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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1965、1966年。
这是一段永远值得历史学家作特别透视的岁月。它是大风暴、大地震的前夜,它是七亿中国人的政治热情已接近疯狂的前夜。政治家能够感受到社会各种矛盾已到了快将”爆炸”的临界点;历史学家可以看到社会的进程突然面临着多种机遇。在中国这艘巨轮的前方,突然显现出多幅”海市蜃楼”……
在1965年,美国政府扩大了越南战争,广袤的中国大地也能听到B-52重型轰炸机在那个弱小的邻国投弹时的呼啸声。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形势的分析在社会各阶层广为传达。其基本观点是:准备战争,准备与帝国主义打仗;中美这场仗早晚都得打,不能避免,全部工作的立足点放在”打”字上;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打各种战争。 (参阅1965年各类形势教育材料)
“备战”,成为1965年牵动亿万人心的焦点。国计民生,开始让位于正急速凝聚的同仇敌忾的战争准备。巨大的”民心””士气”正被调动,但没有”释放”,它在中国大地盘旋,它在寻找着释放的爆发点。一年后爆发点出现了,但很不幸,它竟是一场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
随着战争威胁的增大,极”左”的政治气氛已牢牢地笼罩着神州大地。11月10日,已负盛名的评论家姚文元,在当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此文被后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序曲。十数年后,世人才知道这里面原来还有一段很具政治赌博性质的内幕:在政坛并不受欢迎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一直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之外无人知晓的秘密状态下策划此文。(《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72页)此文能否一炮打出一个”新世界”,江青等人并无十二分把握。
在1965年,绝大部分人都意想不到即将来临的命运,但有极少数人感觉到了,他们是一群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在第三次”教改”出现时,他们已感到大难临头。
还在1964年2月13日 (刚好是旧历甲辰年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听取邓小平、陆定一、林枫、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时曾挥洒地评论道:(引录《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广东省档案馆藏)
–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其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
–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同年7月5日,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作了一次谈话。毛泽东的谈话主要涉及”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并有”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等语。对老教师冲击最大的也许是这么一段话:”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国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的文件,为第三次”教改”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
历史录下了”老教师们”这一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临巨大压力下的痛苦哀鸣,”这次教改摧毁了赖以生存的老本”;”兵临城下,身归何处”!在亿万人的豪情即将冲天而起的1965、1966年之际,只有这一群远被时代抛弃在一旁的知识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凶险。
他们感觉对了。
196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份《中央统战部关于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提出了”关于对党外人士’松一松’的策略方针”。”松一松”,就是不要总把弦拉得那么紧。当年,有关统战部门记录了此时高级知识分子们的生存状态:”……近年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不断深入发展,城乡’四清’运动、备战,特别是文化战线上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学术思想批判,以及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等许多方面汇在一起,对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量,高级知识分子感到形势逼人,不跟不行,但又感到跟不上,思想紧张,压力很大。他们震动最大的是从教育方向、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以至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理论展开的大变改。……高级知识分子们彷徨更甚,苦闷更甚,不能适应形势,认为比五八年的教改来得’更狠’,整个状态是紧张、彷徨!” (见前注)
这是一份在当年没有引起太多涟漪的中央批转有关方面的报告。在大风暴的前夕,这种对极”左”思潮表现出忧虑的声音显得是那样微弱;甚至”松一松”的方针犹未全面贯彻落实,”文化大革命”便全面爆发了。但我们还是应该知道,即使在极”左”思潮已接近最高峰的年代,尚有一批有识之士对形势表现了忧虑。
这一群如惊弓之鸟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委实太可爱太纯真了。11月中旬,姚文元的文章震撼中国学术界,随即,以”学术研讨”名义举行的各类座谈会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只知”学术良心”的这一群学人,大多数对姚文元阉割历史、断章取义的做法极为反感。以中山大学为例,刘节、容庚、梁方仲等人激动地认为,”姚文的批判太过火,中国数千年历史一直都有清官出现,如此批清官,就是反历史”;”歌颂海瑞没有什么不好,连清官也不能歌颂,难道要去歌颂明代最腐败的一个现象–多如牛毛的贪官”?(见广东省统战部门该年有关情况反映材料)
一有”自由的天地”,这群学人总情不自禁地展现生命的本性;一到历史的关头,总能看见他们高洁的灵魂。在那一刻,他们似乎忘记了自身本已危如累卵的处境。五十天后,”学术争鸣”结束。1965年12月30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达一万多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内有语云,《海瑞罢官》”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该提纲试图对当时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中国政坛上的两股力量正在作生死教量,但一经交手,胜负立判。3月28日至30日,在杭州的毛泽东先后三次与康生、江青等人作了谈话,严厉指责了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等人,称吴、翦两人是”学阀”。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74页)
吴晗与翦伯赞以”学人”的身分在重大的政治关头遭毛泽东的抨击,在1949年后十余年间的政治运动中是甚为罕见的例子。吴晗与翦伯赞,均为五六十年代京华名重一时的历史学家。
吴晗,浙江义乌人,1909年生,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吴晗迈入历史天地的直接导师是胡适,但从广义而言,毕业于清华园的吴晗,也可以说是陈寅恪的学生。中年前后,吴晗一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后曾一度担任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翦伯赞,湖南桃源县人,1898年生。和现代中国一些著名的文史学者相比,翦伯赞早年并无毕业于或执教于国内名牌学校的记录。但在三十年代末,已参加了共产党的翦伯赞即以《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在”左派”人士中略有名声。四十年代翦氏以《中国史纲》第一、二卷成名,被誉为是最早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少数人之一。1952年,翦伯赞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58年5月,郭沫若应北大历史系之请,撰《关于厚今薄古问题》一文。此文从撰写到发表,郭沫若与翦伯赞多有联系(见《郭沫若年谱》”1958年条”),全国大范围批判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运动由此而起。1961年,翦伯赞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同年,担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写组组长”,主编《中国史纲要》。
吴晗与翦伯赞被点名,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一生潜隐的”历史情结”又一次释放。
毛泽东对两位历史学家的抨击,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有关会议上表态云,”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同在五六十年代之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其目的同样是”古为今用”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从当时的知名度而言,郭沫若的两剧甚至比《海瑞罢官》更广为人知。历史选中不幸的吴晗作时代的牺牲品,郭沫若有幸安然无恙,命运端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 (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第116页)仅仅是这一段话,已决定了陈寅恪们余生的悲惨命运。
5月25日,北京大学校园贴出了一张轰动一时的大字报。六天后,毛泽东电话通知康生、陈伯达,同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些都意味着八、九年前在”大鸣大放”、”兴无灭资”等等运动中出尽风头的大字报,将再次风光,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主要斗争形式。
霎时,全国各高等院校涌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大字报。
陈寅恪又一次尝尽大字报的苦头。
陈寅恪生命的最后三年开始了。

2
1966年7月,中山大学已贴满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陈寅恪受到严重的冲击。
据说,第一批来势最猛的大字报,不是出自历史系,而是出自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部门–学校后勤部门。贴大字报的人强烈谴责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多年来大肆挥霍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要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有人声言”陈寅恪有意污辱护士”……
每一次的文化浩劫,总伴随着高洁的人格与灵魂被愚昧及野蛮所玷污。这是陈寅恪在晚年第二次遭受重大的人格侮辱。”革命”一开始,即显示了它将释放人类最丑陋、最凶恶的”兽性”的一面。
这些大字报的出现,并不偶然。它是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人们长期不满的一次总发泄。最典型的说法是,”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故此,批判陈寅恪的第一轮大字报大部分是后勤部门人员所为,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陈寅恪每月享爱了哪些政府给他的照顾补助。
1966年7月30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陈寅恪,向中山大学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医生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中山大学有关档案)
梁主任:
因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我现在请求您批准下列各点:
(1)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制药–”稀盐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又 (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仍由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
(2) 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斟量收费。此致,
敬礼。
陈寅恪敬启 (印章)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一日
陈寅恪此信语气显得深沉,与以往和校方打交道的书函略有不同。若没有这场”革命”风暴,中山大学保健室多位医生护士十余年对陈寅恪的关怀与照顾,将永远给这位老人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七天后–8月6日,唐筼以自己的名义向当时中山大学的实际掌权者”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驻中山大学工作队”写了一个书面声明,详尽回答了各类大字报对陈寅恪的责难。唐筼这一纸声明太重要了,包含着很多历史内蕴,特全文抄录如下: (见前注)
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负责同志:
我的爱人陈寅恪因为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所以我代他写此信,面交声明下列各点,请加注意是幸。
1.他因骨折长期卧床,年来多次患下部湿疹证,经由中山二院皮肤科医生屡次来诊,开有医嘱多张,署名签字者有廖适生院长、李松初教授、何玉琼 (女)讲师等为证。可以查验。医嘱中要护士依照医生所指示的方法处理,即冲洗阴囊、上药、光照等方法,并非陈寅恪有意污辱护士。并且多数冲洗时亦有筼从旁助理,前留医二院时也是如此护理,二院有病历可查。
2.一九六三年一月中由人事科张春波送来三百元,本不愿接受,后送还各处不收,最后由朱锦儒科长批”此款暂不处理”字样。现在只好等待运动结束后再送还。财务科误指捐助陈六百元一事,前曾奉函声明,想已蒙察鉴。
3.有人出大字报说”陈寅恪非外国药不吃”等,殊与事实不合。大多数药物皆本国产品,只有少数进口药品是医生所处方的。至于高单位 (非常服)维生素类及水解蛋白等皆系自备,或朋友所赠送者。最珍贵一种药品(Nilevar)也是由医生处方,是陶铸副总理赠送的。并不常服。每年冬季始服一段时期。海关税自当偿还 (以前不知) 。
4.中大农场产品由学校指示送来食物等,并非是我们自己去要的,而是他们自动送来的,分量也是由他们分配的,付款也不是我们亲自去付的。故无签字收据。食物表内所列品类及数量皆有出入。如果大家赔偿时,我们自当设法照数赔出。
总而言之陈寅恪的每日饮食,所服药物等也欢迎有同志来实地调查,以明真相。不胜感幸之至!
此致
敬礼
唐筼敬启
1966.8.6日
陈寅恪晚年所有的来往书函俱由唐筼代笔,但基本上是以”陈寅恪”名义。以”唐筼”名义与有关当局打交道,这一纸声明为目前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中仅见。该声明陈述有条不紊,事理明晰,显示了向以家庭妇女一面示人的唐筼的处事气度。
这一年唐筼六十八岁。
六十八岁的唐筼以其勇气及主见开始应付一生中也许是最险恶的最后一段生命历程。令人倍为感伤的是,唐筼的胆识与才华,是在人生最黑暗的岁月里展现。
“文革”风暴初起,陈寅恪在遭受大字报冲击后给学校保健室主任的信(唐筼代笔)
唐筼给”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驻中山大学工作队”的信 (部分)
唐筼的”声明”,还使后人对1966年8月前后的中山大学形势有所了解。陈寅恪与唐筼在不长的时间内多次以书函的形式 (唐筼有”前曾奉函声明”一语)向校方申述自己的观点,则此时大字报的势头亦可想而知了。唐筼在”声明”中有”食物表内所列品类及数量皆有出入”诸句,指的是贴大字报者将国家”优礼”陈寅恪的项目列表对照。其时康乐园的”革命行动”还未到”无法无天”的程度,故唐筼尚有”欢迎有同志来实地调查”等语。甚至直到此时,唐筼还以为这次”文化革命”亦与以往运动一样,所以唐筼便有”现在只好等待运动结束后再送还”的说法。唐筼怎会料到,她与陈寅恪永远也不会有”等待运动结束后”的那一天!
最可注意”声明”中提到了”陶铸副总理”。6月初,主政广东达十五年之久的陶铸奉召离开了这块土地北上,进入中国政坛的核心。7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陶铸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12日,全会结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有重大的改组。据说,在毛泽东最后审定中共领导机构成员的名次顺序时,亲自用红笔将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三字之后,陶铸一跃而成为中国政坛的第四号人物。(见郑笑枫、舒玲:《陶铸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仅仅是两个月的时间,陶铸便被潮流推上了他一生中的顶峰。不知当年陶铸是否意识到,此类人生的突然升迁,已隐伏着昙花一现的结局!
陶铸的命运,连系着很多人的命运。

3
要想很清晰地重现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生存状态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形势很快陷入混乱,社会开始进入无序状态,大部分的个体生命不仅丧失了捍卫生命的权利,而且也被剥夺文明所赋予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合法权利。若用客观的历史语言来叙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82页)
还好,有一些历史事件为后人追寻卑微的生命如何痛苦地活着提供了当年的大环境。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首先打出”红卫兵”的旗号,声言保卫毛泽东,保卫红色江山。8月1日,毛泽东致信该中学的红卫兵,对他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等人走上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两天后,北京大批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破四旧”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从此,多少文化浩劫事,均假”破四旧”之名而行。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各地高校红卫兵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外地”造反派”的加入,”革命”的残忍性开始升级。
…………
已没有必要再细列了。红卫兵的兴起与”破四旧”运动的出现,足以致陈寅恪们于死地。
1966年7月,黄萱被历史系召回参加运动。9月,校方撤走”三个半护士”,唐筼只好自出资聘一朱姓护士护理陈寅恪。革命已开始超越触及灵魂的范围,进入”实际行动”的阶段。九、十月间,”破四旧”之风蔓延到岭南,各式身份的人开始随意上陈宅走动。其时尚未完全”靠边站”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嘉人,将此情况报告了广东省委及已上调北京的陶铸。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在1966年6月至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 (见1967年7月21日《南方日报》)在这三十八次电活中的其中一次或数次,陶铸无疑作了他一生中关于陈寅恪问题的最后一个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于是,中山大学的革命群众听到了这样的校方指示传达:”不要搞陈寅恪了,他已丧失社会活动能力,动了他,人家反会说我们不人道”。(参阅1967年第1期《中大战报》)这是中山大学在”文革”初期要保护陈寅恪的最后一道指示。
鞭长莫及的”陶铸指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历史学家尽说数千年”皇权”驯服下的中国人向来惧怕”权威”与”官威”,但在这个疯狂的年代,”造反派”们以其”天不怕地不怕”的本色,显示了这个古老民族国民性里隐藏着的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统治者曾从统治的立场对此作总结,比喻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形象则形象了,然尚未触及这”国民性”的内核。这将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研究的话题。
当然,从1966年至1976年,七亿中国人只剩下一个声音最有权威了。
1966年秋冬之际,大字报已快把陈寅恪淹没。当年的目击者是这样形容当时情形的:大字报之多,已覆盖了整幢东南区一号的楼房,红色的砖墙已被掩盖得看不见;又因为大字报是白纸黑字,整幢楼房显得阴森可怖,活像一口纸棺材。楼房四周的树木也挂上了长幅标语,每有风吹,犹如片片白幡在招魂。有一段时期大字报甚至贴到了屋里,贴到了陈寅恪的床头前。
据说,陈寅恪一直没有遭到毒打,比起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屡遭拳打脚踢,陈寅恪的命运似乎稍好一点。但真正的实情是,这类本来会落在陈寅恪身上的野蛮行径,大部分由唐筼去承受了。于今已无法追寻唐筼如何应付那一群群突然而来的造反者登门批斗的悲惨场面,极深地留在当年目击者脑海中的是这样一次:蜂拥而至的人们甚至连拍门的那几秒钟也等不及,竟有数人飞快地从一墙角往二楼的晒台上爬,搞了一个”里应外合”的配合……
陈寅恪已如肉案上的羔羊。历史永远隐去了那些”羔羊”口不能言、甚至身躯无法挣扎以释放内心无比恐惧、只能承受着如山崩地裂般狂吼的死亡威胁的场景。
抄家开始了。不幸中的万幸,头一批抄家者来自历史系的”革命群众”,他们查封了陈寅恪的书籍和一批未刊书稿、手稿,陈寅恪的存稿没有遭到”灰飞烟灭”的劫难。当年参与其事的一位目击者回忆,查封是”平静”的,陈寅恪的手稿与书籍都专门堆放在一间房子里,等候处理。所谓”平静”,不过是相对于后来已形同抢劫的情形而言。数月前,陈寅恪还是只能敬仰的一个人物,不要说登堂入室,就是慕名晋谒的请求,也不一定能被接受。历史系的”革命群众”,终于乘着时势肆意地踏上了这块”神秘的领地”,一睹庐山真面目,痛快地做了一回主宰者。据说首次抄家成功,令”革命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寅恪除了书籍、手稿被查封外,他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也被抄掉。给抄家者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批”四旧”:陈寅恪保存了二十多封陈宝箴与清朝官员的来往信札,看得出,这些信札数十年来保管得很好。 (据一位目击者的回忆)
以后的抄家情形,已到了不分日夜,”造反派”随到随抄的地步。在官方的档案中,对六六、六七年间的抄家情况有一些零星的记载。1966年底,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曾发出”党外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情况调查表”,在”陈寅恪”名下有这样的记载:”主要问题–反动学术权威;运动中态度–因病双目失明,未参加运动;抄家情况–原地查封,提出部分金银手饰作展览”。这些金银手饰,俱为唐筼先祖遗留之物,”文革”后不知去向。
1967年1月4日,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陶铸突然被打倒,其罪名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突然”倒台”,充分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冷酷无情与波谲云诡。1966年12月底,毛泽东尚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亲自出面保”陶铸过关”,但六天时间不到,陶铸便跌落到遭万炮齐轰的地步。(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陶铸传》)过去曾与陶铸有涉的有关人和事,随着新一年的到来面临着新的灾难。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