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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经过一番调整、积淀之后，将迸发新一轮的热能。好比一把琴，经过一轮定位、校音之后，将奏出更美妙的乐章。
1953年，也即陈寅恪南来广州的第四年，陈寅恪迎来了新的生命周期。其生命热能的喷涌，使陈寅恪晚年生命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也就在他确定将生命定位于这块土地的时候，对历史与人生的阐述，成为生命的主旋律。
1953午夏，陈寅恪病了一场。病中陈寅恪请历史系的同学为他到学校图书馆借些弹词小说回来。在借回的这堆书中便有清代女子陈端生所写的《再生缘》。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弹词小说。
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自此一发不可收抬。
无论从内外因素看，这一年都应该是陈寅恪的人生有新爆发的一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已经过去，学界的政治气氛相对又趋平缓。一年后震动神州学界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派及其思想体系的运动，此时尚无征兆。其次，黄萱来到陈寅恪身边快近一年，陈、黄相互适应的阶段已经结束。更重要的是，在这貌似平缓的日子里，对现实的感触，对学术精神的思考，平静中显沉重，点滴最上心头；积六十三年人生的感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这是一个灵魂最躁动、最不安、最宜于思考的季节。
于是，一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论再生缘》诞生了。
这是一篇直到今天依然令一些史家感到不好评说的长文。陈寅恪论《再生缘》，其意虽为考据，但实际是一篇淋漓尽致的文学评论。一旦冲破”史”的沉重与凝思，生命的快意有如插上双翅，尽情尽性地在精神世界里翱翔。
四十年后的今天，已不太容易追寻当年陈寅恪是怎样一气呵成地尽倾性灵，黄萱又是怎样急速地录下那些滚烫、闪耀着光彩的句子。但论文起首那数百个字，足为陈寅恪当年吐出妙语如珠的快意生平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探讨陈寅恪这一刻的心境，这一段文字相当重要：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旁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日，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先，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寒柳堂集》，第1页) 。
这一段不足四百字的起首部分，在平实的叙述中已蕴含着浓烈的感情色彩，悲凉之气引而未发。时人多着眼于”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一句，视之为点睛之笔。其实从另一角度而言，恰恰是这一句，证明即使兼容如陈寅恪，潜意识中亦向视弹词小说为”鄙陋者”，即使”稍稍考证其本末”，也只能算是”聊作无益之事”。不由人感慨历史学家心灵深处总有那种欲构建名山大业的使命感！
但正是这”无益之事”，却令陈寅恪生命情感喷发，一泻千里，几不能收。陈寅恪经历着作家创作、体验的过程，他已不能像治史那样精确地把握自己的情感，他把生命的激情，感怀身世的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其评价之高，已达到他治史的最高要求–能发历史未发之覆，以及”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文章早已远远超出了”稍稍考证其本末”的构架。
这是生命的一次不羁的勃发，当它获得一定的自由时，它突围而去，展现了另一种的人生，也更感性地展现了另一种生命的价值以及存在的形式。这是《再生缘》的价值，是陈端生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说，也是陈寅恪为陈端生”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最有意义的价值所在。
若从生命的意义而言，《论再生缘》是陈寅恪晚年生命本质最重要的体现。
其一，当陈寅恪活在他自己所建构的历史人生的世界里，其生命便进入一种酣畅淋漓、物我两忘的状态。而在《论再生缘》中，这酣畅淋漓表现为一种快意与欢愉。《论再生缘》起文不久，便论述到”为人喜攀援当时贵势”的陈文述。陈文述终因为后人留下了陈端生一些很重要的记载，而在陈寅恪的笔下不乏带点喜剧人物的味道：”文述所为，虽荒唐卑鄙，然至今日观之，亦有微功足录，可赎其罪者” (《寒柳堂集》，第6页) 。
陈文述在《论再生缘》中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从不为人所注意，但陈寅恪在文中对其人品与文品的某种”宽容”，则可察陈寅恪活在陈端生的世界里的心境。需知，在1953年的现实中，陈寅恪曾毫不掩饰地对当时”喜攀援贵势”，随”时势易变”的学人，表示其深恶痛绝。
这种酣畅甚至令陈寅恪在那一刻间忘记了自己是谁，直如一个顽皮的少年，其率真直见生命的朴质。如有这么一段文字：”句山(陈句山，陈端生之祖父)虽主以诗教女子，然深鄙弹词之体，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可不深论。所可笑者，端生乘其回杭州之际，暗中偷撰再生缘弹词，逮句山返京时，端生已挟其稿往登州以去。此老不久病没，递终身不获见此奇书矣……今寅恪殊不自量，奋其谫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缘再生，句山老人泉底有知，以为然耶？抑不以为然耶？”其文势之宕跌，信是陈寅恪一气阿成的，足见其最本质的创作状态。
其二，也是最主要的一点，陈寅恪绝不是不经意地回顾了他对中国文化某些层面的看法。这实在是窥探陈寅恪晚年文化思想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论再生缘》起首第一段谈到，陈寅恪中岁后”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从少时厌恶繁复冗长的弹词小说，到中晚年后有所感受，这表明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在晚年仍在发展与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即兴式”的。若以《论再生缘》成文共耗三、四月光阴为例，则距撰写起首部分数十天之后，陈寅恪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变化的痕迹：
今人所以不喜读此书之原因颇多，其最主要者，则以此书思想陈腐，如女扮男装、中状元、作宰相等俗滥可厌之情事。特此类情事之描写，固为昔日小说弹词之通病，其可厌自不待言，寅恪往日所以不喜读此等书者，亦由此故也。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沈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忧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寒柳堂集》，第56、57页)
其年陈寅恪六十三岁，早已是中国一流的学术大师，可谓尚未盖棺已有定论，但对认识已有了新发展的传统文化，仍取毕恭毕敬之势，”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这”稍有所得”，实在是一个从”厌恶其繁复冗长”，到”益复有所心会”的飞跃。
也因为如此，《论再生缘》蕴含着相当广泛的人文色彩。陈寅恪论证陈端生塑造孟丽君这一弹词中的人物，是”即其本身之写照”。这实在是一个很大胆、也很具人格魅力的观点。陈寅恪为陈端生”发潜德之幽光”，也未尝不是借此作某种自身的写照：
呜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辍写再生缘时，年仅二十岁耳。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璧，遗憾无穷。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 (《寒柳堂集》，第54页)
到此，陈寅恪其投入与忘情，浑然忘记了他的本意是对陈端生作史实的考证，其伤情之叹弥漫着他感怀身世的人生回顾，其情其性，是一个历史学家最可贵的生命之光的闪耀。
从”承平豢养，无所用心……聊作无益之事，以遭有涯之生云尔”句，到”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等语，充满了”壮士闲处老”的悲鸣。”暮齿无成”，既可视作陈寅恪淡薄功名的写照，但更是陈寅恪雄心未泯的心曲。往更深一层，则是陈寅恪欲建更辉煌的历史名山，快慰人生的生命躁动与勃发。这也是陈寅恪历史理性最核心的所在。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易索解的问题：陈寅恪心中的”有成”是什么？
但仅仅这样理解《论再生缘》，似乎缺了些什么。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陈寅恪撰写《论再生缘》的过程。
陈寅恪从9月开始著述，到11月底张罗刻写油印等事，前后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汪篯1953年11月底在广州已知道陈正找人刻印《论再生绿》。见《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陈寅恪的情感明显地留下了一条有较大起伏的曲线。陈寅恪因陈端生的遭遇而有感而发的”自伤之意”，绝大部分集中于《论再生缘》的后部分，其中悲凉之感最甚的五首”七律”更附于文章的结尾。它似乎表明，陈寅恪撰写《论再生缘》的过程，同样也是陈寅恪对人生与历史不断加深体味、不断触发”寄幽思”的过程。越写，越投入；越写，越忘情。最后，情感的宣泄达到了最高峰……。此种情形也许是在历史学家的理性意料之外，而在生命体验的情理之中！
这就是《论再生缘》”说之不尽”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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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再生缘》大约在1954年的春季最后定稿。正所谓文字一形成，便不再属于作者自己，而是属于社会。以后该文引发出来的一系列事件，是陈寅恪始料不及的。
1953年11月，陈寅恪便已委托系里副教授端木正的夫人姜凝为他购买蜡纸等工具，要刻印《论再生缘》。
端木正，安徽人。1920年生。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47年获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48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专业，1950年取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受恩师陈序经的召唤，端木正在1951年秋受聘岭南大学，并担任历史政治学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当时陈序经与文学院长王力特别嘱咐端木正，系内主要的工作是好好关心陈寅恪。其实端木正与陈寅恪关系的渊源，还可推前至五年前，在1946年冬的清华园，端木正已与陈寅恪相识，以后渐多往来。
从1952年起，时任岭南大学家属委员会主席的姜凝去旁听陈寅恪上课。当时岭大家属中未就业者，不少人为学校教材科刻写讲义，按件计酬。姜凝既与陈家相熟，唐筼遂与姜凝商议，请姜专门为陈寅恪刻写讲义。姜凝答应了。陈寅恪特意请姜凝为自己刻写讲义，除了有一份渊源外，还因为陈对刻写的要求甚严格，不能写简体字，格式字形要端正好看。《论再生缘》完稿后，陈寅恪仍托姜凝刻写。刻写好后虽交学校油印，但陈寅恪一再坚持自付刻写、纸张、印刷等费用。陈寅恪这样说，《论再生缘》不是学校教材，是个人著作。故屡嘱姜凝不要到教材科领取刻写酬金(据端木正、姜凝回忆 (1993年6月4日) ) 。
陈寅恪为何一再坚持自印《论再生缘》似是一个谜。此谜更因1958年香港友联图书编译所根据油印本出版《论再生缘》一书而染上了很浓的政治色彩。因为该书在”关于出版陈寅恪先生近著《论再生缘》的话”一文中有如下语句：”自中共以马列主义的教条控制大陆文化学术界以后，一般学人已失去思想、研究、发表的诸种自由。除了合乎马列主义的教条者外，其余一概视为反动思想、千方百计地加以排斥……陈先生对于此在书中一再慨乎言之” (文最后落款为”友联图书编译所 (民国) 四十八年六月六日”) 。
四十年过去了，今日沿着尚有踪迹可辩的历史轨迹去探寻，或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与众多的学人一样，陈寅恪中岁后一大心愿就是能将心血之作付诸印梓。在岭南大学四年，陈寅恪很满意的一件事，就是在1950年12月由该校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了新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出版之日不但在校刊上登了消息，而且说明在三个月内购书还可给予八折优惠(见1950年12月30日《岭大学报》第121期) 。
《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初版本的内页
陈寅恪对著作出版的情感，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窥知。
《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每位选修他的课的同学，都可以得到他亲赠的一本书，扉页还印上陈的印章。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1955年为本科生开设的”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该年参加选修课的同学，仍能得到陈赠送的一本当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但”与时代不合”的阴影，早在1952年便给了陈寅恪第一次莫名的打击。
1951年，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杨树达的旧作《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字遇夫，知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十年前陈寅恪已为杨树达的著作写下序言，评价之高，杨引为肺腑知友。十年后，杨树达仍拟将陈寅恪的序言放于卷首。陈寅恪欣然答应。但到了1952年5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给杨去信称：陈寅恪序文的”立场观点有问题” (《积微翁回忆录》，第345页)。这无疑宣告了该序文的命运。该年10月，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的序文自然被删除。
所幸陈文在1942年已经刊行，检索这篇题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的短文，考察有问题的”立场观点”，很有意思。
也许文中最有现实意义的便是这么一段：
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共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0页)
这与其说是为杨树达作序，到不如说是陈寅恪因感而发，表达了他对为人治学以及文化与时势的遭际的心声，铮铮有凛然之气。
“生民祸乱”、”国老儒宗”、”京师太学”等等字眼，显然与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时尚相去甚远。陈寅恪序文的被删，实属必然。
这是今日所知陈寅恪在新的社会中感受其”立场观点”与时代有相当大的冲突的第一次。它给陈寅恪带来什么影响呢？
1952年12月6日，即《积微居金文说》出版后不久，陈寅恪给杨树达寄去一信，信云：”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湖大改组，公何所归？能退休否？弟现仍授课作文，但苦多病，恐无相见之日，如何如何？专此奉复，敬请，道安！”(《积微居友朋书札》，第9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陈寅恪自云”语意迂腐”，恐怕是当时最贴切的形容，陈寅恪的确对世局与个人不可调和的冲突有深刻的洞察。”将来恐有累大者”，表明陈寅恪对自身的判断已超出了一时一事之得失。
这是一封表达了不少内心真实想法的信。以后随着各类运动的此起彼伏，无论从言谈或是通信交往，陈寅恪已经极少在人前臧否人物、褒贬时事了。
在1954年的春天，陈寅恪的确不想将《论再生缘》示人。有一细节可供参考：在1956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高校发出的”专家调查表”的填写中，陈寅恪在”存稿情况”一栏里这样填写：”论文颇多，现正在搜集”。（中山大学档案馆藏）丝毫没有《论再生缘》的信息。《论再生缘》依然”真人不露相”。在五十年代的大部分岁月里，《历史研究》与《中山大学学报》一直希望能刊登陈寅恪的新论文，陈寅恪坚不示人，定有其心衷。”将来恐有累大者”，应当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注脚。其次，在”无所用心”心态下写成的《论再生缘》，在陈寅恪心中一直是”以遣有涯之生”的消遣之作，这未尝不是陈寅恪的一个心曲。十年后，当《论再生缘》名满天下(只是名字满天下而国内尚未出版刊行)时，陈寅恪作《再生缘校补后序》一文，起首第一句即为”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戏笔”一词，应当不是陈寅恪的自嘲，而是他的某种内心想法。
这或者是命中注定，《论再生缘》从它流传之日起，就与陈寅恪的诗作一样，被现实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去阐释与理解，甚至为时势所借助，其人文的涵义相反退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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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时年七十五岁的世纪老人章士钊走进了康乐园。《论再生缘》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经历。章士钊是肩负着重大使命在赴香港前夕路过广州的。一个月后，《论再生缘》油印本被带到香港。
生于1881年、比陈寅恪年长九岁的章士钊，是一个很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晚清时期他与革命党人鼓吹革命，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在三名当事人之中，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死于狱中，而章士钊则侥幸得脱。其后，在数十年中国现代历史风云中，皆能见章士钊并不寂寞的身影。以下几件在历史上很惹人注目的事件，似乎可以勾勒出章士钊在不同时期的各个侧面。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了一本《甲寅杂志》，抨击时弊，议论时政，为时人瞩目。十年后，章氏再创《甲寅周刊》，封面画上一只咆哮的老虎：时章氏出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卷入了1925年北平的学运风潮，人称”老虎总长”。三十年代后，章士钊与上海闻人杜月笙来往密切，以大律师的面目出现在上海滩。1932年在国民党法院控诉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了”危害民国罪”的案件中，章士钊奋然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遣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国共和谈”代表赴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章士钊等人被人誉为”和平老人”。
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故”无党派人士”章士钊一生交游甚广，在1949年后，章氏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广州准备赴香港 （章氏行程事见有关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在等待赴港的这段时间里，章士钊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章、陈两人会面，相谈甚欢。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一一相赠，其中便包括《论再生缘》。章士钊一生”贤达”的名声太大了，掩盖了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学人的另一面。章幼娴诗书，卓具文采，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复至英国攻读法律专业。相传辛亥武昌首义消息传至伦敦，章马上收拾行装返国，其时距其将获得硕士学位尚余数月。二十年代末国民党通缉”北洋余孽”，章士钊携妻重返英伦读书，此时章士钊已年近五十岁。
章士钊独具慧眼，在陈寅恪相赠的数种近著中，觉《论再生缘》”尤突出”，于是诗兴大发，”酬以长句”。一年后章士钊在香港印了一本《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诗集，以纪念1956-1957年广州、香港之行（见香港《大人》杂志第38期第2页） ，诗集收录了这首七律。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诗中第一、二句典出南宋诗人陆游在七十一岁时所作的一首绝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该典并非章士钊活用，实为陈寅恪之感叹无疑。在《论再生缘》的结尾，陈寅恪悲伤写道，”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寒柳堂集》，第76页）。欲明陈寅恪之悲，需先解陆务观之句。陆游作此诗时遭贬闲赋已有六年之久。诗中描述盲目艺人在古风依然的赵家庄说唱”身后是非谁管得”的蔡邕故事。蔡邕，又名蔡伯喈，东汉人，灵帝时为中郎，献帝时拜左中郎将，世称为”蔡中郎”。据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载，宋光宗年间已有”蔡邕弃亲背妇为雷震死”的剧目上演。时人附会剧中人蔡伯喈为东汉年间的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所以陆务观有”身后是非谁管得”之叹。”古典”虽解，”今典”仍朦胧。”负鼓盲翁”一典，在陈寅恪晚岁诗篇中多次出现。陈寅恪对陆游此绝句感触独深，当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在。章士钊效陈寅恪之法，以古典、今典入诗赠与陈寅恪，可知1956年陈、章两人这次见面倾谈之深。
陈寅恪在这个夏日对”故人来问讯”的章士钊表示了十二分的热情。唐筼亲自下厨置酒招待。这些在章士钊另一首《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的七律中有所反映。章士钊诗中”懒与时贤论短长”一句，说明章士钊对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前期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
陈寅恪晚年到底与章士钊有过几次见面今已不易考证，但每次见面均作密谈则当年与陈寅恪来往密切者已有所闻，只是密谈的内容无人知晓。
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这是章士钊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以半公开的”特殊统战使者”的身份在香港露面。在台湾、香港等地的上层圈子中引起反响。《论再生缘》油印本也由章带到香港。
两年后，1958年12月号的香港杂志《人生》登出署名余英时的文章，题目为《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文中主要观点为：”而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极权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应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见该杂志第27页）。1959年，友联图书编译所将《论再生缘》排印出版。至此，陈寅恪这篇文章”传播海外，议论纷纭”。大多数海外人士认为《论再生缘》”充满了家国兴亡的感慨”，随处可见”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其时大陆”三面红旗”等政治运动开始给国民经济造成恶果，台湾的国民党开始构想反攻大陆的美梦。这些无法抹掉的时代背景，令人们眼中的陈寅恪所抒发的”家国兴亡感慨”，具有很浓的现实政治色彩。
1960年，香港出版《论再生缘》的消息传回大陆。香港《大公报》一记者将该书送了一本给学校党委书记冯乃超。校方这时才重视这篇”饶有深意”的长文。在此之前，《论再生缘》一直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一，理解该文，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文史基础；二，在当时中山大学一些人的印象中，陈寅恪最可批判的地方，不过是”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
其实，中山大学早于1953年便已知道陈在研究《再生缘》。该年汪篯南下访师时已向校方汇报过此事。翌年学校教材科油印《论再生缘》一稿共得一百零五本，其中一百本交陈寅恪，五本教材科留下存档。更有一事，陈寅恪晚岁曾一度非常喜爱的一位学者，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的金应熙，在五十年代中期便对《论再生缘》推崇备至，对文中的一些段落及诗句背诵如流。
但现实政治是相当敏感的。校方开始严厉追查《论再生缘》究竟如何流出境外。中山大学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由唐筼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方不了了之。章士钊的能耐的确可”通天”，1960年7月29日由他提议，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陈寅恪、沈尹默、商衍鎏、徐森玉四人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时章士钊为馆长。商衍鎏，曾是光绪甲辰科探花；徐森玉，时任上海”文管会”主任）。陈、沈两人皆为章士钊的挚友。不知何故，这次聘任没有发薪水，连聘任书也没有发 （此据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人员回忆 (1993年9月24日) ）。章士钊曾向陈、沈等人发出到京任职的邀请，但陈寅恪与沈尹默都没有晋京上任。这是题外话。
一向避离”世俗”的陈寅恪是敏感的。在中山大学追查期间，他不但只让黄萱将油印本《论再生缘》亲手交给校方，含送交审查之意，而且唐筼代表陈寅恪亲自向冯乃超作了说明。冯乃超即表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陈和党的关系”，党信任陈寅恪，”不会让别人挑拨得逞”。（见1962年《陈寅恪小传》 (未刊档案材料) ）
其时，距郭沫若突然对《再生缘》发生兴趣，不久发出一轮密集型的研究”排炮”还差一年的时间。
距陈寅恪1953年”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亦悠悠七载。头上添几许白发，心灵走过多少曲曲折折的路。”将来恐有累大者”，竟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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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暂时中断紧接而来的历史时空，提前叙述七年后《论再生缘》溅起的又一朵浪花。因为这是《论再生缘》无法割断的生命之链。
196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被誉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山祖的郭沫若，突然对《论再生缘》及陈端生产生了极浓的兴趣。
从郭沫若掩饰不住的兴奋以及在短短的时间内花去大量精力来看，郭沫若不会早于1960年第四季度才看到《论再生缘》一文。（据王继枉、童炜钢《郭沫若年谱》第262页载，” (12月)初旬，经金灿然介绍，看了陈寅恪著《论再生缘》。”）
惺惺惜惺惺，充满了诗人激情的郭沫若，被《论再生缘》深深打动，他竟惊讶于陈寅恪对陈端生评价之高，并且毫不掩饰地说，读了《再生缘》原著，”竟使我这年进古稀的人感受到在十几岁时阅读《水浒传》和《红楼梦》那样的着迷” （《序 (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1961年8月7日《光明日报》）。从本质上说，郭沫若永远是一个感性的学人。他写下此等文字时似乎早就忘记了三年前他对”资产阶级史学家”陈寅恪作过毫不客气的评价。
从1960年底算起，到1961年底为止，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郭沫若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研究《再生缘》以及校订该书准备出版上。在三百多天里，郭沫若还先后访问过古巴、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可谓国事与行政事务繁杂。郭沫若再度燃起冲天的激情，反证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抒写的正是可贵的生命意识的乐章。
《再生缘》一书，用陈寅恪的话来说讲述的是古代女扮男装、中状元、作宰相这类”俗滥可厌之情事”，用当时的术语来说是很难借这类题材达到”借古喻今”的政治目的。缘何郭沫若会有如此大的兴趣，在《论再生缘》的基础上再度发挥？
从1957年开始，集文化人、和平使者、国际知名人士兼中国人大领导人等等头衔于一身的郭沫若，长年累月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花在出国访问、开各类会议、到各地参观视察等等事情上。本质仍是个学人的郭沫若，在这几年只能将创作的欲望宣泄在出访途中大量的即兴诗上，以及可以根据大胆想象而构建的艺术味浓郁的历史剧上。《蔡文姬》、《武则天》等剧正是创作于这段时期。与他的文学才能相比并不逊色的治史才华，因为难以安下心来，在这几年竟无突破性的创造。
这或者能为人们理解郭沫若突然爆发出十二分的热情，倾洒在陈端生身上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与四十一年前喊出”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郭沫若选集》第二卷，第35、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著名诗篇相比，刚迈入古稀之年的郭沫若，其热情仍是”爆炸”式的：
1960年12月23日，郭氏率团出访古巴，在飞行途中犹在翻阅和校订《再生缘》。在古巴期间，仍不忘致信国内的秘书，谈《再生缘》等事。
1961年2月至4月，郭沫若检看各类《再生缘》的刻本。
5月4日，郭沫若第一次在《光明日报》撰文，全面评价《再生缘》。这篇题为《<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的论文，字数一万三千多，它显示了郭沫若一出手即作重锤出击。该文中有陈端生”的确是一位天才作家”、”《再生缘》比《天雨花》好。如果要和《红楼梦》相比，与其说’南花北梦’，倒不如说’南缘北梦’”（《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第8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等语。评价之高，立即引起学界注目。七年前已写成的《论再生缘》，大陆学人仍无缘一识。但郭沫若5月4日发表的这篇长文，为关注陈寅恪的学人提供了一个信息，人们这时才知道陈寅恪写了《论再生缘》一文。二十多年后郭沫若为学界一些人所诟病的，是郭氏在该文中似乎不经意地提到陈寅恪和《论再生缘》，而且用了挑剔辩驳的口吻。
6月8日，郭沫若第二次在《光明日报》发表《再谈<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一文。距第一篇文章发表刚好三十五天。
6月29日，第三次在《光明日报》发表《陈云贞<寄外书)之谜》，再次考证陈端生的身世。
8月7日，第四次在《光明日报》发表《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一文，叙述了校阅《再生缘》一书的经过。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第四篇文章中，郭沫若用很优美的文字称许陈寅恪的”功劳”。语云：”《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该归功于陈寅恪教授”。”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 (指陈寅恪–引者注)却那样欣赏弹词。”在以后的叙述中，人们将可以看到。”那样渊博”、”雅人深致”等语句由郭沫若说出，时代开的是多么大的玩笑。
10月5日，郭沫若第五次在《光明日报》发表《有关陈端生的讨论二三事》一文。
10月22日，第六次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陈云贞<寄外书>的一项新资料》。
11月5日，郭沫若开始了长达四个多月时间的休养、游览、寄情山水的闲适生活。这一天，郭沫若在杭州参观了陈端生的出生地–句山樵舍。睹物伤人，历史的尘埃仍无可辨认，郭沫若写下了一诗，有”樵舍句山在，伊人不可逢”句。
1962年1月2日，郭沫若在《羊城晚报》发表《读了<绘声阁续稿>与<雕菰楼集>》一文，就陈端生及有关《再生缘》诸问题再次表明自己的观点。
至此，郭沫若费时一年多对《再生缘》的考证与评价告一段落，注意力已转移。在这一年多的研究中，郭沫若除了赞成陈寅恪对《再生缘》及作者很高的评价外，主要对陈端生的身世的一些细节提出了与陈寅恪不同的意见。并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多次阐述。
郭沫若行文的潇洒及当时史学界言论很单一的背景，令郭氏的系列文章哄动一时。不但学界不断有讨论文章加入，而且《再生缘》骤然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再生缘》在旧戏曲中早就被改编过，名字很多，最常见的一出戏名叫《孟丽君》。六十年代文艺界有喜欢追随史学界热点的风习，故旧戏《孟丽君》一时受宠，各地戏班纷纷改编上演。此可视作郭沫若推广《再生缘》的功劳。
但历史的沉思，并不因郭氏兴趣转移而划上句号。这两位都无愧于现代中国史学大师称号的学人，他们在研究同一历史题材时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实令人叹息不已。
陈寅恪考证《再生缘》本末，所引史料与”考据”。主要凭脑海的记忆去检索，然后派助手到学校图书馆借阅，最劳师动众的也不过是请外地的学生帮助提供一些刊本。七年后郭沫若想弄清楚陈端生的一些问题，几乎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如1961年4月，在北京图书馆的协助下，郭沫若在郑振铎捐赠的藏书中找到了一本《再生缘》的”海内孤本”，郭即将其与流行的”道光刊本”核对研究。郭氏文章登出后，全国各地不断有人为郭提供新资料。
历史最容不得假设，但人类对历史作反思时往往最喜欢提出假设。如果陈寅恪拥有同样的研究条件，将会怎样？
至于郭沫若能够在半年时间不到的情况下，在一家全国学术界最为关心的报纸上，以”排炮”的方式对某一历史现象发表一连串文章，则更是陈寅恪望尘莫及的了。
以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应当有资格拥有最好的条件去作研究，其成果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注目。但历史中的陈寅恪无缘得到这些，他走着一条孤寂的路。
只有一个空灵的声音在历史幽深与漆黑的长空中永恒地回荡：古来圣贤皆寂寞！
陈寅恪不一定是圣贤，但陈寅恪真的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