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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来说，一年等于很多年。
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顺之者则合潮流，逆之者则产生所谓的历史悲剧。最能令人一咏三叹的，是有时实在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在被传统的中国人称为旧历癸巳年的1953年，对于陈寅恪来说，的确发生了不少不同寻常的事情，以至不能不在这一年徘徊、流连，细辨每一声历史在宇宙天籁发出的轻微的叹息声。
癸巳年，一年等于好几年。
沉寂往往是风雷激荡的前夕。毛泽东于1950年6月撰写的那篇著名的《不要四面出击》雄文中所描绘的理想目标–”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3页）–在癸巳年开始实现。大批知识分于接受了马列主义，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共产党对知识界的领导开始发挥作用。
以史为镜，是中国历朝吸取江山更替教训的最好法宝。对”史”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在政治、经济等压力稍为减轻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对这个于智者来说充满了迷人色彩的领域，投入浓厚兴趣的关注。考察1949年以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在好几次重大的历史抉择前夕，总能在史学界隐约辨听出毛泽东在这里发出的新声及前奏。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53年，这个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人组成（见1986年第4期《历史研究》载刘大年回忆文章），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当时陈伯达的身份很奇特，他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反而要接受他的领导。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广东的杜国庠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这样，陈寅恪成为这一年筹办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愿意在该刊物第2期上发表《论韩愈》一文，历史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在1953年10月，历史研究委员会作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特别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 （见《发刊词》），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陈寅恪被纳入时代运行的轨道。
在即将设立的历史研究所三个所的所长名单中，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斓三人分别出任一所 (也称上古史研究所) 所长、二所 (也称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及三所 (也称近代史研究所) 所长。
现代中国史学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更有新史学家领一时之风骚。从身体条件与对时代的顺应而言。比陈寅恪更适合担任所长职位的人很多，是谁还能感觉出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的存在？今日已无从知晓其中的详情，但这一点已经变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时代需要陈寅恪随其运行。
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历史出现了它永远不忍看的时代与个体生命不可调和的撞击与冲突。这种冲突在历史的星空中留下了多少悲歌与千古绝唱。
自进入1953年以来，北国便不断捎来信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陈寅恪称为”北客”的北京来人，也不时借路过广州之机劝陈寅恪重返北京。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清华园的一些弟子便寄信来劝恩师重返清华。这种亦私谊亦关怀的劝说，陈寅恪并没有看得很认真，但一个”劝”字，历史已很朴质地点出了陈寅恪对北返的态度。
终于，一个肩负使命的人在这个对候出现了。他的出现，意味着劝陈寅恪北返的行动达到高峰；他的出现，也意味着共产党在全国学界最高层的领导，第一次正式表达对陈寅恪的尊敬和对陈寅恪学术地位的肯定。
这位带有私谊色彩兼学生身份现身的”使者”，身怀两封沉甸甸的信件，兴冲冲地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他就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他是怀着志在必得的心情上路的。
1951年陈寅恪夫妇与三个女儿拍下这幅”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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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篯也许没有想到，他身上的两封信，他要完成的”使命”，使他此行爱徒探视恩师的温馨色彩荡然无存。而正是这种色彩，历史才会挑中这位无论从辈份、地位都不足以与陈寅恪作正式对话的其时才三十七岁的后学充当”使者”。汪篯更没有想到，一别四、五年，自己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师也发生了变化，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
这是一位很可爱、但最后无法逃脱悲剧命运的知识分子。
生于1916年的汪篯，在陈寅恪研习隋唐史的弟子中恐怕要算才华相当突出的一个。1931年，作为一个铁路工务员之子，汪篯考入了名校江苏省立扬州中学，1934年升入清华大学，其读书的天赋得到尽情的发挥。清华校风显然对他的人生有重要的影响：终身做一个学术研究的人。1938年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推荐留在西南联大跟随陈寅恪从事研究，并享受”史语所”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三十元的津贴补助（引自《汪篯生平档案》） 。
这是汪篯第一次正式跟随陈寅恪对隋唐史作研究。陈寅恪成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的学问，他的某些人品道德，无不深深打上了陈寅恪的烙印。一年后汪篯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7年，汪篯重新回到陈寅恪的身边，直到陈寅恪离开北平时为止。
汪篯的才华表现在他二十二岁时开始追随陈寅恪，用了数年时间拼命钻研陈的治史方法。抗战期问汪篯所写的一些论文，已明显地看出陈寅恪的影子。这位未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开始微露头角。在他三十一岁那年，他作出了一个奠定了他以后学业基础的决定，他从吉林长白师范学校回到北平，在尚未受到任何单位聘用的情况下来到陈寅恪身边，与王永兴、陈庆华等协助陈寅恪著述。半年后北京大学才聘用汪篯，并派他去清华大学当陈寅恪的助手。由北京大学聘任却到清华大学工作，这不能不算是一件很奇特的事。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汪篯朝夕陪伴着陈寅恪，吃住都在老师家中。他的人生经历有一点与老师相似，都是年近四十才成家。
显然，这两年汪篯已得陈寅恪治史方法的真传。据陈寅恪其他弟子的回忆，这时期汪篯不仅协助陈著述与修改书稿，而且能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一些意见还为陈寅恪接受、采纳。以后，汪篯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成果(或者说是煌煌巨著)，便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公认的地位，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算太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
令人惊讶的是，十数年来一直对陈寅恪的行文格式甚有心得、并刻意模仿的汪篯，1949年后竟可以很娴熟地将文言体的叙述方式转化为白话文，其流畅潇洒别具一格。汪氏之才华可见一斑。
如果历史仅是这样的一面，则以后的故事便要简单得多。偏偏历史并非只有一面。
1950年2月，汪篯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便成为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 (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第二部的带职学员，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从这个时候起，汪篯便成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后半生将证明这一点。从汪篯这一类知识分子人生观的改变，证明毛泽东的见解有过人之处：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是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1953年的11月中旬，尚未从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毕业的汪篯，带着满腔热情以及接受了新思想的喜悦，南下充任劝说陈寅恪北返的”使者”。
汪篯身怀的两封信，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封来自副院长李四光。李四光，地质学家，1950年5月冲破重重阻挠从海外归返祖国。抗战时期在桂林李四光与陈寅恪有过一段不浅的情谊。李四光本为理科学界的楷模，与文史界无多大关联，但也随郭沫若函示陈寅恪，可见中国科学院当时考虑之深。
以后还有一种说法流传，在北京方面正踌躇不定派谁去劝说陈寅恪时，汪篯主动请缨南下。
但北京的人们似乎都忽略了要了解这么一点：1949年后陈寅恪的生存状态、心态到底怎样？忽视了这一点，以后的发展便可以预料了。
汪篯不会迟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还像五年前师生亲若无间一样，汪篯一抵中山大学便直接住进恩师家中。但很显然，谈话谈”崩”之后汪篯便搬到学校招待所去住了。
今日我们要感激汪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相当珍贵的原始记录。这份一万字以上的报告（即《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以下的引文均来自该报告，不再特别标出），真实地记录了陈寅恪与汪篯多次交谈时的真实思想和喜怒哀乐的情感发泄，令人闻其声而想见其人，陈寅恪的神态跃然纸上。
这份报告显然是汪篯即将结束广州之行时写下的一份汇报。其记忆力惊人，忠实地录下了陈寅恪的心声。
11月21日晚，汪篯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转交给陈寅恪。”二十二日晨”，陈寅恪即作答覆，由唐筼执笔书写，提出了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筼将此两个条件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篯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以后在全国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自1953年11月22日的这个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汪篯没有叙述自己的心态，但汪篯说到了冼玉清与黄萱。这两位与陈寅恪有很多共同话题的女性，在这个早晨目睹了这一幕，参与了这一场谈话。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篯用忠实的笔调客观地记录下每个人的原话，令人仍能感觉出陈寅恪话语中含着一股怒气。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陈寅恪当然明白他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
这将是一个令人永不能释怀的人生场面。陈寅恪为何毫不掩饰地提出两条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
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怕是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关键。可惜，至今还不知这两封信的内容。以后事件的发展，说明陈寅恪的”气”，相当部分是冲着郭沫若而来。
其次，正像人们后来流传的那样，汪篯怕要负一定的责任。汪篯显然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陈寅恪谈话。这位内心不乏善良、正直的学人，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初期工作中，曾以无限的热情主持编辑《北大周刊》，为赶时间常常编稿至通宵，创下这样的”记录”：在全校师生代表大会上担任记录员，三天共写下十多万字，随后又花了几个通宵整理誊清 （见《汪篯生平档案》）。对新时代的顺应，令汪篯从思想到语言都有了深刻的巨变。这种变化显然与他甫下舟车即入住恩师家的”旧我情结”格格不入。陈寅恪难以接受四年前的学生，四年后会用这样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对自己说话。于汪篯来说，这也许不是他的错。他也许直到最后也不明白，恩师为何如此反感！而他所说的，不过是在政治学习会上人人都能说上一通的道理。
这次会面后，陈、汪两师徒从此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于陈寅恪，此事给他的伤害无法估计；于汪篯，亦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最具悲剧意味的是，从始到终，汪篯一直挚爱着自己的老师。1953年12月他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对讲台下的学生，他总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陈寅恪的敬意以及对陈寅恪治史方法的肯定。这些，陈寅恪都不会知道了。在1953年岭南这个初冬季节里，陈寅恪在火气正盛时说出了这样的气话，”你不是我的学生！”
中年时期的汪篯
不过，历史从来不认为个人行为能解释历史的全部原因。
陈寅恪是有感而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著作的号召。1951年5月，中央”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就强调：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全国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与方法；要运用各种办法和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政治学习”的热潮，对绝大多数的人民进行政治启蒙的教育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第25页至29页） 。
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是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这一深刻背景，应是陈寅恪提出两条先决条件的最好注脚。”为学术争自由”，六十三岁的陈寅恪说出这句话时，在那一刻拥有中国传统历史学家某种秉笔直书的壮烈情怀。至此，这位老人并没有超然避世得以证明。
尤其值得探寻的是，陈寅恪为何在第二个条件中提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郭沫若等人的信中是否传递了什么信息？
对历史作合理的推测，总使人难以舍弃这样的背景：一年多以前，陈寅恪的挚友朱师辙喜获毛泽东的问候信，朱师辙视此为晚年最大的荣幸事。能”上达天听”，被”礼遇尊敬”，是五十年代一批历经数朝的”名士”所感受到的一种罕有的”隆恩’。陈寅恪的确有所”恃”，他不一定戴德感恩，不一定以此为荣，但他透彻明白他在共产党心目中的份量。从性格而言，在常人看来迹近幼稚天真的两个条件，恰恰正是陈寅恪自傲、倔强气质最鲜明的体现。六年后，陈寅恪再次提出了意思相似的条件。很明显，两个条件的提出，绝不是陈寅恪一时的气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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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失败准备的汪篯，在这场铭记终身的谈话结束之后调整了策略。本应在南下劝陈寅恪北返前就应该做的准备工作–了解陈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心态，在这场谈话后，汪篯静悄悄地进行了”补课”。他期待亡羊补牢。
汪篯在几天时间里，先后接触了在中山大学与陈寅恪过从甚密的一些人。他拜访过冼玉清、黄萱、周寿恺、刘节、唐筼等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陈寅恪真实的心境与目前的生存状态，开始凸现在汪篯眼前。
1953年的陈寅恪已开始拒绝外界的干扰，连学校负责人及系主任刘节也轻易不敢上门打扰，只有冼玉清，被陈寅恪视为可信赖的知已。
1953年，陈寅恪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宽裕。其时陈寅恪的工资是整个中山大学最高的，工薪分达一千分，但相当部分要用于医疗药物的开销。唐筼空闲时忙于为女儿们缝补衣饰。就汪篯所见，陈寅恪的衣服也多补缀。
1953年，陈寅恪还忍受着高血压的折磨。虽然最高时只有一百四十，但陈寅恪已感到相当痛苦，伴着血压升高而来的是半边头痛。
但比起并不宽裕的生活与病痛的侵扰，陈寅恪似乎更无法忍受的是灵魂深处的痛苦。汪篯的到来，终于为这种痛苦的宣泄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汪篯也许不知道，这是陈寅恪在晚年为数不多的一次痛快淋漓的宣泄。因为这种宣泄必须有合适的听众。
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陈寅恪动气了，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若剔除其中的情感色彩，则陈寅恪当时对一些学人的评点，想来是一篇篇相当精彩的人物历史素描。
四十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必要讳言这一幕。历史已证明陈寅恪所评点的一些学人在以后痛苦不堪的人生路上，以自己的良知与士人气节证明了人格的高洁。而陈寅恪一时的愤怒，则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汪篯不愧为陈寅恪曾经极喜欢的高徒，承受着陈的惊心动魄的”怒骂”，他马上在老师八年前所写的《艳诗及悼亡诗》一文中找到了根源。只是不知汪篯在追述陈寅恪的思想源流，写下”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这些语句时，心中是否有所感想？
汪篯向周围人调查、了解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解开了一些疑团。1952年陈寅恪曾将一首七绝寄给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之诚 (文如)，这就是后来谈到陈寅恪的政治态度时被时常引用的”讽刺诗”–《文章》。诗如下：
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这首七绝，实际上讽刺五十年代初的人，写文章喜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理论。陈寅恪用”有成规”比喻为做八股文章统制了思想，并认为当年写八股文的办法如今又入时了，以前做八股文的老学究又高兴了。北京的友朋如邓之诚、向达、周一良等解错了第三、四句。以为中国科学院多次向陈约稿，陈以”白头学究”自况。
此外，汪篯还了解到这段时期陈寅恪与朱师辙、余嘉锡等人唱和较多。其中《改旧句寄北》、《癸巳七夕》两首曾寄给余嘉锡。汪篯专门对《改旧句寄北》作了解释。这是一首即使在今天看来对理解陈寅恪的思想仍有一定启发的七律。诗云：
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相望泪不收。
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翻是最高楼。
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
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
汪篯注释为第三句引刘禹锡”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以斥责陈的旧日学生都学习马列去了。第四句汪篯注释错了，误认为此句讽刺郭沫若。后人一般作如是理解，”藁街”是唐代外国人所居之处，此句暗含马列成为人人顶礼膜拜的东西。第五句指余嘉锡等人。第六句用唐人小说”东城老父”典故，汪篯云”此句疑是骂苏联。’独忧’是说唯有他能看到前途之可忧”。
汪篯毕竟很了解陈寅恪，在1953年这样注释《改旧句寄北》大致没有错。余嘉锡，字季豫，湖南常德人，1883年生，曾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余氏平生读书博广，尤精目录学及古文献学。陈、余两人生前相交渊源至今尚不清楚。余氏于1955年去世，陈寅恪曾作《余季豫先生挽词两首》，其二云：
当年初复旧山河，道故倾谈屡见过。
岂意滔天沈赤县，竟符掘地出苍鹅。
东城老父机先烛，南渡残生梦独多。
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
诗中蕴含的”古典”与”今典”重重叠叠，对时事、人生、天意等等的感慨良多，诗家脑海中的意象如不平息的涟漪。后人若要通透理解此诗，大概不起陈寅恪于九泉，不易矣。
在陈寅恪生前，陈寅恪诗已呈扑朔迷离之象；在他身后，他的诗则成为他所处时代某种盛衰的生命慨叹以及一个亲历者极感伤与忧郁的心声，每一个后来的诵读者都将获得不同的体验与感受。
与其说陈寅恪的诗具有政治意味，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浸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士人对自身永恒价值的体认而发出的一种”苦吟”。可惜，能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与观察诗人的人，在陈寅恪的晚年甚少。有机会与陈相互唱和的知音如余嘉锡、冼玉清、朱师辙等，早已魂兮飞九天，带走了很多未发之心声。
汪篯仍得到陈寅恪一家的信任。唐筼并不介意这位共产党员。汪篯向师母了解老师的情况时，唐筼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到头就痛。但这位看到别人引用马列就头痛的老人，在上课及平时”决无讽刺现在政府等情事”。黄萱向汪篯证实，陈寅恪上课时”也尽量讲劳动人民受压迫事”。
短暂的十天很快就过去了。汪篯的努力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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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注定努力不辱使命的汪篯，只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
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这个上午的长谈，表明陈寅恪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
长谈也意味着汪篯的岭南之行要结束了，他应尽快北归复命。
汪篯亲笔录下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这天上午，陈寅恪口述了一篇长文，其结构之紧凑，语气之从容不迫，决非即兴之作，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汪篯轻车熟道地将这篇陈寅恪的自述记录下来，也记录下一段不应被淹没的历史，这篇自述，全文如下：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 (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粱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陈寅恪面对的好像不是汪篯而是郭沫若。其激奋、悲鸣之深，显示了陈寅恪经年经受着无法排遣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水火不相容所带来的心灵折磨。
所谓”四堂”，是指王国维 (观堂) 、罗振玉 (雪堂) 、董作宾 (彦堂) 、郭沫若(鼎堂) 。皆为近、现代研究甲骨文的大师，名满天下，世称”四堂”。
但”四堂”之中的观堂与鼎堂，两人从未谋过面。1927年王国维投水而死时，郭沫若犹在北伐革命军中。1928年郭沫若避难日本，开始接触甲骨文，王国维成为其素昧平生的引路人。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得益于王国维，在1949年之前每每发自由衷的内心感叹，云王国维的成就，”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的评价是不算过分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而在1949年之后，郭沫若则默许了时人对他这样的评价–”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载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至于郭沫若对王国维一生的评价：”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 （《中国古代社台研究·自序》），几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王国维盖棺定论式的总评，影响久远。
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 (1995年摄)。碑文为陈寅恪所撰，碑式为梁思成所拟，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
王国维纪念碑碑铭拓片
此外，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的最后两句，–”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蕴含着一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有争议的典故：在唐宪宗时期，经过四年的讨伐战争，唐王朝一举平定叛乱割据的淮西慎。唐宪宗便命前唐军讨伐淮西的行军司马韩愈撰《平淮西碑》 (史称”韩碑”)，以记其事。不久，唐宫中即传出这场战争的主将李愬不满”韩碑”其辞多叙裴度事。于是，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便有宪宗诏令磨掉”韩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碑文 (史称”段碑”) 的记载。
陈寅恪说出这两句话时，他的《论韩愈》一文已交《历史研究》期刊，快要发表。陈寅恪当然不是自比韩愈，实在是借古喻今。与韩愈同时代的诗人李商隐，在一首名为《韩碑》的七言古诗中，详尽记下”韩碑事件”的全过程，内有数句成千古绝唱，脍炙人口。如”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李商隐盛赞”韩碑”不会因为被推倒磨去文字而失去它留在天地间的浩然正气。陈寅恪视自己亲撰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如李商隐笔下的”韩碑”那样”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已昭然。在陈寅恪的心目中，”纪念碑铭”已成为他呵护若生命的传统文化的象征。陈寅恪将郭沫若比作段文昌，足见1953年的陈寅恪，对时尚与”新学”积怨之深。
1953年蒋天枢 (左一) 在陈宅旁的草坪与陈寅恪、唐筼及陈美廷等人留影
悠悠青史，谁知我心？
在王国维一死以证”独立之精神”的二十六年后，孤独的陈寅恪仿佛聆听到那个寂寞灵魂还在悲泣。二十六年前，是他赋予了这个”只欠一死，义无再辱”的孤魂以鲜活的生命意义，挖掘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空谷足音。王国维之死，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说不尽”的一次奇特的死亡。
生前，王国维与陈寅恪是”许我忘年为气类”的相知。身后，王国维的心曲要由比他小了十三岁的陈寅恪来阐发，同代相知，隔世有缘。王、陈两人”生死之交”这一文化现象，它留给后世的，将是永远都有启迪意义的思索。
惟一有所区别的是，死是容易的与超然的，生却充满了艰辛与痛苦。就其”文化苦痛”而言，陈寅恪比王国维更甚，但陈寅恪并没有步王国维的后尘。
由此可见生命个体的差异及其丰富色彩！
汪篯带着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北归了。
在北国，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12月3日上午9时半，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常委会。据参加了会议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该天的日记中所记，这个上午的会议”讨论东北分院编制问题及历史所人选，上古史所郭院长兼，尹达为副；中古史所陈寅恪为所长，向达和侯外庐为副；……”（《竺可桢日记》，第3册，第399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甚有戏剧性的是，12月3日这天，汪篯应该还在北归的路途上。
对于科学院及郭沫若来说，有两点教训足可总结。其一是前面已说过的没有先做好了解的准备工作。陈寅恪关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答复在1953年无异是”骇人听闻”的。”南北二陈”之一的陈垣，一生经历三个朝代，在四八年底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被列入重点抢运的名单。国民党的专机曾冒着炮火数次等候陈垣上机，但陈垣决意不走。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有一段话可视作陈垣的心声：”青年学生都用行动告诉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社会，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经长成，正在摧残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时年陈垣69岁。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
偏偏陈寅恪是个例外。
其二，郭沫若给陈寅恪的信中有一个字写错了，虽然当时已改过，但尚能辨认。连为陈寅恪读信的唐筼也看出了这个错字。小小的一个错字，于郭氏形象很不佳。故中山大学后有”陈寅恪写诗讽刺郭沫若”的传说。
但中国科学院希望陈寅恪北返的确恳切。1954年1月16日，郭沫若再向陈寅恪发一书函。郭氏的书函其内容今不得而知。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又一次召开院务常委会，通过了数项任命事宜，其中正式任命向达为中古史所第一副所长，侯外庐为第二副所长 （均见前注第415、416页）。正所长一职仍对陈寅恪虚位以待。
中国科学院为何一再对陈寅恪委曲求存？
应该感谢竺可桢，他又一次为后人留下了最原始的历史记录。竺可桢在院务常委会召开前两天 (即1月28日)的日记中写到，这一天”科学院在政务院作报告”，”周总理总结论：……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同上）。虽寥寥数语，却为周恩来直接过问陈寅恪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世传中共领导人在五十年代初就关照有关方面要”厚待”陈寅恪，此事终在竺可桢当年的日记中得到证实。
在陈寅恪这方面，他已于1月23日作函回复郭沫若的来信，云”沫若先生左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46页）。陈寅恪这封给郭沫若的信很客气。但他在另一封给好友的信中表达的是另一种心境。1954年7月10日，陈寅恪给杨树达写了一信，信云：
遇夫先生左右：
前屡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纯学术性著述之刊行，实为不可多得之幸，幸甚！喜甚！佩甚！
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不识当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诗，附呈以博一笑。
答北客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 (苹) 花即自由。
专此奉复　敬请
署安
弟寅恪敬启 （《积微居友朋书札》）
“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短短九字，意可深究，一个”畏”字，神形俱现。”畏人”是陈寅恪的真实内心，典出杜工部《畏人》一诗。该诗后四句云”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楼。门径从榛草，无心待马蹄”。清人仇兆鳌注解为该诗”有故乡故国之思”，”有避世避人之意。”而”畏寒”则是陈寅恪的托词。陈寅恪与唐筼居燕都十余载，若”畏寒”便无从说起。但”畏寒”是陈寅恪回复北国友朋及要人相劝的主要理由。故学界一直有”陈寅恪不愿北返，乃喜欢广州暖和”一说。至于《答北客》一诗，”不采蘋花即自由”句，典出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末句”欲采蘋花不自由”。陈寅恪将柳宗元的叹息点化为自己坚定的心声–不作投桃报李式的相酬，身心便获得自由。可见陈寅恪拒绝北返之志已坚。在1954年，”陈寅恪北返”一时成为学界热衷于谈论的话题。其实，若了解陈寅恪的脾性，中国科学院便应知大局已定矣！
在这一年，三个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三个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据说，陈寅恪拒绝北返时，同时举荐陈垣担任中古史所所长。陈垣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8年，历史研究所架构再次有变，原一、二所合并，三所改名为近代史研究所，郭沫若继续任合并后的新所所长职务，陈垣则专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至此，北京方面再没有劝过陈寅恪重返京华。

5
未能接回陈寅恪的汪篯，回京后受到一些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与陈师谈话，更不应该惹老师生气。也有人斥汪篯”不知天高地厚”。
这份沉重的内疚，一直压在汪篯心头许多年。五十年代中，全国各高等院校优秀教师云集北京，讨论编写一套全国通用的教学大纲。当时史学界新老精英大部分到会。中山大学历史系派出刘节及陈锡祺参加。汪篯得知中山大学有人与会，便找上门来。汪第一次认识陈锡祺，却对后者作了长时间的剖白，他希望陈锡祺能向陈寅恪转述他的内疚。会议将结束时，汪篯拿来一大包北京风味食品托陈锡祺带回去给老师，并一一指点，哪些点心哪种蜜饯是陈寅恪最喜欢吃的。 （据中山大学教授陈锡祺回忆(1993年12月17日) ）
陈锡祺没有辜负汪篯的嘱托，陈寅恪收到礼物后很高兴。但有些裂痕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汪篯已没有机会当面向老师倾诉他的赤诚之心了。
时代的召唤，使年仅三十七岁便成为全国一流名校副教授的汪篯，很快就以全副身心投入到所认定的人生追求中去，其才华开始引人注目。三十七岁这年，汪篯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数十年后依然被认为研究方向正确的论文。这篇题为《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的论文，是解放后第一篇比较有见地研究唐太宗的论文。若往前溯，从1900年至1949年，中国史界论述唐太宗的论文总共只有七篇（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唐太宗历史地位之重要，可以说这是块尚未被开掘的宝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中发现新的历史价值，并以此作突破口解决一连串的历史问题，汪篯对唐太宗的开掘，可谓得其师治史之真谛。
汪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人生道路，其实是五六十年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信仰与真诚追求的缩影。这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是一段已刻下深刻烙印的历史。他们都创造过灿烂的人生，走过一条充满了时代气息与生命不断焕发的道路。杰出者，在此过程能不断加深理解”实事求是”的精髓，能将马克思主义融汇贯通。汪篯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但在其论史文章中多多少少都可见陈寅恪的影子：或阐发陈寅恪论史之余绪，或继承陈寅恪在隋唐史上建起的构架，乃至在种种考证上都能见其师的痕迹……。马列的观点与汪篯深深受益的陈寅恪治史方法，在汪篯的笔下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极厌恶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至于他在隋唐史一些领域里的开拓与创造，实不辱其师。
若没有1953年那场冲突，陈寅恪应当为有如此深刻体会自己治史精髓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不过，命运并没有特别照顾这位因”又红又专”而被称之为”党内专家”的学人。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汪篯遭到批判。伴随着精神上的被摧残，汪篯的身体几乎垮了下去，大病一场后身体一下子减去二十多斤。生命力之软弱，为汪篯七年后含恨离开人世已留下了一点征兆。
汪篯生命的辉煌点在六十年代前期。他生前发表为数不算多的论文，大部分完成于这段时期。在这一点上，他承袭了陈寅恪的学风，已形成文字的论文不轻易发表，说是”尚未成熟，还要补充修改”。
1962年11月9日，汪篯回母校–中央高级党校作了一场关于《唐太宗》的学术报告。这是史学界解放以来最全面、详细评价唐太宗一生功过的长篇学术报告（参阅《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及《唐太宗传》）。数十年后的今天重看汪篯的《唐太宗》，其中很多观点仍不失为有开创性。最可注意的是该报告中最后一节”太宗中晚年的政治”，汪篯用了很长的篇幅，分析了唐太宗中晚年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早期开明、兼听纳谏的良好作风渐渐消失，对忠臣诸多猜忌，喜听阿谀之词，骄傲自满思想日盛的深刻原因。
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却不知1962年的中国政坛，一出《海瑞罢官》使两方势力都在积蓄力量，准备大干一场。文史学界凡涉”影射”之事，实属敏感，此时谈论唐太宗的功过，实非明智之举。
同在1962年，中央宣传部陆定一等人提倡学习”魏征精神”。魏征，唐太宗时期的重臣，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犯颜直谏的诤臣。中宣部提倡学习魏征，与三年前党内提倡”海瑞精神”是同一思路。在11月9日的报告中，书生汪篯对唐太宗与魏征作如此评述：
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和边疆胜利的扩大，到贞观中年，在他 (唐太宗)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政治逐渐不如以前了，兼听、纳谏的良好作风渐渐冲淡，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开始不能很好地执行，侈靡奢纵的行为有所发展。这种变化引起了一部分大臣的强烈反应。贞观十一年(六三七年)，魏征连续上了论时政四疏，反复劝告他要慎终如始，不要居安忘危，应当以亡隋为鉴 (着重号为引者加) （《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08页） 。
真可谓字字惊心！
“‘大跃进’劳民伤财”，”毛主席听不得批评意见”……这样的议论在60年代前期已经出现了。无论汪篯是自觉或不自觉，他在1962年对魏征的评价及在此前后参与了中宣部等单位组织的撰写《魏征传》的工作，表明他已陷身于一场政治漩涡之中。五年后，”造反派”是这样批判”魏征精神”的：”海瑞精神突出’骂’，魏征精神突出’反’” （《南方日报》1967年11月11日）。命运在1962年再次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1963年，经教育部批准，汪篯晋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年四十七岁。
1966年6月10日晚，汪篯在家中自杀，送医不治身亡。时年五十岁。其时”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没几天。汪篯之死，留下了一个谜。
在短暂的生命轨迹中，一颗富有才华的星就这样熄灭了。这只是由无数颗星组成的星河中很平常的一颗，其轨迹也无特别曲折与起伏的波澜。但这位被他的学生追述为书生气与名士气兼而有之的学人，显然属于以生命被摧毁，精神被摧残作代价，而成为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