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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死了。他给传统文化这个天空留下了一种巨大的空寂。他带走了一种无形的历史意绪，也意殊着某种历史文化投影的突然消失。故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门只能谛听着他那似乎遥远的空谷足音。
正因为如此，他身后尘世间因他而起的风浪二十多年间一直没有平息过。
在大陆，最早公布陈寅恪病逝消息的是中共广东省委直接管辖的报纸《南方日报》。其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深入开展，广东三家大报中的《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已分别停刊。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内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十月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举行了向陈寅恪先生告别仪式”。其时距陈寅恪病逝刚好十一天。”文化大革命”不知令多少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命丧九泉，所谓有资格”见报”者凤毛麟角。陈寅恪能享受此”规格待遇”，据说是周恩来特别批准的。此事难考，姑存一说。
陈寅恪生前对陆游那首”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的七绝甚有感慨，屡有”蚤为今日谶矣”之叹。”身后是非谁管得”一语，在陈寅恪身后的历史命运中竟也一语成谶。
在海外，最早报道陈寅恪死讯的是香港的《新晚报》；第一次详尽介绍陈寅恪晚年遭遇及死亡情况的，是196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298期香港《春秋杂志》。在该期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用肯定的语气报道了陈寅恪之死。当时海外一直将信将疑的”陈寅恪已死”的传说被证实。
历经数十年的风雨，《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一文，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一定的份量。它是迄今所知海内外在陈寅恪病逝后第一篇全面评价陈寅恪生平的文章。这篇共有二千多字的文章共分三部分–”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史学文学语文学权威”；”对各种学说均有研究”。文章的论调尚算持平，内中有句云：”一代学人，就此怀着满腔忧愤长眠地下，这不仅是我国学术坛上陨落了一颗寒芒熠熠的彗星，同时也是我们文化传统中失去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随着以后的论述，我们将可以看到，”怀着满腔忧愤长眠地下”的说法，比起后来海外一批用词已明显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文章要客观得多。陈寅恪自嘲为”颓龄戏笔，疏误可笑”的《论再生缘》又一次被重点提到，并认为从《论再生缘》中可以看出”虽然处身于失去了一切自由的极权统治下，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来表达他的愤怒的反抗，他这种精神，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以后海外一些学术味道相对较浓一点的文章，对陈寅恪文化意义的评价，其思路基本与该文相似。
这篇登在香港杂志上的文章，似乎不像寓居海外已久的人士所撰，其对陈寅恪晚年情况及晚年著述的了解，几达”很熟悉”的程度。署名”叔明”的作者究竟是谁，似成一悬案。
该文在台湾、香港影响很广。”叔明”其实并不知晓陈寅恪去世的确切日期，笼统地说成是”十一月初”，至令海外随后一批谈陈寅恪的文章也沿用了”十一月初”这一说法。
第一次在台湾详细透露陈寅恪之死的消息，是1970年1月26日发行的《中央日报》，它在副刊上分两天连载了署名”壶公”的文章。其实《中央日报》所刊的是《春秋杂志》那篇文章的翻版，略有不同的是”壶公”增删了一些名词，多了些诸如”共匪”、”匪区”一类的提法。《中央日报》的读者远多于《春秋杂志》，台湾知识界基本已知晓陈寅恪去世。第一轮怀念陈寅恪的浪潮骤然掀起。
3月31日，前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在《中央日报》撰《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内有”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等语。
3月，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登出数篇悼念之文，作者为陈寅恪在清华园时的受业弟子许世瑛、杨联升、陈哲三。
4月以后，台湾多种传媒分别刊出一批怀念陈寅恪的文章。陈寅恪去世不到一年，海外一批知名学者如赵元任、杨步伟、毛子水、罗香林、劳干、方豪、牟润孙等纷纷写下了各式各样的追思文字。其中一些人与陈寅恪不通音信、没有来往二十载有余，真情仍长萦心间，可见陈寅恪人格与品德的感染力。
曾预言”知我罪我，请俟来世”的陈寅恪，在身后也无法摆脱现实政治的牵累。其时大陆”文化大革命”风暴正烈，海外人士视大陆如地狱，即使毛子水等一批主要兴趣在学术研究的学人，对陈寅恪的伤悼之情，也充满了兴亡遗恨的惋惜与伤叹。除了极个别学人将陈寅恪晚年定居岭南说成是”流寓广州”之外，绝大部分人的用词是”沦陷匪区”、”陷身于极权统治下”。这种调子为以后海内外出现对陈寅恪政治态度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埋下了一个触发点。但这一时期的纪念文章，整体上看仍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对陈寅恪的生平、家世及学术贡献作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尤其是对陈寅恪相知很深的一些友朋的回忆，更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很快，悼念文章的专集《谈陈寅恪》一书在台湾面世。在这里，时间将继续证明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因其对陈氏生平学问评价的公允而具有长久的历史价值。俞文从”读书须先识字”、”在史中求史识”、”严谨而不偏狭”、”特别注重志书”、”喜欢庄子荀子”、”诗推崇白香山”、”学梵文研佛经”、”精通各种文字”、”缅怀一代大儒”等角度谈了陈寅恪一生的学术贡献。别有深意的是，亦学人亦为官治事的俞大维，丝毫没有在政治取向上着墨。谈到陈寅恪之死，也仅有如下的文字：”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传过数次，前几次均为误传，此次亦尚未证实。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惟寅恪先生现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处今日之世，溘然长逝，自属可能。”
俞大维，1897年出生，其父俞明颐，伯父俞明震。俞大维与陈寅恪的渊源可上溯至先辈。据俞大维回忆，俞明震等人与陈宝箴父子皆是好友，还因另一层同为”王谢人家”的历史而意气相投：俞大维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而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入幕曾府。到了陈寅恪、俞大维这一辈，两家的纽带似乎联结得更紧：陈寅恪的母亲是俞大维”唯一嫡亲的姑母”，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为俞大维的夫人。故俞大维叹日”本人与寅恪先生可以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七年同学者，指二十世纪前期陈寅恪与俞大维先后赴美国、德国留学时有七年相处在一起之谊。（见《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
平生极佩服陈寅恪的俞大维，日后走了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民国年间，俞大维先后出任南京政府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长等职，国民党到台湾后，俞大维曾出任”国防部长”。在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对金门炮击时，正在金门前线布置防卫力量的俞大维，侥幸躲过了一轮铺天盖地的炮弹。而他的三位同僚部下却没有他那样幸运，丧生于重炮轰击之下。十二年后经历过血与火磨砺的俞大维，竟能写出这样儒雅、平实与书卷气十足的《怀念陈寅恪先生》的文字。
答案也许只能在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去寻找了。在该文里毛子水写道：”我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到德国柏林。那年的夏天，傅孟真先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
现今所知，1949年后陈寅恪对他这个姻亲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清官。（见中山大学人事处有关档案）
与海外”悼念陈寅恪热”形成对照的是，国内的政治风云日甚一日，生者尚且难逃厄运，死者更化为一抔黄土，难留痕迹于世间。陈寅恪很快被社会忘记，很快被中山大学忘记。绝大部分死于”文化大革命”的人，其身后事也大抵如此。但历史总不会漠视”国内沉默，海外大做文章”这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注定了已杳如轻尘的陈寅恪，依然不能摆脱活着时已带给他极大苦痛的”俗累终牵”的羁绊。
幸亏当时国内处于封闭的状态，海外悼念陈寅恪的信息不为学校的造反派知道，不然，结果无法预料。甚为滑稽，在陈寅恪弃世两年后，学校的掌权派似乎并不知道陈氏已归泉壤，仍将陈寅恪作为”活典型”标出。在一份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1971年第8号的文件上，有如下句子：”历史系陈寅恪，一级教授，反动史学祖师爷之一，以研究唐代史出名，今年七十九岁。本人是前清的探花，曾到日、美、德、英四国留学，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把他揪了出来，他一直态度恶劣，广大革命群众对他确实愤恨至极，鉴于他现已七十九岁，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面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中山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这份谬误四出的材料，明显是写于陈寅恪七十九岁那一年–1969年，却被1971年的掌权者照抄录为现实服务。”文革”的荒诞。再添一笑话。
陈寅恪生前有”死后骨灰撒在珠江口，不要让人利用来开追悼会”的深虑。陈寅恪身后却阻止不了他的名字再三为政治”服务”。
岁月悠悠流逝，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暮年的毛泽东开始感觉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知识分子政策开始”松动”，在”文革”中遭迫害的一些人有望得到”解放”或作”结论”。含冤去世七年后，陈寅恪被间接地作了一个带点”转折性”的结论。兹将今天所能找到的一份历史”证据”引录如下：
财务办公室：
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同志于1969年11月5日病逝，当时因陈受革命群众审查，未知其性质如何，未发给其家属抚恤金。现上级已批复陈寅恃同志”仍属人民内部矛盾”。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应一次过发给其家属抚恤金伍百贰拾元，请予发给。
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
抄知：　　陈寅恪同志家属
（中山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这只是一份发放抚恤金的通知书，但它还是录下了陈寅恪”仍属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结论。比起数年前一连串”反动”头衔，陈寅恪身后在大陆的历史评价，开始出现一丝转机。很难理解，陈寅恪的死亡日期，竟被此时的中山大学确定为”十一月五日”。
在海外，这一段时期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料发现，对陈寅恪晚年生平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197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陈寅恪先生论集》。1972年与1973年，香港文文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集的《陈寅恪先生文史论集》，所收论文大部分是陈寅恪1949年前已发表的文章。1974年，由何广棪编辑，香港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学会刊行了《陈寅恪先生著述目录编年》。1976年，汪荣祖撰《史家陈寅恪传》初版本面世。1977年，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出版《陈寅恪先生全集》一书。这套书虽名为全集，实只收录陈氏生平著述的一半。海外出版机构刊行的这些书籍，对新一代的学人重新理解陈寅恪，用新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审视陈寅恪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预示着第二次海外”陈寅恪热”将掀起更大的浪潮。
转机首先来自大陆。1976年10月，中国政坛”四人帮”集团覆灭，整整肆虐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5月，刚创刊的广东省理论刊物《学术研究》在第一期率先刊出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部分。它距陈寅恪1958年1月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最后一篇论文刚好相隔二十年。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年，陈寅恪的著述终于可以刊布；回头看看这短暂的二十年，人事与世事俱面目全非矣。
沉寂了九年的大陆，对”大做文章”的海外发出了第一声反击。在”缘起”一文前编者有按语云：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一九六九年逝世。他在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钻研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蒋帮的一些无耻支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的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无论是”一些无耻文人、政客”的”反共宣传”，或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反击，九泉下的陈寅恪想来绝不愿世人如此评论他。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分两期，在国内首次刊出《论再生缘》全文。”死去原知万事空”，关于《论再生缘》成稿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寄寓甚深也好，不满现实也好，欲使《再生缘》再生也好，这些都在现实中显得是那么的遥远，仿如隔世。孤寂的陈寅恪还是那样的孤寂。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世纪的剧变，没有多少人愿意多注视一眼这位仿佛很遥远的人物。但在这一方独特世界，坚冰开始被打破。1980年5月22日，广东省文教办公室同意撤销中山大学党委在”文革”期间强加在陈寅恪身上的所谓”结论”。这种”同意”带有”平反”的意味。 （见前注）
1980年6月，由蒋天枢整理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陆续出版。文集中的《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等卷是陈寅恪生前亲自选编的。而文集中的附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以及《寒柳堂集》中所附《寅恪先生诗存》，第一次向学术界披露了陈寅恪一直有如”云雾不知踪”的晚年生平梗概和引人注目的陈寅恪诗篇。这套《陈寅恪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后人对陈寅恪的研究将跃上一个新阶段，也意味着第二轮”身后是非谁管得”的浪潮即将到来。
在国内，从文化的角度谈论陈寅恪的文章开始散见于一些报刊。史学界开始冲破极”左”的模式尝试重新评论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地位。最明显的变化是，不少人开始肯定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科学的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在海外，《诗存》及《编年事辑》的面世，好比一群苦探不得其门而入的掘矿者突然发现了一扇门户一样，它所带来的震荡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大做文章”有如旋风般再起。
1980年11月17日，台湾《联合报》副刊连载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1982年，《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多次刊发谈论陈氏生平及著述的文章。对台湾学界知识分子有吸引力的《传记文学》，则早于1979年分别刊载《陈寅恪先生的”欠砍头诗”笺释》、《陈寅恪大师逝世的年月日与大量遗作的情况》等文。和十年前悼念陈寅恪的文章相比，80年代海外一批学人研究陈寅恪的生平著作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生发开去。其中突出者便有余英时等人。说余英时在八十年代海内外陈寅恪研究领域中独领风骚并不为过。
1983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的第一、第二期上推出他在八十年代的研究心得《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主要依据的材料来自《陈寅恪文集》。该文随后在1983年3月份的《中国时报》上连续刊载了十一天。一年半后，余英时又一次在《明报月刊》上分别刊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等两篇长文。并在同年7月的《中国时报》上刊载《陈寅恪的’欠砍头’诗文发微》等文。1984年，余英时《文史互证、显隐交融–谈怎样通解陈寅恪诗文中的”古典”和”今情”》一文，分别在10月份的台湾《联合报》副刊上连载五天。
余英时近十万字的文章可以称得上是一轮排炮，在海外学术界引起相当反响。余英时论文的主旨，一言蔽之曰，就是提出了”陈寅恪晚年心境”这一命题。论证”陈先生晚年遭遇之沉痛实有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于万一者”，所以”他没有向中共政权’认同’或’靠拢’”；尽管余英时一再强调他文章中所论的陈寅恪是广义的文化遗民而非一家一姓的遗民，但余英时还是在潜意识的支配下不自觉地将所有的论述归到”陈寅恪晚节”这一核心问题。历史中的陈寅恪，再次被笼罩在极强的政治光环下。1984年8月，署名”冯衣北”的辩驳文章《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在第224期的《明报月刊》刊出。如前文已述，”冯衣北”的反驳是在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的指示下及广东省委文教战线负责人的布置下进行的。论辩双方都有自己充足的理由。一年后，”冯衣北”再撰《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一文。两个月后。余英时以《弦箭文章那日休》作答，发表在同年10月号的《明报月刊》上。
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论辩双方或许都无法抹掉”弦箭文章”的色彩。以自己之”杯中物”，浇他人之块垒，恐非是陈寅恪所愿意看到的。在这场论辩中，陈寅恪的诗篇被赋予了甚浓的政治意味，很多时候被各方注释者作了言过其实的夸大。”陈诗”被解释得变形。大陆与海外对陈寅恪理解的差异，深刻地折射出大陆与海外在文化观念与政治观念上存在的鸿沟。正是这一背景，在若干年内，九泉下的陈寅恪仍将遭受”俗累终牵”的困扰。
1963年陈寅恪曾作”感赋一律”，内有句云”后世相知或有缘”。客观地说，余英时或许可算陈寅恪”后世相知”者。余英时生于1930年，1952年香港新亚书院毕业，196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后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1958年余氏28岁时，在阅读了陈寅恪《论再生缘》后即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读后》一文，这是海外第一篇评论《论再生缘》的文章。二十多年后余英时再续前缘，写下十多万字的研究心得。剔除其浓烈的政治倾向，余英时对陈寅恪生平学术的理解大致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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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人感兴趣于陈寅恪晚年的诗文，并藉此阐发其政治含义，但有一点他们忽略了，陈寅恪的”根”在大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大陆”江山易手”的巨变岁月里，陈寅恪对”去”与”留”的人生重大抉择，数次作出了众所周知的回答。以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知与通识，后人没有理由怀疑陈寅恪的抉择是一种权宜之计。五十年代前期，语言学家王力尚与陈寅恪同在一校服务，陈寅恪曾对王力谈到”去留”问题，有语云”何必去父母之邦”。这大概是陈寅恪学术与人生之”根”最形象的注释。 （据黄秋耘回忆）
无庸讳言，海外学人热衷于阐释陈寅恪的政治意象在前，便有大陆学人对陈寅恪晚年诗文的研究讳莫如深于后。陈寅恪生前寂寞，身后肃寂。与此对应的是，陈寅恪生前”不合时俗”，身后也难于”溶入潮流”。比起现、当代一些世人皆晓的文史大师丝毫不逊色的陈寅恪，其名山事业依然”犹在深闺人未识”；其对中国文化痴恋及毕生服膺的学术精神，犹未被后继者发”潜德之幽光。”
有些比照也许不尽科学，但其鸟瞰历史之视角依然引人怀想。若以1949年为界线，考察一下现代一些与陈寅恪属同时代的文史大师的生平学术历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
1949年，胡适五十八岁，胡氏选择了去国漂泊异乡一途。在其后寓居美国有七年之久的日子里，胡适主要从事《水经注》的研究注释及生平自述等工作。与胡适前半生的学术高峰期对比，60岁后的胡适，其学术生涯的颓势显而易见。1958年胡适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曾再振雄心，云”要有两三年的安静生活，完成《中国思想史》”。1919年，胡适曾以少年锐气，撰写了一本被誉为”开风气”及在中国学术界进行了”一场革命”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整整三十九年过去，胡适未能完成续卷写作的计划。此事一直成为胡适的心病及为部分人所诟。又过去四年，胡适不幸病倒在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终年七十一岁。一生但开风气不为师，”提倡有心，创造乏力”的胡适，终未能完成《中国思想史》等著述计划，留下了一个于己于人皆有恨焉的遗憾。
1949年，陈垣六十九岁。一年后他在给武汉大学一位朋友的信中如是说，（见《珠江艺苑》第1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深惜”年力就衰，时感不及”的陈垣，1949年后除了整理修订旧著外，基本上没有在史学方面再撰新著。暮年时的陈垣，亦有雄心大计，那就是整理出版《册府元龟》。终因年老多病，壮志难酬。陈垣在79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59年3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一文。十二年后陈垣在”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摧残下，”在极端苦闷中含恨以殁”。 （见前注） 终年九十一岁。
1949年，郭沫若五十七岁。挟《女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著述，郭沫若奠定了在中国学术界领袖人物的地位。1949年后，郭沫若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等职。在将近三十年间，郭沫若分别在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等国家一级的机构及各类协会、国际性团体组织中，任职或兼职达十数个。作为文史大师，郭沫若依然才气逼人，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仍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人们认为郭沫若的代表作，仍是他在1949年之前已写就的几部专著。1966年4月14日，七十四岁的郭沫若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时即席发言，云”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见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十二年后，八十七岁的郭沫若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
1949年，顾颉刚五十六岁。顾颉刚是”近六十年来学术生命力最旺盛的少数学者之一”。 （见《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早年的顾颉刚，是以想象之丰富、大胆之假设而在古史研究领域创下基业并名噪学林。暮年时期的顾颉刚，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古籍的译注和点校上。从1954年开始，顾颉刚先后主持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古籍的点校工作。1980年，八十七岁的一代史学大师辞世。
1949年，陈寅恪五十九岁。在此时期前后，陈寅恪陆续修订并发表其最新的著述《长恨歌》、《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及《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等，一年后汇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凡二十三万字。从1949年至1966年，陈寅恪新撰论文达十七篇，共十数万字。从1953年至1964年十一年间，陈寅恪写下专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总字数达九十万言。这百多万文字是在十五年间完成，几达陈寅恪一生著述的一半。六十岁以后的陈寅恪，迎来了他学术生命的第二次辉煌。这一份辉煌，因大部分同时代的人即将退出领一个时期的学术潮流的前台而显得分外的珍贵，也因生命再度爆发出惊人的活力而使历史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化与人”这一永恒的主题所包含的尚未被人类深刻阐释的仍在流动着的意蕴。
在这里，有必要重新检视陈寅恪六十岁前后的著述。《元白诗笺证稿》的构架大体在四十年代中期已勾勒出。陈寅恪的一种治史方法–以诗证史，一种治史风格–感同身受，已露端倪。此种方法与此种风格将成为陈寅恪六十岁以后治史研史的一大特点。在六十三岁那一年，陈寅恪写下《论再生缘》，以诗证史、论述历史时因感同身受而抒发的人生慨叹等特点，在该文中第一次显示了陈氏晚年著述中特有的陈寅恪式的历史力量。一年后，《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继续沿着同一框架构建。
但仅以此来概括陈寅恪晚年的治学业绩还远远不够。五十九岁时陈寅恪撰《崔浩与寇谦之》。六十岁时陈寅恪撰《魏志司马芝传跋》、《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六十一岁时陈寅恪撰《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论韩愈》等文。六十二岁时陈寅恪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论东晋王导之功业》、《论李栖筠自赵徒卫事》。六十三岁时陈寅恪撰《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等文。陈寅恪治史的”理性”，历经人生的沧桑与时代变迁所刻下的兴亡遗恨之感，令这位老人面对着枯黄的历史之书时，笔触总不免流泻”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这种弥漫着历史学家人格情感的史述，一直是数千年来治史者渴求”赋予历史以灵魂”的幽深境界。以此观照，六十岁后陈寅恪所撰《论韩愈》、《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等论文，深深地蕴藏着一个六十岁的历史学家眼中所应有的历史、人生与文化。
六十岁，生命已走向暮年。但六十岁的陈寅恪，生命历史的情感却异常活跃，充满了一种鲜活的感受力。大器磅礴的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
比照也许是片面的，但比照同样是深刻的。六十岁以后，许多”开风气”的大师巨匠迈入清点”拓荒播种”所带来丰硕业绩的人生尾声时期。但六十岁后的陈寅恪，其名山事业正进入高潮，生命正向”博大精深”处开掘。尤为难得的是，陈寅恪一生钟情于历史，甚至其绝世的才情与才华于历史之外竟难得展现一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在近代中国旧有秩序分崩离析，社会经历了”地变天荒”巨大变化的背景下，陈寅恪笔下所阐述的历史，其实也是一种警人心醒的社会政治史与文化发展史。文章当为合时而作，陈寅恪笔下的历史、人生与文化，便有了一种超越的意义。
相比于殁于六十岁之前的王国维，陈寅恪为后世的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在文化苦恋及极浓的忧患意识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
在这个意义上说，”晚年陈寅恪”不是一个个体生命一个阶段的概念，而是文化的一个概念。六十岁以后的陈氏生命历程，也是一种文化艰难跋涉的历程。
历史开始还原其本色。
1988年5月26日，中山大学在广州举行了隆重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及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地区的专家学者、陈寅恪生前受业弟子及陈氏亲属约七十余人参加了讨论会。
这是自陈寅恪去世后在大陆举行的第一次纪念这位文化大师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其时距陈寅恪弃世已有十九年。陈寅恪毕生眷恋的这块土地，终于要对这位赤子作一个公允的评价。这评价来迟了，但毕竟来了。
26日上午，在开幕式上广东省副省长卢钟鹤致贺词，云陈寅恪教授”为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善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学风，善于批判地吸收西方近代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本章引文若不标明出处均引自该书）
陈寅恪当年在北国的一些友朋及弟子也南下广州赴会。其中季羡林、周一良、邓广铭、王永兴等人，已成为中国学界有名望的权威人士。历经数十年的人生磨难，这些在当代已成为前辈师长的学人，对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作了精辟的阐释和深切的认同。这种阐释或多或少具有其师的风格–体现了一个史学家所应有的”独立之精神”的个性。
季羡林在28日的”闭幕词”中说：”近来我有些偏见，对理论毫不感兴趣，因为碰钉子太多了。””我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我是否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的理论太多了，如果搞一点考据有人则瞧不起你。陈先生从未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会上的报告中间，占一半的先生认为陈先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这就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可能高了，但我说不出高在哪里。世界学术史上，不管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一个学者如果是实事求是的，有良心的，他就必然是唯物主义者。一个人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不是，他不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可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总讲陈先生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
同在28日，邓广铭发言云：”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陈先生没有在北大兼课，但我在考入北京大学之前，因为读到了陈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对陈先生就已满怀崇敬之意了……《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的那段话，乃是陈先生自抒胸臆的真知灼见，而所表述的那些思想，岂是咸丰、同治之世所能有的？所发抒的那些议论，又岂是湘乡、南皮二人之所能想象的呢？”
邓广铭当然知道，陈寅恪在1953年正是以”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作答词，回复中国科学院关于邀其北返任职事，并阐明其一生独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邓广铭的发言不长，但题旨全部落在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和《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两篇诗文上。它意味着大陆学人终于可以正视陈寅恪在这两篇诗文中寄寓的人文精神。而在过去数十年间，这两篇诗文被客气者评为”守旧意识的表现”和”遗民心态”；不客气者则直斥为”封建没落阶级的情绪”；至于自我标榜”革命”之人，便上纲上线为反对马克思主义了。
同日，王永兴在发言中云：”我从一九七八年到北大来，讲的课就是我的老师过去讲过的课，每上讲台，老师开课时的’教书匠’的话语犹在耳畔，老师上课时的一大包书和两黑板材料、备课时摆满了书的小书桌犹在眼前，往事历历如昨，不觉思绪万千。惟有历尽磨难才知上讲台之不易，惟有亲上讲台，才知先生精神的伟大。”
周一良在其《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云：”解放以后，我粗学马列，感到陈先生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治学之道却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也许是陈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学界能够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吧？””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的崭新途径，左右逢源，令人叹服。”
刚好三十年前，批判陈寅恪的旋风源自北京大学燕园内，三十年后又由燕园的杰出学人对陈寅恪作出很高的历史评价。陈寅恪的命运大体也可折射出中国现代社会的命运。
同样是三十年前，学界部分人已称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具有”自发的”、”朴素的”唯物论因素。三十年后，人们沿袭从政治观点立场的角度对陈寅恪的思想方法作归类，竟未能超越三十年前的窠臼，当令后人有无限的感叹：”唯物”与”唯心”之争，给两代中国学人刻下的烙印有多么的深！
历四十年沧桑，北国的优秀弟子最终能阐发恩师的”潜德之幽光”。它似乎印证了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信念：”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木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这是陈寅恪之幸，也是中国文化之幸。
陈寅恪的根在古老的华夏，陈寅恪的根也在魂牵梦萦的北国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