1959年6月，陈寅恪就越来越感到压抑的环境上书学校当局，内有句云，”我被此辈捉弄，走或死皆不甘心，所以把数年来心理面要说的话，乘此机会，说个痛快；””他们要打击我，便直接打击我，用不着这种绕弯的手段，未免太不光明磊落”。 （见中山大学1959年有关档案材料）撇开此信的是是非非不谈，”走或死皆不甘心”，唐筼录下此等句子时，作为一家之主妇，其要担承的重压，也许只有”此生常忧戚”的为人母者、为人妻者才能体味出其中的苦涩。
陈寅恪自是可以慷慨说”死”，陈寅恪的贤妻想来永远都希望只说一个”生”！
已经不能用中国传统女性的优良”妇德”来概括这位女性的人生面貌。过多的形容反显累赘。能让”高处不胜寒”的陈寅恪倍感有坚实的依靠，甚至在晚年的苦痛中偶尔展现”儿女情长”之态，用”相知”一词来形容，仍略嫌不足。唯一的解释，那只能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互为诠释。晚年的唐筼，以心灵的碰撞去温暖两个生命余下的人生历程，精神的火炬映现着生命的升华，此时期唐筼与陈寅恪唱和的诗作骤增。这是一段质量极高的人生体验过程。
仅以1951年为例，唐筼的和诗即达四、五首之多。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么两首，”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惟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 (《和寅恪首夏病起》)。”陵谷迁移廿四年，依然笑语晚灯前。文关韵事吾能及，同隐深山便是仙” (《答韵》)。”排愁却病且参禅”与”同隐深山便是仙”，清晰地传达了唐筼劝慰夫婿的宁静情怀。如前所述，1951年是陈寅恪栖身岭南后生活开始安稳的一年，但与其说唐筼满意于这种”安稳”，倒不如说知天命之年的唐筼对生命有了一份参透。这一份参透对陈寅恪晚年产生过影响。
从这一角度去看，1949年后陈寅恪那些相对平和、不乏”暖色”的诗篇，绝大部分吟于与唐筼的唱和之中。如1951年《答晓莹辛卯元旦见赠》诗中便有”夫妻贫贱寻常事，乱世能全未可嗟”句。同年，在题为《丙戌居成都，五十六岁初度，有句云”愿得时清目复朗，扶携同泛峡江船”。辛卯寓广州，六十二岁生日，忽忆前语因作二绝并赠晓莹》的两首诗中，有句云”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余年若可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1954年，陈寅恪有诗句云，”晴雪映朝霞，相依守岁华。莫言天地闭，春色已交加” (《癸巳除夕题硗莹画梅》)。如许意绪，可证”能归隐仙源”在某段人生岁月里是这对贫贱夫妻的一个生存的憧憬！
1955年，陈寅恪与唐筼追忆往昔北平旧事时曾赋一律，内有句云”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唐筼步原韵应和曰，”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同年，陈寅恪在题为《旧历七月十七日为莹寅结婚纪念日，赋一短句赠晓莹》诗中云，”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步原韵和曰，”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与陈寅恪悲欢”总上心头”不同，唐筼吟出的是一个妻子对人生的宽容。生命里唱和的这种”一张一弛”，洞照出两个生命的高洁。可惜，1957年之后，如许唱和已不多见，两个凄苦的生命相融犹未能完全遮挡人生的寒风冷雨，生存只剩下最后一种形式–相依为命了……
1955年，唐筼为陈寅恪祝寿，曾赋了一律，诗云：”今辰同醉此深杯，香檨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香檨，唐筼注释为”芒果中之最上品之名”；离支，即岭南佳果荔枝。此诗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它的生活情趣甚浓，从中不仅可见唐筼操持一家饮食的身影，还能看见唐筼对丈夫的事业有很深的理解。而最后两句甚雅致地表达了唐筼对陈寅恪生死不渝的挚爱：二十七年前陈寅恪风华正茂，二十七年后陈寅恪已成”负鼓盲翁”；回首当日，唐筼无悔此生，情怀如昨。
1956年6月，陈寅恪在度过他六十六岁生日时对池的爱妻作了一生中最高的评价：”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及”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 （见《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表面上看诗句指的是唐筼置酒祝寿一事，实质包容了唐筼经年持家之辛劳，陈寅恪以”可封侯”状妻子对自己和家庭的贡献。而”幸得梅花同一笑”，典出佛教”拈花微笑”，为陈寅恪诗作中屡用之”古典”，喻幸有贤妻与己心心相印。据陈美延回忆，中年后的唐筼将主要的精力与心血都放到了照顾陈寅恪的身上，陈寅恪曾多次深情地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在陈寅恪赋此诗的两个月后，章士钊南下广州，并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陈寅恪不仅将近著数种相赠，而且亦以近作诗篇见示。唐筼又排”小酌”款待。于是章士钊便有了一首《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诗。这一天，唐筼的能干给了章士钊甚好的感觉，章士钊在该诗前注云：”晓莹寅恪夫人唐女士字，维卿先生 (景崧) 孙女也”。章诗云：
年事参差八载强，力如盲左压公羊。
半山自认青衿识，四海公推白业光。
初度我才怜屈子，古风畴昔佞襄王。
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旁。
年长陈寅恪九载的章士钊在诗中对陈寅恪甚为推崇，故有”盲左压公羊”之句。在第七、第八句，章士钊极赞唐筼，”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旁”。1956年章、陈会面，章士钊共以两律相酬，此律尤注明唐筼身份，当有厚意焉。
这是1949年后在陈寅恪的挚友中第一首咏唐筼生平事的诗。
“好醉佳人锦瑟旁”，这是大半生潇洒倜傥的章士钊眼中的唐筼与陈寅恪。若以情感世界而言，章士钊说得不错。若以人生而言，唐、陈四十余年的结合，大部分岁月却欠缺诗句中所呈现的欢乐。
苦难中的感知，远比欢乐中的体味更刻骨铬心。
1951年冬，病中的唐筼”因读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更反复诵之，所感与昔不同”，遂哀吟一绝句：”秦人避乱隔云天，有志刘公亦少缘。叹我余生多病苦，仙源欲溯恨无船。”1953年，病中的唐筼又吟道，”不生不死度残年，竟日沈沈寤寐间。夜半虫声忽惊觉，魂归何处瘴江边。”同年，陈寅恪有《癸巳元旦赠晓莹》绝句：”烧余红烛岭梅边，珍重残妆伴醉眠。枕上忽闻花气息，梦惊魂断又新年。”其心理历程如出一辙。
唐筼的诗篇存世不多，晚年诗风受陈寅恪的影响很深。她毕竟只是一个贤妻良母，她的诗不可能有陈寅恪”历史兴亡之思尽入诗中”的气象，但生存的艰辛与活着的愁苦，俱为切身所感，状之如历历在眼前，低吟饮泣，墨尚如新。它们没有照见时代，不一定是现实的缩影，但却照见了一种个体生命的苦痛，一个平凡女性不幸的人生。
据说，令熟知陈寅恪与唐筼晚年生平的友朋最为感伤的是这么一件事：在1962年，年已六十八岁的容庚在前妻病故后与一从小就相识的女友结婚。唐筼闻说此事后无限感触地说，”容庚这样的年龄还有人愿意嫁给他，我死了之后，有谁愿意嫁给这个盲目的老头呵”。 （据端木正回忆）闻者无不心酸。
唐筼承受了已远远超出她所能承受的命运之不公、命运之凄苦。
人生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
1951年，唐筼饱含感情写了一首《哭从姊琬玉夫人》的五言古诗。诗中详述了已殁一年的同宗亲属琬玉夫人与自己”五十年来姊妹之情、家国之感”，唐筼没有意识到，她痛悼的唐琬玉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唐筼自己一生的写照。人生相似得很残酷。兹将此诗摘录数段：
其 二
姊长归徐君，门第故相宜。伉俪互敬爱，姑嫂无猜疑。虽未生子女，抚侄过母慈。款客甚优厚，奉己无珍奇。家计非素丰，安贫能自怡。亲故乐来聚，谈谑解人颐。若为说平话，听者皆亡疲。闲时偶独酌，宴席酒不辞。量大总难醉，未尝失容仪。妇德亲友称，我家亦光辉。岂意十年后，婿病不易医。残废几廿载，百务姊操持。侍疾连昼夜，终无一怨词。生事倍艰困，仍不欲人知。我敬姊志节，我为姊叹唏。一身备众德，遭遇如此悲。欲问彼苍天，何其无是非。
（《陈寅恪诗集》，第158页）
唐筼生前，其挚爱的丈夫尚能幽默地以”可封侯”状其功劳；唐筼身后，唯一能写出感泣天地祭文的丈夫，已永远不能用诗文追述其生平事迹了。仿佛天意，唐筼这首《哭从姊琬玉夫人》之”其二”诗，似是已写下了唐筼自己一生同样”如此悲”的人生遭遇。”何其无是非”的天意残酷如此，后人也当为逝者哭。
深藏着生命结局的一个秘密是，唐筼在该诗”其三”一段中尚这样写道，
八载长相念，奈何音信疏。惊闻姊丈殁，姊亦欲殉夫。赖得亲戚救，可幸尤可吁。……
众人曾救回殉夫的唐琬玉，唐筼当年犹感可幸。但十八年后，七十一岁的唐筼无疑平静地步其琬玉姊的后尘，历史无法感到”可幸”的是，”赖得亲戚救”的场面没有重现。这是后话。
在1966年以后，唐筼还要经受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命运浩劫，还要倾最后一力为她”弱小”的丈夫遮挡劈面而来的腥风血雨，直至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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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歌已隐约可闻。
在生命的旅途上，列车已经预告了终点站即将到来。同行者的命运，也将是自己的命运。这种互为影衬的结局，使生命的结束含有某种象征。挚友冼玉清最后的生命遭遇，不久将划上一个长恨的句号。命运似乎刻意有这种安排，在陈寅恪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些曾带给他欢愉的人，将先他而走向死亡。
陈寅恪曾估计自己只有三年寿命，冼玉清则估计自己也许只有两年。冼玉清估计对了。
冼玉清晚年患有乳腺肿瘤病，在1963年，她向广东省委统战部提出了到澳门、香港探亲治病的请求。12月，广东省有关领导人批准了冼玉清的申请。1964年元月，冼玉清终于踏上了阔别多时的香港。她并非作光宗耀祖式的凯旋，实则是向亲人作最后一次话别。这一年冼玉清六十九岁。（有关冼玉清事见1964年广东省委统战部档案，材料出处不再特别标出）
这位十数年一向被人视为”落后、封建”的”过时女子”，在她生命的最后历程，用她其实一生不变的正直、善良，谱写了一曲足以感天动地的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悲歌。
1964年1月28日，已在香港的冼玉清，给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人张泊泉写了一封信。信云：”泊泉部长：话别登车，在车上萦殷殷致意，至深感谢。本次赴港，不意竟为学界所知，拟安排三个公开学术演讲，一在中文大学，一在大会堂，一在浸信会大学。我尚未答应，特函请示，如未得到你们同意，我是不会做的。这是第一事。第二，中日交往自唐开始尤多，我久欲东渡一游，以考察文化交流之迹。但抗战八年，解放后十四年，遂蹉跎了廿多年时日。此次来港，看见旅行社组织很多游日旅行团，未知我应该加入否？这也等候你们同意，我才敢做”。
置身于”花花世界”，冼氏仍有”很强的组织观念”，不是共产党员的冼玉清，在1964年表现了识大体的胸怀。
在”阶级斗争风高浪急”的1964年，注定冼玉清只能留下终生两大遗憾。广东省有关部门当然没有同意冼氏的两个要求，冼玉清在香港的朋友(进步人士)向冼转述了广东方面的意见。冼玉清接受了这个”还是不在港演讲和去日本旅行为好”的忠告。现在难以猜知冼玉清接受此忠告时是怎样的心境。冼玉清自然永远不知，不同意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她”一向思想落后。”
冼玉清大半生研治岭南文史，省港澳学界留有大名，自1955年被迫过早退休后再没有登过讲坛。1956年，冼玉清有过一次香港之行，当时香港有两间大学以月薪三千元相邀冼氏留港任教，为冼拒绝。这位数十年为人师表的奇女子，在1964年的初春，其实是多么渴望在旧地重登教坛，一吐为快。
一个月后，已接受了忠告的冼玉清再给部长写了一短函，内云：”泊泉部长：续有大专学院约去作学术演讲，均以养病婉谢。玉清生性淡泊，除授徒著书之外，无所嗜好，樽节所得，略为整理，现有港币十万元，欲送与国家。此系一片诚意，如何处置，希早示覆。冼玉清64.2.28。”
这是冼玉清第一次向她眷恋的祖国提出捐赠自己储蓄的设想。在外汇贫乏、经济才缓过一口气的1964年的中国，”十万元港币”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两个多月后，5月3日，冼玉清又给部长去信，云”在港医院时很多朋友和旧学生来探望我，说道，’你一生刻苦努力，绝不讲个人享受，整个生命已经贡献给社会了，如今年老，我们应该爱护你的’。给我很大的安慰。捐款必定履行，但要等我返穗乃办”。冼玉清第二次表达了捐款的决心。
统战部复函冼玉清，一切”待先生回穗后面商解决”。冼玉清有点急了，她明白她留在世上的日子已不多了。
1964年8月17日，冼玉清在香港立下遗嘱。遗嘱开头第一句便说”钱财所以济人利物，非徒供个人享受已……固将遗产分为两部：第一部帮助亲属之较有需要者，第二部捐作社会公益事业”。（冼氏遗产捐赠事见1974年、1976年广东省委统战部档案）
冼玉清一生无儿无女，一人孤零栖身广州。但其兄妹众多，看一看冼玉清当年立下的遗嘱，便知这位”整个生命已经贡献给社会”的学人，最终赤心所向！
冼玉清遗嘱
(甲) 家属之部 (略)
(乙) 社会之部
香港保良局捐送港币五千元；香港工人劳工子弟学校捐款港币一万元；
所有香港电灯、九龙电灯、香港电话、牛奶公司、九龙仓、怡和纱厂之股票尽捐与广东省统战部，由其与中山医学院组织一基金委员会，专购置医药科学仪器等，以谋利益疾病痛苦之人。
冼玉清现金与股票等财产共值五十万元。根据1966年10月2日港英税局对冼玉清的遗产作登记，该年冼玉清遗产中股票所值市价为三十九万多港币。换言之，冼玉清一下子捐与祖国便几达四十万港币。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冼玉清除了将在澳门和香港等地的祖屋及房产物业送还冼氏家族外，也另有现金赠与亲属。但获得最高遗赠的一个侄子，仅得港币五千元，其他侄子也只是每人分得二千元，她的一个亲妹妹也仅得二千元。冼玉清以现金遗赠冼氏家族人总共一万八千元港币。
五十万 (包括年初表示捐赠的现金港币十万元)与一万八千相对比，虽说不上有天壤之别，但也教人深刻难忘。
于是，便有了我们已熟知的一个话题。冼玉清在岭南大学三十多年向以”吝啬”出名。据说她极少请人吃喝，用钱极有节度。这些都与她每月领数百元的教授薪水形成很强烈的反差，”吝啬”之名由此而起。
但这些都不是一个生命最真实的底蕴。在1964年生命快将走向消亡时，冼玉清以她高洁的品格，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很壮丽的感叹号。设若当年身早逝，此生”真伪”有谁知？
可惜，冼玉清去世后，她的动人之举一直不为世人所知，于是，故事没有结束。……
1964年10月。
在港澳等地探亲治病近一年的冼玉清，回到了广州，住进了中山医学院肿瘤医院。在此之前，不少人曾认为冼玉清会一去不复返。在五六十年代的广东，曾暗涌着一股”逃港潮”，不少人视港澳为”天堂”。
一直记挂着挚友的陈寅恪，知道冼玉清回到广州住院，欣喜地作了题为《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赠之》的两首七绝。”其一”云：
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
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
即使到了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两位挚友仍有”高山流水”般透彻肺腑的相知。陈寅恪的”任他蜚语满羊城”，说的是人人认为冼玉清逾期不归，肯定是”出逃”了。陈寅恪不一定知道冼玉清赴港澳的全部细节，但陈寅恪知道冼玉清魂归何处！
至于”东坡”之称也有”典故”。1956年冼玉清任广东文史馆副馆长后，有不少机会到各地视察。1958年冼玉清到海南岛参观，详细了解了被贬岭南的苏东坡的事迹，感其诗和与自己心境相似，此后便时时以”苏东坡”自勉。从陈寅恪这首七绝，可知越到晚年，陈、冼两人的相交，越深入到灵魂深处。陈寅恪赠与冼玉清的两首七绝，诗风与情感的欢快，为1964年陈寅恪所作诗篇中罕见。这是陈寅恪为挚友平安返归故土发自内心的欢欣。
现在看来，”任他蜚语满羊城”一句还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启迪。冼玉清的选择，也必然是陈寅恪的选择–如果陈寅恪也经历如”冼玉清赴港探亲治病事”的话。这样，陈寅恪用他的诗，也许是在无意中昭示了他在七十四岁这一年，依然无悔当年”神州陆沉”之际坚决不移居”海外”的人生抉择！
冼玉清1964年致广东省委统战部的信。信中提及捐赠港币十万元事
为挚友归返而感高兴的陈寅恪自然不太清楚挚友的病况。第二次住进肿瘤医院的冼玉清，永远也不会康复了。以为冼氏逾期不归便是”出逃”的人，自然也不太清楚冼玉清是带着十万元港币从香港回到大陆的。回到广州不到一个月时间，冼玉清办妥从中国银行将此款拨归统战部的有关委托事宜。冼玉清在1964年11月8日写给统战部的一封很平常的信，为后人洞知这一切留下了教人热泪盈眶的历史证据。冼玉清的信有这样一段：
……此款是已出之物，如何用途，由你们支配，总要用得适当就好了。但此事只系围内人知道便了。切不可宣传，更不可嘉奖。朱柏庐先生所谓”善款人见，不是真善”，这句格言，我素来服膺的。……昨晤中山医学院陈国桢教务长，谈及此事，据云肿瘤医院开办伊始，虽得政府大力支持，然因外汇紧张，仪器尚感不足。如得此款购买仪器，也于人民大众有益。我认为这个用途也是适当的，或者你们认为该款另有更好用途，均由你们支配办理 (着重号为原信已有–引者) 。
1965年10月2日，冼玉清患乳腺癌去世，终年七十岁。
自感蹉跎了十数年的冼玉清，是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依恋，怀着巨大的遗憾撒手人寰的。因为她留下了未竟的事业。她在晚年断断续续撰写的《冼夫人传》还未完成，她一生的著述尚未整理。在她住院期间，她曾托一个晚一辈的学人为她完成未竟的事业，并愿意在资金上提供帮助。但这位学人是个”摘帽右派”，他不敢允诺冼玉清。其时”文化大革命”的风声已隐约可闻。命运注定冼玉清只能拖恨而终。
陈寅恪尚能向侍师如侍父的蒋天枢托付重于生命的”名山金匮”事业；孤零的冼王清则只能生前凄然，身后孤寂。
但冼玉清比陈寅恪幸运的是，她躲过了”文革”这场劫难，她是怀着真诚的感激告别这个世界的。在1963年12月召开的广东政协会议上，身为委员的冼玉清曾无限动情地说到，”统战部关照中山一院好好照顾我，给我住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医生，拍X光片，谢志光亲自出马，看心脏病有心脏专家林柏荣，看内科有内科专家陈国桢，切片有病理学专家秦光煜”。这大概是冼玉清在遗嘱中专门指定广东省委统战部与中山医学院接受她的遗赠的直接原因吧。
在冼玉清去世后的第三天，陈寅恪甚为伤痛地写下了一首挽诗：”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同在这一天，陈寅恪答应担任冼玉清治丧委员会委员。
至今尚不清楚当年广东省委统战部为何不知道冼玉清遗嘱中的捐赠事。九年后，广东省为收回应得的冼玉清捐赠款着实费了不少力气。
1974年春，冼玉清遗产中”全部股票捐赠广东省”的信息第一次从香港反馈回大陆。广东省有关方面立即发函”港英总稽核”要求查明是否有此遗产。7月，港英方面回复，”冼玉清遗嘱中的股票，按1974年6月28日市价，共值港币一百二十九万多元”。
从此，广东省开始了长达两年时间的取回应得遗赠的艰苦交涉。
冼玉清去世后，其股票掌握在遗嘱承办人的手中。九年后，该承办人称冼的所有股票已于六十年代后期全部出售，共得港币三十二万多元。毕竟事过境迁，广东方面不得不接受了这么一个很难令人相信的”事实”。但为了取回这三十多万元，通过各种渠道对该承办人做工作，还是花费了两年时间。1976年7月，香港的中资银行终于收到最后一笔遗嘱承办人交回的款项。至此，广东省实际回收冼玉清捐赠的港币三十三万零九千多元。
其时，距冼玉清去世已有十一年。
连同1964年冼氏十万港币的捐赠，冼玉清总共捐给她热爱的故土的款项达四十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三元零五角五分。 （见前注）
1976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烈焰正炽，一代学人无私奉献的事迹只能被淹没。
在这一年，历史终于可以为这位传奇的岭南女学者合上她那沉重的人生卷宗。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冼玉清在广州的家，全部书籍和手稿分别捐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东文史馆。因没有为她特设一个纪念室，故捐给”中大”的书籍，全部溶入中山大学上百万册的藏书中。她生前喜爱的古色古香的红木酸枝家具，大部分也捐给了广东文史馆。三十年后，这些家具依然被作为书架、枱椅等为后人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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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叙述着这些人生结局时，似乎很有点悲壮，其实在当年这样的结局很孤寂，很平淡，无声无息。
很多人生故事，只在后人的眼中才看出精彩。
1965年的陈寅恪
在冼玉清几经曲折、痛苦地走完她最后那段人生路的那些日子里，东南区一号二楼的主人似乎超然于世外。现实似乎把这位老人忘记了。数年前那些无情地嘲弄过陈寅恪是最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此刻亦面临着自身难保的命运。政治运动，开始涤荡所有的灵魂，没有谁有更多的心情去关注一个似乎是很遥远的人物。陈寅恪恬适度日。在这一年前后，多年以来一直出现在广东省有关部门《情况动态》之类材料上的”陈寅恪”三个字，已经消失。而在这段岁月，”四清”运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次”教改”运动、”备战”热潮、批《海瑞罢官》等等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现实已无需重视这位形如”废人”的老人了。
这是一段意外平和的日子。学校师生正忙于参加”四清”运动，忙于”学工学农”，康乐园少了喧哗，东南区一号二楼多了一份恬静。生活逐渐显示了予人很深影响的惯性：”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已规律化，陈寅恪的健康没有太大的变化。三年前从武汉调到广州工作的侄子陈封怀不时上门探候，闲聊陈门家常往事，亦为生活带来了几分宁静。陈寅恪估计自己只有三年寿命的预测并没有应验。生命力永远有扑朔迷离的魅力。
在这样的情形下，陈寅恪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著述，撰写带有”自撰年谱”性质的《寒柳堂记梦》。这是一部在面世前曾令很多人怀抱着一份很大期盼的著作。它同时也是陈寅恪希望能写出自己最真实、最客观”家世生平”的一部著作。吴宓曾在1964年8月1日的日记中有如此记载：”作函上陈寅恪夫妇。述宓暑假留校休息，拟 (甲) 十月上半、 (乙)十二月下半请假来广州之计划。末陈宓有意来广州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以吴宓对陈寅恪的理解，由吴宓为陈寅恪”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不失为一理想人选。可惜，于今无从知道陈寅恪对吴宓有意为陈”写订年谱”抱何种看法。从以往的迹象看，自负的陈寅恪似乎更向往因其著述”知我罪我，请俟来世”的境界。又据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回忆，昔年蒋氏到广州探望陈寅恪时，曾有”请师追述往事， (蒋)从旁记录”的请求，但陈寅恪没有同意，谓”将来拟自撰文”。
七十五岁的陈寅恪终于可以在暮齿之际一了回首平生沧桑事的宿愿。但陈寅恪已垂垂老矣。《寒柳堂记梦》没有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传递出的那种生命韵律的勃动，也没有了后两本书稿中蕴含的强烈的历史与人生相交融的感受。而正是这些，使陈寅恪晚年的这两部著作县有很强的阅读感染力。《记梦》甚平淡地追述了”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笔触简约，波澜不兴，以”记梦”名之，从某种角度已折射出1965年的陈寅恪的生命状态。
也许这样的评价太苛求这位学术大师了。《寒柳堂记梦》的体裁与陈氏其他著述略有不同。陈寅恪在该稿”弁言”中数次提到《记梦》以司马光之《涑水记闻》及陆游之《老学庵笔记》”为楷模者”，取其”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之长，而陈寅恪”记梦”之志则为”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知我罪我，任之而已”。二十年前，陈寅恪在指导学生撰写中国近代史论文时曾说，”我自己不能做 (晚清)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这种感觉影响陈寅恪至深。二十年后，陈寅恪在”弁言”中犹一再表明”因草此文，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他日读者傥能详考而审察之，当信鄙言之非谬也”。毕其一生，陈寅恪在著述方面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理性。
但毕竟生命已走向衰竭，”生形如已死”的生存状态窒息着一个同样有血肉之躯的智者的生命感受力。《寒柳堂记梦》远未能反映出陈寅恪可能有过的对近百年间兴废盛衰的历史作一持平通论的宏大理想；《寒柳堂记梦》也未能承载它应该能承载的历史的厚望–反映出近世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起伏浮沉的轨迹。陈寅恪一直珍视着”记梦东京惜旧痕”这块精神领地，等到他可以腾出手来作一种历史构建时，他的生命之火已行将熄灭了。历史当为1965年的陈寅恪惜！
由此可见，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即是那种总是用精血与激扬生命的独特情感去温热和再现曾经有过的历史的那种人。以此来形容陈寅恪的一生，不知当否？
若从1965年春夏之际陈寅恪正式撰写《寒柳堂记梦》算起，到1966年7月黄萱从此不能到陈宅工作止，陈寅恪撰写《寒柳堂记梦》共耗掉一年多时间。这一年，正是中国社会快将发生惨烈大动荡的前夕，命运留给这位历史学家从容整理自己一生的时间太少了。
若以1949年为界划定陈寅恪的晚年治学生涯，则从该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陈寅恪每一年都在辛勤著述，从未间断。陈寅恪一生没有留下关于治学的警句格言，但他以大半生的实践，实现了他一直孜孜以求的”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的治学理想。此点与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的文化理想是相生相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966年7月后，作为”托命之人”的陈寅恪，其生命已经终结了。
未终结的只是徒添痛苦的”大患犹留乞米身”。在余下的三年时间里，陈寅恪的悲惨人生被推入了一生中的最深渊。一个苦难的生命，最终以饱受惨无人道的摧残才完成了最后的、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悲剧展示。很可怕的是，于历史而言，有了这最后一幕，悲剧才算完整！
在七十五岁时，陈寅恪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答案只能由历史来解答了，七十六岁后的陈寅恪，为悲剧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