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磨难终于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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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虽以带有挑战意味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回复中国科学院,但1954年的春天还是给了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一份淡淡的关怀。
在校园,院系调整后新的格局渐趋稳定。中山大学将近一年半由筹备委员会领导学校的临时状态,在这一年的上半年结束,学校恢复了校长负责制。中山大学校长为许崇清。许崇清是岭南地区一个资深的教育家,民国年间曾先后担任过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中山大学校长等职务。中山大学副校长为冯乃超。冯乃超,字绍基,出生于日本一个华侨商人的家庭。其祖父在日本曾积极支持孙文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其叔父则是国民党内极负盛名的元老冯自由。冯乃超1927年回国,与成仿吾、郭沫若、朱镜我、李初梨等人成为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二十年代末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冯乃超,以其对共产党事业的忠诚,在五十年代后一直备受信任地主持中山大学的党政大局。
曾是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在这一年成为历史系的一名教授,着手筹建东南亚研究室。直到1956年,陈序经才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
这个春天所透现出来的勃勃生机,使人深信新时代会带来无限美好的希望。康乐园一片读书声。新进校的老师忙于开新课,各系忙于大抓科学研究和教学质量,一些知名的教授纷纷开设专题讲座,校园一时有着浓浓的学习风气。
5月2日晚,历史系学生会举行了”尊师爱生”晚会,刘节向全体师生介绍了系内两位全国一流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岑仲勉的学术成就。随后,历史系全体老师向这两位前辈赠送了”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锦旗,以表达对两老的崇高敬意 (见1954年5月8日《中山大学周报》) 。
5月3日下午,中山大学举行”敬老尊师”座谈会。陈寅恪应邀赴会。当陈寅恪与二十二位老教工襟上别着大红花,步入学校礼堂会场时,全场师生热烈鼓掌。红花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五十年代最表敬意的嘉奖。
此时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已一跃成为全国一流的历史系,名家荟革,师资力量强大。陈寅恪自不用说。岑仲勉也是当时全国有数的研究隋唐史的名家。这位比陈寅恪还大五岁的教授,创造了一个学术奇迹,中年后完全靠自学步入历史高深的殿堂,著述达一千多万字。系主任刘节,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学生,1946年开始任中山大学教授。刘节对先秦古史的研究卓有成就,晚年致力于史学史,因其至死不改的尊孔思想,使他晚年大部分岁月是在被批判中度过的,留下很多带泪的故事。梁方仲,1933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专长明代经济史,其《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等著述享有声誉。杨荣国,原湖南大学教授。1953年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专长中国思想史及先秦哲学史。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所述,杨荣国在湖南大学时便与杨树达多有不合,后者鄙视前者”学力不任教授”,”似可以图书馆长或总务长任之,免其贻误后一代青年”(该书第324、327页等)。官司曾打到毛泽东那里。杨荣国调入中大时,党外无人知其秘密党员的身份。一年后,杨荣国”反客为主”取代刘节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至此,南方的杨荣国与北方的翦伯赞,分别执掌着中国高校两大历史系。两者非常相似的是,同为五十年代的秘密党员。身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在五六十年代已是马列主义史学的权威人物;而杨荣国则要到二十年后”评法批儒”的运动中才大露头角,成为中国学界注目的风云人物。
此外,历史系尚有戴裔煊、董家遵等中年教授以及金应熙、何肇发、陈锡祺、端木正、蒋湘泽、朱杰勤等等中青年学人。一时人才济济。
这就是陈寅恪将要度过余生的其中一个外部环境。
这里还有一段闲话。五十年代中期全国高校评定职称,陈寅恪是理所当然的一级教授。但也因为此,据说中山大学历史系其他老教授便很难再往高一级评定。因为陈氏是一级,其他人只好屈就二级。一级教授陈寅恪,与二级教授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构成了当年全国瞩目的中大历史系阵容。
这个春天带来的雨露,甚至润泽到这年的初秋。在暑期假间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座谈会结束之后,综合大学的教学工作与培养人才计划都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提高教学质量、贯彻专业教学方案,培养科学研究人才”。
9月,中山大学历史系招收新生七十九名,全系学生共有一百六十三名。而1952年院系调整后总共才有学生六十五名。人数足足增加了一倍多。它似乎预示着历史学在新时代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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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政治气候,自然季节的变化要迟钝得多。岭南的秋天,尚未使岭南人的衣饰有所变化,政治风暴已经来临。
10月下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首先拉开风暴的序幕,公开点名批判《文艺报》长期以来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对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摆出老爷态度。这场紧接着引发另一场政治运动的风暴终于现身于世人前。
原来早在沉默处已酝酿着惊雷。在1954年,李希凡、蓝翎写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从投稿《文艺报》开始,辗转时日,最后才在该年9月份的《文史哲》杂志上发表。在夺取了全国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生产,已确立了绝对领导权的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很得人心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之后(该计划1953年提出,1955年7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也期待着能在思想与学术领域掀起与”改造旧世界”相适应的思想风暴。毛泽东以他对文史学科的偏好,敏锐地捕捉到两个”小人物”撰文向名家挑战遭不予理睬这种很平常、以后仍将重演无数次的小事作突破口,快速地完成了他要再打一场思想大战役的构想。
10月16目,毛泽东向党内其他战友公开了他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4页)。以后的历史都有相似的轨迹。1957年5月15日,在”大鸣大放”达到最高潮之际,毛泽东疾书《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页)突然改变了整个形势。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将彭德怀给他的信,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形式公诸他的战友,再发一场政治运动的先声 (参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40页)。1966年,毛泽东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正式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同上,第280页) 。
《人民日报》未认真评论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先批判《文艺报》的方向与态度,已准确地传达出毛泽东的意向,借此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至于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5页)。短短数语,不但令俞平伯获得了生存的权利,而且也为日后对待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政策蓝本。陈寅恪们自然属于可以”采取团结态度的”这一类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的号召威力无穷。半个月时间不到,神州已成燎原烈火之势。11月,中山大学开展了轰轰烈烈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时,指导运动的理论开始升级: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应该看成是马列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体系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对立斗争的继续。对胡适思想体系的清算与批判,已水到渠成了。
俞平伯的错误不再重要 (或者说从来就不曾重要过),胡适以及胡适思想以”丑恶的面目”开始作为反面教员登台。
这场”二合为一”的运动持续了足足一年时间。至于余响则延续到五十年代末。这场运动对历史有深远的影响。它是思想界与学术界首次大规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 (也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了摧毁性的批判。以后,学术界的所有政治运动,其实质都可以归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斗争这一范畴。这也是不断改造知识分子的根源。
在当时,一些学人已凭直觉看出了运动的实质。刘节公开说,”批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批判胡适也就是批判四十岁以上的人”。
在北京,1949年以前与胡适有过来往和接触的学人,不得不作公开的检讨,揭发胡适思想的毒害性与反革命的危害性。不过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旨在改变时代的风气,故绝大部分人都能最终过关。
在美国纽约,闲散如寓公的胡适,每隔一段时间便兴致勃勃地和助手共同欣赏从大陆等地收集回来的一大堆批判自己的材料(见唐德刚有关回忆胡适的著述文章)。尽管在美国并无多少人关心大陆的这场运动以及留意这位外貌很朴实的中国老人,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熊熊烈火,仍然使这位隔岸观火、并在烈火中益见其身价的学人内心窃窃私喜。高兴的理由也简单:越批越证明自己有历史的影响力。这一点,胡适分析对了。当政治云雾渐渐消散后,胡适一生中留下的大量著述,以及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值得新一代的学人去分析与评估。
历史的可笑就在于,当许多人或作义愤填膺状,或作痛心疾首状,或违心检讨、惊惶度日时,大洋彼岸应当为这场运动”负起责任”的被批判者却优哉悠哉地过他的闲适日子。当数十万人的命运与”胡适思想”这个名词发生紧密联系时,始作俑者却已失去了能激活思想的生命锐气和生命朝气。
历史的歧义还在于有不少未被宣扬的内幕。据说,1957年前后,大陆曾派人对在美国的胡适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当即回答,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歧义的是政治,还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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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年多时间里,陈寅恪在做什么?拒绝北返的陈寅恪,得以远离政治的冲击。在北京,几乎所有有点名望的学人,都要表态。即使炙手可热的郭沫若等人,也要在运动之初承认自己做了”错误思想的俘虏”。
其实,臧否俞平伯与胡适,陈寅恪算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
1954年11月,中山大学举行大型的对《红楼梦研究》进行讨论的座谈会,中文与历史两系的教授全部出席,唯独陈寅恪没有参加。在历史系,先后举行过多次批判会,陈寅恪依然缺席。陈序经在岭南大学时为陈寅恪保留下来的传统做法–陈寅恪可以不参加除上课外的任何活动,经受了猛烈的政治运动的”考验”。犹幸这个”传统”没有被破坏。有此先例,陈寅恪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得以深锁书斋,免除了亲历其境直接遭受折磨的痛苦。
历史没有留下太多关于陈寅恪对批判俞平伯红学思想、批判胡适派思想体系的看法的记载。倒是有一些痕迹可供后人揣摩。陈寅恪曾自述其一生”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 (《柳如是别传》,第3页)。1953年撰写《论再生缘》时,陈寅恪曾数次提到他对《红搂梦》的看法,如”端生虽是曹雪芹同时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写成再生缘第壹陆卷时,必未得见石头记,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坠春消,光阴水逝之意固原出于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却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感伤不期冥会。不过悼红仅间接想象之文,而端生则直接亲历之语,斯为殊异之点,故再生缘伤春之词尤可玩味也。”(《寒柳堂集》,第53页)陈寅恪虽不是评论《红楼梦》,但其臧否之意已隐现。
更能直接洞察陈寅恪心迹的,则是同一著作中的一段文字:”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寅恪读此类书甚少,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为罕见之著述也”(《寒柳堂集》,第60页)。这已经是实实在在对《红搂梦》的评价了。姑且勿论陈寅恪的评价是否公允,陈寅恪因研究《再生缘》有感而发的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一定的现实影响。
1952年9月,俞平伯将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体会结集编成《红楼梦研究》一书。1953年5月,《文艺报》高度评价俞平伯对”红学”的研究及其著述。在前后一、两年的时间里,俞平伯再撰写了一系列红学论文。在五十年代初那几年,似乎与现实无关痛痒的红学研究,在学界不显山不露水地再领风骚。完成于同一时期的《论再生缘》,数次提到《红楼梦》,并与之作了一些比较,这与”红楼梦研究”在五十年代前期再度走红有关。
对这两场席卷学界,”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极大震动”的政治运动,现在所知,陈寅恪只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八字评价和一首诗。八字评价为”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见1956年中山大学有关档案)。这八字似无甚褒贬,正因如此,更使人咀嚼不已。以陈寅恪一向主张的”独立精神”看,此时期大部分学人都失掉了独立的判断力而去趋时附势,则似乎是”十犬吠声”的最好注脚。故此,这句话传到中山大学有关负责人的耳中时,其感受也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一年后,这句话被校方注释为”讽刺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些人是共产党的应声虫” (见前注)。一首诗,则为1954年底所作的《无题》。此诗用典甚隐晦,”今事”亦深隐,精确之解恐已不易,不过大体的情感倾向仍很鲜明,全诗如下:
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
猧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芋意何居。
(太真外传有康国猧子之记载,即今外人所谓”北京狗”,吾国人则呼之为”哈吧驹”。元微之梦游春诗”娇娃睡犹怒”与春晓绝句之”犭圭儿撼起钟声动”皆指此物,梦游春之”娃”乃”犭圭”字误,浅人所妄改者也。)
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该诗陈寅恪有两处自注最可注意,一为”猧子吠声情可悯”句之”猧子”往释;一为”处身夷惠泣枯鱼”之”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注释。”猧子吠声情可悯”的今典前已述及,而”春在翁”即俞樾(俞樾,清代学者,俞平伯出生那年俞樾78岁。据云”俞平伯双满月时俞樾抱之剃头,赋诗志喜。”见《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俞平伯之曾祖父,又号曲园。二十余年前陈寅恪曾在《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中谓:”尝与 (俞)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陆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邈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譬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纾忧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寒柳堂集》,第146页)。陈寅恪”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的自注,曲折地点明陈、俞两人关系的渊源及诗的微旨。《无题》诗流溢着”兔死狐悲”的痛楚,凄惋地表达了对俞平伯”泣枯鱼”之哀。三年后陈寅恪此”心结”终于有机会宣泄,对着来访的北国友人,连连询问俞平伯的情况,甚至连俞氏家族在苏州的祖居是否还在也问到了 (1957年5月10日《光明日报》第2版)。局外人也许只将此视为一般的问候,其实这里面蕴含着多少的牵挂与深情的凝视!
不过,在1954年,勃发的生命意识已不容许陈寅恪对身外的世界作过多的关注,陈寅恪要赶路,在余下屈指可数的日子里,他要付出毕生的功力去实现与其一生的宏愿相比只能算是很小一部分的愿望,完成一部”以诗证史”的经典之作。生命的激流驱动着陈寅恪不停地向前奔,力量之大,已超出了一般生理能量的意义。
这部最初名为《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改名为《柳如是别传》的巨著,在1954年的春天已经开始动笔。陈端生的历史意象尚未消失,柳如是便翩然而至。陈寅恪进入”钱柳因缘”这个世界之快,为后人理解陈寅恪晚年的精神世界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在对历史的感受上,陈寅恪承续着倾诉在陈端生身上的那份历史情感。在对生命的体味上,悲凉已成为陈寅恪余生的主调。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 (陈寅恪有”异代春闺梦里词”诗句),这两个性格、气质、命运都有太多不相同的历史人物,必有深深打动陈寅恪的某种相似的精魂在。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诞之”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两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
有关陈端生的感叹可见前述。而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因缘,可使人”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见《柳如是别传》,第3、第4页) !”
多么深情与痛快淋漓的倾诉!弥漫在陈寅恪心头的,正是这种”感泣不能自已”的痛感。生不逢时而遭逢困厄,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可谓字字凝泪。生命意识中的悲凉之调,明显改变了陈寅恪以往切入历史的角度。他对历史的考证,他对已被湮没的历史场景的再现,全都服膺于抒发这种”孤怀遗恨”的历史痛感。
从另一种角度而肯,陈寅恪钟情于陈端生、柳如是,亦见生命气质与世局变迁对历史学家的影响。陈寅恪的生命气质偏于忧郁、感伤与多愁,在其一生中明显有一条连线。二十岁前后,陈寅恪便写下了许多伤怀的诗句。如”嗟予渺渺偏能至,惜汝离离遽已陈。士有相怜宁识面,生原多恨此伤神” (《皮桓生墓》);”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庚戌柏林重九作》;及”清游十日饱冰霜,来吊词人暖肺肠。东海何期通寤寐,北欧今始有文章” (《易卜生墓》)等。陈寅恪早岁欧洲之游,最触动心事的正是诸如在易卜生之墓、”茶花女”之墓、皮桓生之墓前的流连凭吊。到晚岁陈端生、柳如是成为陈寅恪宣泄悲凉情怀的合适载体,赫然已见个人遭遇与个人气质对历史学家选题时的潜意识的左右。陈寅恪曾自述,”余少时见牧斋初学集,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句……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见前注第1页、第2页)。在《柳如是别传》之”缘起”一篇中,不足一万字的抒怀,”早岁”、”少时”等字眼已反复出现多次,留下了”少年情怀”于人生终极影响的痕迹。故而至中岁,偶购得”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到晚年,”重读钱 (谦益)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所谓”遐思”者,陈寅恪实已说出晚岁自己治史的一大特点:双目失明后,历史学家更偏重用心灵、用情感去研治历史。
当然,晚年陈寅恪感伤情怀不能自已的泛滥,另有更为隐痛的原因。1949年前后,陈寅恪在二十年致力研治的隋唐史领域,已基本实现了改变千年以来”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页)这种状况的理想。他在此领域已经完成了开山拓荒的重任,陈氏式的框架已基本搭起。陈寅恪的才华,陈寅恪的抱负,使陈寅恪不可能像一般的历史学者那样只局限于某一朝代的研究,并在某一断代史上终此一生。换言之,在六十岁之际,陈寅恪再次面临着另拓一片历史新天地的选择。但命运并没有为这位学者在面临新的学术转型期时提供更充分的准备条件。双目失明使陈寅恪欲创更宏大事业的雄心顿遭挫伤;而1949年前后的大变局,使陈寅恪对历史的探求。骤然向更多地渗透着命运身世之慨的”伤心史”倾斜(陈寅恪在《陈垣敦惶劫余录序》一文中曾云,”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今借其词而赋新意),纯粹意义上的”学术”已退居其次。这一点对陈寅恪在最后二十年对历史题材的取舍影响最大。有一传说很典型:1950年,岭南大学为陈寅恪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据说京华那么多陈的友朋,只有邓之诚一人收到陈寅恪寄来的图书,陈寅恪尚附一信给邓之诚,信函大意为京华的学人已捐弃旧学而追逐”新学”,该书也只有你感兴趣了。传说毕竟是传说,最具说服力的还是陈寅恪十数年来不绝如缕的”自伤”。1953年,陈寅恪给蒋天枢的诗中有”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等句。同年,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有”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之叹。1961年,陈寅恪回首暮年学术人生,自嘲为”著书唯剩颂红妆”。1964年,陈寅恪再感”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此情感萦绕十年,道尽在”新学”已成显赫之学、”旧学”如敝屣的现实下的陈寅恪之痛苦与无奈。唯有活在”发皇心曲,代下注脚”的精神世界中,陈寅恪的神思得以游万里,感伤的情怀溅起不息的浪潮,给暮年的生命以滋润,历史因而平添了一种魅力、一种激情;人生进入深深的古今两忘的意境之中……
这是陈寅恪在1949年之后唯一的一种”历史选择”!
从1954年到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在残垣断壁间辛勤地寻觅,其悲壮与痛苦,亦令后世者感泣不能自已。《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丛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火焰将永远闪动着迷人的亮光,但生命则在烈火中已化作云烟……
在这段时期,有两个人不可以不说。
他们将要证明,很多时候人生还需要默默无闻地奉献。这两个人,一是周连宽,一是蒋天枢。若失去了这两个生命的相助与温暖,陈寅恪的晚年人生会更加寒冷。
周连宽,广东开平人。1905年生。1924年毕业于香港圣土提反中学,随后成为广东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30年再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从此,周连宽大半生与图书档案打交道,被人形容为”书虫”,意谓把书都钻透了。 (见《周连宽生平档案》)
从三十年代起,周连宽先后在南京政府一些部 (局)主管文书档案,略有名气。抗战胜利后,他随”接收大员”抵达上海,别人忙着捞肥缺,他却出任”清水衙门”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一职。1949年时局动荡,周连宽南下受聘岭南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岭南大学的传统,一向比较重视有留学资历者,初时,周连宽的才华尚未显露。1954年,懂得周连宽价值的梁方仲,向陈寅恪推荐了这位前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陈寅恪与周连宽一见如故。不仅仅因为周连宽对古籍了如指掌,素有”一口准”之誉,还因为他是个学人。周连宽一生惟好目录学,在上海时,郑振铎曾与其建立了不薄的交情,郑振铎藏书之丰,学林有名声。郑振铎常邀周连宽过府为其鉴别古籍版本。
就这样,命运特意安排了这位精通古籍史料的人才,在陈寅恪的生命历程上静静地等候着。一等五年。
这位在旧书摊说哪本古籍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的”书虫”,在1954年开始了长达十年专为陈寅恪搜寻史料、查阅各类图书版本的工作。
每逢约好见面的日子,陈寅恪总是焦急地等待周连宽的到来。然后开出一些急需查找的史料,让周连宽去搜集,有时一开就是十多个问题。整整十年,周连宽共为陈寅恪查找过多少种资料?无人统计过。1949年以前,周连宽已是一个知名的图书馆学专家,而此时,周连宽为陈寅恪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名助手所应该做、但并不一定每名助手都能做得好的工作。《柳如是别传》所引材料之庞杂、种类之繁多,令人叹为观止。曾有人统计出陈寅恪旁征博引各种典籍”多达六百种以上”(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这其中有多少是周连宽的功劳?直到晚年,周连宽也没有说。他永远铭刻在心间的,是那十年陈寅恪在学术上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与指导,使他在晚年能完成《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一书 (据周连宽回忆(1993年6月2日) ) 。
从四十九岁开始,周连宽将一个学者最宝贵的知天命的十年时间主要贡献给陈寅恪。刚开始时,周连宽尚要半天在图书馆上班,半天为陈寅恪工作,1956年,刚担任副校长职务的陈序经,即将周连宽调到历史系资料室,让其专心为陈寅恪服务。
即使从图书馆学行家的眼光来看,周连宽也深为陈寅恪的记忆力折服。很多要验证的典籍,陈寅恪几乎能指出在哪一本书哪一卷哪一页。周连宽说,陈寅恪是真正的”一口准”。
岁月蹉跎,1985年,时年八十岁、在抗战胜利后曾被聘为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兼任教授的周连宽,被中山大学提升为教授。一年后周连宽退休,中大图书馆学系返聘其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蒋天枢,字秉南,1903年生。1927年9月,成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师从梁启超与陈寅恪等人。在三个月前,研究院另一位声名显赫的导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水自杀。王国维的影响是深远的。无缘向大师行弟子礼的蒋天枢,对王氏的名山事业十分向往,曾艰辛跋涉,徜徉其间,并一直存有整理王氏遗著的宿愿。此愿最终未能实现,但这份向往随着岁月的消逝化为对传统文化的深深依恋。数十年后命运选中蒋天枢主持整理编辑陈寅恪遗著的重任,宿愿终于以另一种形式得偿。这种以漫长的一生证明一份历史之缘,似乎昭示了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有这么一些学人的特别人生–他们是为文化而生的!
1930年,蒋天枢在清华毕业,这一年,曾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告结束。其时蒋天枢二十七岁。但三年受业,却影响终身。毕业后的蒋天枢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43年8月,蒋天枢受聘复旦大学中文系。自此直到病逝,蒋天枢一直都没有离开这座在全国知名度甚高的校园(见《蒋天枢生平档案》)。数十年来,关于这位”很严谨”的教授,在复旦历年后学者的心目中,流传着不少故事。蒋天枢长于《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的研究,据说蒋天枢在五十年代讲授《诗经》,一首诗可以讲授两个月,一句诗可以旁征博引地解释两个星期。其实蒋氏授业方式有出处:陈寅恪早年讲授唐诗,据说解释《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便要花去数星期。若再往前溯,这似乎是清代朴学重材料整理与分析,长于考据、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个治学传统。1958年”拔资产阶级白旗”时,这类教学方法遭到无情的讽刺与批判。
若从情感、气质到安身立命的学术思想,将蒋天枢归入到陈寅恪这一类知识分子中是相宜的。有些细节能直见人的精神。直到六十年代带研究生,蒋天枢依然毫不通融地要求学生写字只能写繁体字,写简体字算错别字;读古籍只能读那种未标点断句的版本。蒋天枢一直强调,治学首先要从语言入手,从历史入手。这与当时的时尚距离颇大(据蒋氏1962年指导的研究生周明回忆 (1994年1月21日) ) 。
这样,陈寅恪对蒋天枢二十年的信赖,便有了令人信服的基础。若据蒋天枢后半生行状判断,1949年后蒋天枢只有三次机会与陈寅恪相处。第一次是陈寅恪率一家人从南京暂寓上海,时间刚好一个月,居沪的蒋天枢多次前往拜谒。这一次,标志着陈、蒋两人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蒋天枢的厚道、忠恕,在陈寅恪晚年的心目中开始凸现。陈寅恪南迁广州后,不少学人仍与陈保持联系,蒋天枢能够在陈寅恪的视野中脱颖而出,可见蒋的人品、气节及为人之道有与众不同之处。
第二次是在1953年秋,蒋天枢专程南下广州探望陈寅恪。在那个陈寅恪认为绝大多数学人都趋时附俗去了的年月,有这么一份”事师如事父”的关怀,有这么一份深深的理解,今人已不易感受陈寅恪内心所想所叹。正是这一次相聚,陈寅恪写下《广州赠别蒋秉南》两首七绝。两诗如下:
其 一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其 二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陈寅恪的心迹与情感向蒋天枢和盘托出。若说是一种分享,陈寅恪倾诉的是一种”所南心史”的底蕴。这两首诗显示,陈、蒋两人在1953年相交之深已若此!三年后,陈寅恪无意中为后人了解他与蒋天枢在五十年代前期的交往留下了”第一手材料”。在1956年5月21日陈寅恪填写的《干部经历表》上,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里,陈寅恪谈到蒋天枢,”1928年在清华是师生关系,最近数年因托他在上海图书馆查材料,故常有信来往”。
无独有偶。1958年蒋天枢在其《履历表》中”主要社会关系”一栏这样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复旦大学档案)”。需知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炽,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生平敬重之情,则蒋氏为人的笃忠执着与表里如一,直见在当代已变得很陌生的士人精神!
陈、蒋第三次相聚还在后头。
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暖,叙述到这里,已经足够了。
陈寅恪怎样十年磨一书?生命并非弹指一挥间,十年时间还很漫长,陈寅恪还有很多事要经历,命运似乎也不愿让这位老人顺畅地走完他的余生。就让我们循着这条还很漫长的路,去体验生命之悲壮与悲凉!
4
生命磨难的第一折终于启幕。不过它开始是以闹剧的面目出现,最终以喜剧的形式结束。前者多了一点荒唐,后者笑中带泪。
1954年9月,一个同样带点悲剧性的人物出场了。他在中山大学轰轰烈烈地领导了数场运动,到他1956年4月怀着遗憾离开这个令他栽了一个大跟头的校园时,刚好整整一年半时间。
他叫龙潜,一个当时的级别已达行政八级的干部。1933年便加入共产党的龙潜,在这个南国还能感到酷热逼迫的季节来到中山大学,是广东省委为了加强党对中山大学在以后几场势在必行的政治运动的领导(见《陶铸与龙潜的谈话》,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龙潜进入中山大学的身份是主管副校长,一年后中山大学党委成立,龙潜任书记。
龙潜泼辣的作风,令许崇清、冯乃超这类学人型的领导相形见拙,但也令他吃了一生中的一个大亏。龙潜9月份到校,10月份全国开始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1月份转入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思想体系。批胡适的高热尚未降温,1955年5月又进入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7月,更进入惊心动魄的”肃反运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龙潜是在不停歇的政治波涛中度过,他质朴的阶级本色令他搞政治运动的才华得以发挥,留下了很多年后依然令不少中山大学教工闻之亦胆颤心惊的”豪语”。
如果将校园比作战场,龙副校长无疑是一个很有控制局面、把持方向能力的指挥官。
1954年10月,豪气的龙副校长第一次向中山大学师生作报告,在说到”国民党”三字时,冲口而出一句”他妈的”,全场震动(见1957年《关于龙潜所犯错误的材料》,中山大学档案馆及广东省档案馆藏。本章史实均来自同一”材料”,以后有关引文不再特别标出) 。
1955年初,在全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上,龙副校长作报告,形象化地将胡适称为”美国天字第一号奴才”。5月,全校进入揭批胡风分子罪行高潮,龙副校长来到中文系,毫不掩饰其嫉恶如仇的感情,直言”胡风分子不在你们中文系找,到哪里找?””中文系活像大观园,除了石狮子之外,没有一个干净的”。此言一出,吓得中文系的老夫子们一声也不敢申辨。
7月,又迎来”肃反运动”。龙潜再作惊人语,”有人企图使岭南大学复辟,如有风吹草动,我在国民党回来之前先把你们杀光还来得及”。这段话,说得何等痛快。但令龙潜在日后付出了足够的代价。也正因为他几乎随口而出的”你不坦白,就枪毙你”;”你不做特务,那里会有钢琴、酸枝家俬”等话语,令人敬畏的副校长,到最后变成了一个众人提起皆怒火满腔的”粗人”。
两年后,龙潜被迫回中山大学作检讨时曾承认,一年多以来他共作了二十多场”某些语句粗糙和带有讽刺味道”的报告。龙潜的检讨语气很轻巧,只有经历过”肃反运动”的人才体味出,一句”杀你头”,”枪毙你”,会令多少人闻声丧胆。
正所谓”闲在家中坐,祸自天上来”。
远离”火热生活”的陈寅恪,没有料到依然不能避开每天都要抓运动大方向的副校长的视野。在1955年,对中山大学已有相当了解的龙潜,开始发挥他时有妙语的即兴式才能,在各种场合随意潇洒地嘲笑陈寅恪。在一次会议上,龙潜点名批判陈寅恪思想的陈旧腐朽,并讽刺学术界将这样的人捧得那么高。最后不无幽默地说,”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这点龙潜算是讲出了心里话。对于很多人来说,的确看陈寅恪的著作倒不如去看《孽海花》、《海上花》。
日后龙潜在向中央和广东省委所作的检查中,将陈寅恪称之为”陈老”、”陈教授”,并深刻检讨自己的无知。龙潜甚至将说过”陈寅恪的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说法也当作错误作反省。但在1955年的夏天,龙潜对这位”唯心主义体系”的学者多次作了随心所欲的点名批判。
历史叙述到这里,已呈现了许多令人咀嚼不已的枝蔓。
以龙潜的气魄,对这位中山大学最特别的”老古董”的批判,明显属于”和风细雨”式的。比起他那些”枪毙”、”杀头”一类的惯用语,这种幽默的”讽刺味道”不合他一向的风格。这表明,即使目中无人如龙潜,在陈寅恪的问题上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当然,能迫使龙副校长不能痛快淋漓地狠批与大骂一通,并非是陈寅恪有何神通,而是有着龙潜不敢漠视的原因。
在1954年,来自中央有关方面的意图,欲选陈寅恪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无奈上门工作做了多次,陈寅恪还是没有答应。但这种努力仍没有放弃,终于在1955年下半年有所收效。陈寅恪在北京方面及广东省委的视野中这种不同寻常的身份,龙潜是明显感觉到了。
还是在”肃反”时期,龙潜在批判陈序经搞岭大小集团的会上,当众作诗讽刺陈寅恪。据当年听过这场报告的人回忆,龙潜是在中山大学的小礼堂当众念读了陈寅恪的几首诗,并说其中的一首是怀念台湾的日月潭。意犹未尽的龙潜即兴吟诗嘲笑陈寅恪。据龙潜在1957年的检讨中说,他是和了陈寅恪三首诗,并”在会场上念了两句”,便”马上停止”。龙潜的豪兴显然被压了下去。就为了”念了两句”讽刺陈寅恪的诗,在康乐园无对手的龙潜,事后不得不亲自到了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寅恪的家中上门赔礼道歉。龙潜称之为”作善后工作,说了好话”。
是谁有这样的力量,迫使龙潜做他明显不愿意做的”善后工作”?
可惜,龙潜没有记录下他”唱和”陈寅恪的三首诗,也不知他是将陈寅恪哪三首诗作”唱和”,不然,后人将会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
但”爱憎分明”的龙潜,咽不下这一口气。用数年后陈寅恪的原话说,”龙潜到北京后去中央告我,碰了钉才静下来”。(见《1957年陈寅恪情况》,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用龙潜检讨时的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那么简单。”
事后的记载已无法还原当时事件过程的丰富与生动,虽然事后学校其他领导上门安慰陈寅恪时,陈寅恪很大度地说,”龙校长对我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讲?我是能接受意见的” (见《关于龙潜所犯错误的材科》)。但是这件事对陈寅恪的伤害还是无法估计。
这件事开了陈寅恪自1949年以后遭受政治冲击的先例。等到第二次冲击来临时,陈寅恪含泪告别了他痴守三十多年的教坛!
等到龙潜明白原来陈寅恪并”不简单”时,龙潜已经受到通报处分。于是,有关陈寅恪的”神话”再度流传,在人群中悄悄传播:其一,五十年代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这个人,并说知道此人的历史著作。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才查知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其说二,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
传说免不了离奇甚至荒诞可笑,但能被不断演绎的传说,往往反映了历史的心声,虽然它不一定是事实。
历史让龙潜对他自己在1955年前后在中山大学的人生历程作了沉重的交待: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4月,中共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龙潜奉调回京,离开了怨声载道的康乐园。一年后,”大鸣大放”遍及神州,中大师生强烈要求其时身为高教部一名司长的龙潜回中山大学参加整风运动。广东省委分别在6月25日和8月3日两次将龙潜的有关情况汇报给中央 (均见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建议给予龙潜适当的处分。1957年7月中旬,龙潜回到阔别一年多的中山大学,接受群众的审查。8月,广东省委对龙潜的问题作了审查报告并上报中央。报告中有龙潜在”在中大工作期间所犯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使党的威信遭受很大损失”等语(均藏于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大学档案馆)。1957年10月18日,中共高等教育部党委会作出了关于龙潜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该”决定”主要有数点,其中有两条如下:1.龙潜违反知识分子政策,态度粗暴,严重影响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2.龙潜党性不强,组织观念薄弱,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将自己视为高出党委之上,独断专行……。最后,高教部党委给予龙潜严重警告处分。这个处分决定同时上报周恩来、张际春及有关部门。 (同上)
每个人都受着历史的制约。龙潜也不例外。1957年龙潜与陈序经在中大重新相见时曾内疚地说,”假使高等知识分子政策早一年宣布了,我就可能避免好多错误”。(见陈序经《我的几点意见》,载1957年6月14日《南方日报》)
龙潜与陈序经还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龙潜对陈序经说,”你有涵养”。陈序经回答,”我还须学习涵养。高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比较复杂,权利心比较淡薄,但也有其自尊心,甚至有怪脾气。与高等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有涵养。尊重对方的长处,不须过份强调对方的弱点” (见陈序经《我的几点意见》,载1957年6月14日《南方日报》) 。
这位在两年前曾毫不客气地在大会小会点名批评陈序经的前副校长,听了这番话不知作何感想。两年后当他换了个位置,站在被审查席上,承受着四方质问时,他根本没有料到陈序经在一片批评声中居然还能说出他的优点:作风泼辣,认真负责,有事业心。
“和了”陈寅恪三首诗的龙潜,带给陈寅恪的是什么呢?
龙潜1956年4月被调离广东,两个月后唐筼置酒庆贺陈寅恪六十七岁(旧历算法)生日,陈寅恪有感于此而作《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七律一首。这是一首陈寅恪身后争议较大的诗。诗云:
红云碧海映重楼,初度盲翁六七秋。
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
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
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第六句:”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久砍头”。诗的”争议”就落在这两句上。在祝寿的大好日子里,陈寅恪竟写下”供埋骨”、”欠砍头”这样不吉利的句子,似乎甚不合情理,但知晓了”龙潜的故事”,”供埋骨”、”欠砍头”的”今典”便迎刃而解。
又过两个月,章士钊来访,章赠陈的诗句中有”懒与时贤论短长”句(前文已述) 。”龙潜的故事”于陈寅恪耿耿入心明矣。
事实上”和诗风波”与’讽刺陈寅恪事”并没有因为龙潜调离中山大学而结束。这重公案因北归的龙潜继续向中央有关负责人和部门告状继续延伸。龙潜的悲剧在于他到了受批评的地步还不明白这么一个事实: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在1957年10月18日高教部给龙潜的处分决定通报中,有”龙潜违反知识分子政策,态度粗暴,严重影响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语;而在7月28日中山大学党委会对龙潜检讨的审查意见里,则举出了具体的事例,认为龙潜在检讨中”对讽刺陈寅恪教授等影响很坏的事例,则只字不提,这显然是避重就轻”。随后,广东省委在上报中央的《龙潜主要问题综合报告》的材料中,也有”龙潜在中大造成恐怖气氛”等语。这些,都是陈寅恪”欠砍头”今典最权威的注脚!
在人们看来是讽刺,在陈寅恪看来已预示着”平生所学供埋骨”的人生结局了。
所谓争议,也许”供埋骨”与”欠砍头”太显露了,数年后陈寅恪在另一诗抄稿中,这两句诗写成了”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于是,后人在谈论这首律诗时出现了”避讳”一说。
似乎不能说龙潜态度粗暴的”和诗”令陈寅恪第一次对”诗文惹祸”产生反感,但完全可以说,龙氏的做法加深了晚年陈寅恪对现实的对峙心理。五十年代初,陈寅恪寄寓古今的诗篇在揶揄、隐讽之余尚有诗家旁观考清的味道。五十年代中期后,陈诗屡屡直抒”欠砍头”一类感怀身世的悲鸣。同在龙潜主政中山大学期间,陈寅恪还写下了一首悲感更深沉的七律,全诗如下:
乍暖还寒几换衣,今年节候与春违。
黄莺惊梦啼空苦,白雁随阳倦未归。
披史独悲朱墨乱,看花谁送紫红飞。
东坡文字为身累,莫更寻诗累去非。
这首吟于1955年的诗,其落脚点尽在”东坡文字为身累,莫更寻诗累去非”这两句上。可以相信,”讽刺”与”和诗”等事,其内情远比今人所能考知的还要激烈与复杂。
5
这一年,在陈寅恪的生命历程中还有不少余绪。
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15页),”肃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挚友冼玉清被人检举时常往香港送情报。自伤为”孤零女子”的冼玉清被迫写”坦白书”。好事者这才知道冼玉清有一笔遗产在香港。原来冼玉清立志终身不婚嫁之后,其父怜其孤苦,送了一笔财产给冼玉清,让其老有所依。冼每月定期赴港,是去香港银行签收利息 (见冼玉清”坦白书”) 。
“送情报”一事自然是子虚乌有,但这事对碧琅玕馆主的打击实在太大。某日,冼玉清上陈家,含泪对陈寅恪诉说”人心之凉薄”,陈寅恪闻言默然无语。
冼玉清在书斋
11月,借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及”肃反”取得胜利的东风,中山大学进行了一次震动很大的整编。由龙潜作报告,将一些不合潮流及上了年纪的教师整编出去。年刚满六十,向往”贤人君子”人格、讲究”旧道德、旧礼教,教学时重文言轻白话”已出了名的冼玉清,被归入整编之列。在根本无法抗争的情况下,冼玉清在一个月内办完了退休手续。
终身以”学校为家庭”的冼玉清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其实冼氏过早离开校园于地个人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免遭三年后教学改革带来的折辱;于岭南文化而言则是一个损失,冼玉清一生著述甚丰,光是有关岭南文献研究的著述便达数十种 (篇),有影响者便有《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鉴藏家考》、《广东丛帖叙录》、《广东文献丛谈》、《梁廷枬著述录要》、《招子庸研究》、《陈白沙碧玉考》等等。而因各种原因尚未公开刊行的著述稿本便有《广东艺文志题解》、《广东释教道教撰述考》、《近代广东文钞》等(参阅黄任潮:《冼玉清的生平及其著作》,《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最可叹息的是,冼玉清无儿无女无继承者,其收藏、学术研究等等,在冼氏身后多年无人作系统整理,一代奇女子生前创下的文化财富,渐被岁月湮没,教人宁不叹”天欲灭汝耶”!(近悉中山大学、佛山大学与广东省文史馆将整理出版《冼玉清文集》)
但回过头来看,即使1955年冼玉清能留任,时代能为她保留一块可以高声吟咏”之乎者也”的宁静空间么?
冼玉清的命运已预示,三年后的陈寅恪,将要步冼玉清的后尘!
不过,命运暂时还没有让陈寅恪走到那一步,它还需要陈寅恪品尝那丝缕挥不去的烦恼。在1954年至1955年之间,陈寅恪与有关方面在出版问题上第一次爆发了比较大的矛盾冲突。
1954年,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在四十年代初写成的一部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下史实引自中山大学五十年代有关档集记录。195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已无独立建制,但出版名义仍存。陈氏此书即是人民出版社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合同虽已订好,出版日期却拖延下来。同年9月,陈寅恪忽然接到学校教务处的一个电话,说是学校一同事欲借阅《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底本。陈寅恪同意借出。取书人带着条子上陈家取走了该底本。来人刚走,唐筼突然发现那张条子上有”检送”的字样。陈寅恪大怒,连说”为何我的著作要去检送?”让唐筼马上去教务处取回底本。唐筼赶到办公室时,底本已用信封装好,封面”中共华南分局马皓同志收”的墨迹犹新未干。
办事人员疏忽了,将华南分局借书的条子原封不动交给陈寅恪,给这位敏感、受过伤害的老人再带来一次刺激。所谓底本,应当指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初版本。
“底本风波”自然有历史原因。1949年以后陈寅恪的著述之所以出版不顺利,有很重要的一条是陈寅恪不肯改动原著中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有时甚至改动一字也不行。比如,在五十年代陈寅恪一直坚持在他的论文著述中保留”朝鲜,小国也”等明显有违时俗、但也是千年前真实的历史词语。类似的例子不少,故其著述的出版被一拖再拖,甚至被”检送”。可叹历史总随着时俗的变化而不断被打扮,唯一无法被修饰的,是那些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千古皆然!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
1955年10月25日,原出版单位给陈寅恪发发了一信,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已转到中华书局出版。其时距双方签订合同已一年多。11月19日,中华书局来信告知陈寅恪要更改出版合同: (1) 出版权永归书局; (2)第一版以后再版一万册每次稿费递减20% (原来重版稿费不减) 。
如此一变再变,陈寅恪动了肝火,声言宁愿不出版,也坚不答应改动合同。一个月后,原出版单位再次来函,云该书稿现已收回自己出版。1956年,历经两年好事多磨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终于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尽管陈寅恪一直坚持著述不作改动,出版社还是对一些字句作了修改,并且在书印好后才告知陈寅恪。在当时,这种做法似无可指摘,不过对于陈寅恪,出书这样不如意,真是伤透了心。
好在1956年的春天很快就要到来,它将赐给这位文化大师一段温暖的生命旅程。
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