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直到现在，不少年龄已在七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还分外怀念1956年的那个春天。今天，历史的评说已显露轮廓：1956年之前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国情的分析，尚符合客观实际。
令人叹息不已的1956年！
历史之笔，并非对这长河一瞬的数百天恋恋不舍，而实在是它还发生过很多的欢乐。
这一年，一个极普通的女性中途闯入了陈寅恪的生命旅程。她的出现，意外地给陈寅恪夫妇带来了某种寄托的希望。
她叫高守真，一个普通的女学生。说她普通，不仅因为她的一生很平凡，还因为数十年过去，她与陈寅恪夫妇的交往，一直被深埋在历史的瓦砾之中。
今天，是抹去历史尘土的时候了。
高守真，广东澄海县人。1927年生。澄海县位于广东著名的潮汕平原。数百年来，广东有两大平原以富庶著称，一为珠江三角洲，一为潮汕地区。土地肥沃的潮汕平原，物华天宝，历代人才辈出，到了近代，更以涌现众多海外华人大亨而名满天下。1954年，二十七岁的高守真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她的年龄比那些高中毕业便升上大学的同学大出好几岁。人们只知道高守真来自澄海中学，入学前为中学的教员，却不一定知道高守真还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
十九世纪上半叶，世代为农的高氏先人高满华，和众多的潮汕人一样，怀着美好的梦想，孤身独闯暹罗。这位起初一文不名的漂洋者，凭着刻苦耐劳，为高氏家族的崛起立下厂汗马功劳。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已身为暹罗知名大米商的高满华，以独到的眼光投资其时刚开埠不久的香港。在香港著名的南北行街，高氏的”元发行”盛极一时，其联号甚至遍市东南亚的重要通商口岸。近代的澄海，名流大户叠出，但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高氏家族以异军突起之势，成为澄海显赫一时的两大家族之一。
高家到底有多少财富？有一细节可供参考。辛亥革命爆发那年，时局动荡，澄海城内高家的大本营，为求自保计，专门组织了一个民团看家护宅。该民团鼎盛时人数多达一百五十人，拥有枪枝近百。这个规模比起中土一些豪强丝毫也不逊色。
令人感兴趣的是下面的一些历史场面。
1888年，高守真的祖父参加光绪十四年戊子广东多试，位列第三十七名举人。若不算太牵强的话，似乎可以这样说，在陈寅恪晚年身边出现的人，都似与”举人”有着某种联系。该年，正逢晚清重臣张之洞以粤督入围监临，因此，按照中国科举会试习惯，所有获得功名的考生，除了认正副主考为座师外，也认身为监临的张之洞为座师。依照传统社会的习例，高守真的祖父也可以称为张之洞的门生。
张之洞，一个在近代中国曾产生深刻影响的人，他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论调，在近百年来每一次中西方文化观念相碰撞时，都被后人加以引用、阐释，甚至树为一面旗帜，影响之深，流风所及，在中国向西方汲取何种养分以自强的历史征途上，其价值随着岁月的推移还将不断被论证。陈寅恪也深受张之洞的影响。在这里不能不提到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的那段自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张南皮即张之洞，因其籍贯是直隶南皮 (今属河北省) 之故。
尽管名义上的张之洞的门生，与1890年才降临这个世界的陈寅恪难以附会联结在一起，但从影响陈寅恪终身的”门风之优美”的观念中，后人还是可以看到人生有一种历史的缘份。高守真，将这种缘份化为了真实。
茫茫人生路，似乎为高守真出现在陈寅恪夫妇身边之前，已作了一些必不可少的铺垫。在20世纪初，高氏家族的一个人称”八爷”的纨绔子弟，已与陈衡恪、吴昌硕等名画家有密切的来往。高八爷很豪爽，给陈衡恪等人画画的润金就比常例要多一倍。陈衡恪，字师曾，是陈寅恪一生最为敬佩、念念不忘的亲兄长。在陈三立的众多儿女中，陈师曾最早成名，其画其诗别具一格。1923年9月，陈师曾奔母丧，忽染痢疾，医治无效在南京弃世，年仅48岁。纵观陈寅恪的一生，亲属中有两次死亡对他的生命意识影响最大，一为比他年长十四岁的陈师曾之死。一为他挚爱的父亲陈三立在1937年悲愤国土沦丧绝食而死。陈氏父子三人的人品与文品，早为世人熟知，其气质、志节以及艺文风神的袭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亲兄命蹇早殇，其父含悲而逝，构成了陈寅恪始终挥之不去的”不独悲今昔亦悲”的人生原苦意识的一个最为沉痛的内容（”不独悲今昔亦悲”，句见陈寅恪《十年诗用听水斋韵》） 。
在1955年的秋天，高守真不过是慕名选修”元白诗证史”一课三十多个同学中很普通的一个。她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除了她喜欢隋唐史之外，还因为她在读私垫时，家人教过她好多首唐诗。
五十年代的历史系学生，大都视陈寅恪为”可望不可接触”的大师。当时貌不惊人的高守真没有这些顾虑，某日课后，高守真向陈寅恪请教韦庄《秦妇吟》中的几句诗。陈寅恪很惊奇，他似乎没有料到在这些学生中有人居然对《秦妇吟》的诗句提出如此专僻的疑问。陈寅恪很高兴也很耐心地作了解答，并询问高守真何时开始学习这首《秦妇吟》。高守真一一作答。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秋日，从这一天起，高守真与挚爱的老师、慈祥的师母开始了一段长达两年多的少为人知的交往。
这也是陈寅恪在晚年唯一一段与在学学生渗透了很融洽师生之情的交往。
唐筼特别喜欢这位个子不高、脸庞圆圆、戴着眼镜的女学生。唐筼甚至对高守真说，只要高愿意，可随时来陈家坐。如此相邀，在戒备心日重的陈寅恪夫妇的晚年，甚为少见。以后的发展，证明了唐筼对高守真倾注的是一种浓浓的母爱。
1956年6月，高守真的父亲高伯雨出现了，为这份历史之缘抹上了又一缕温馨。
高伯雨，又名高贞白，笔名有林熙等。这位富家子弟，终身喜舞文弄墨并卓有成绩。出生于香港的高伯雨，享受着先祖创下的财富，青年时代便得以漫游四方，浪迹求学，结友甚多，在京、津、沪等地的文人雅士中略有名声。这些都为他中年”后致力于清中晚叶及民国年间的历史掌故、名人轶事的著述，作了深厚的积累。
1956年6月，移居香港已近二十年的高伯雨，随一个观光团到北京观光，回香港前停留广州。高伯雨得悉女儿师从陈寅恪，非常高兴，将他最新出版的一本《听雨楼杂笔》让高守真转送陈寅恪。该书辑录了高伯雨对近代中国名流掌故奇闻轶事的记叙。高伯雨终因很快要返回香港而未能与陈寅恪见上一面，但《听雨楼杂笔》一书显然给了陈寅恪很深的印象。事后陈寅恪数次对高守真提到该书写得不错。以陈寅恪对清末民初掌故的熟知，《听雨楼杂笔》能得到陈寅恪的如此评价，可谓觅得知音。
两年后，高守真毕业，陈寅恪亲手赠予高守真两本刚再版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吩咐一本是送给高伯雨的。到此，以书会友的雅事，经过两年的时间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陈寅恪对人对事的细微，由此可见一斑。

2
三十多年后，年近七十的高守真老人，为当年未能深切领会恩师的教诲、良苦的用心，以及辜负了恩师的期望而深深懊悔。
难道这是早已注定的一场不会有结果的历史之缘？
1956年冬，有一日陈寅恪忽然吩咐高守真为他查一首诗。陈寅恪给高守真提供的线索只是该诗的第一句。等到高守真年满花甲重忆往事时，她对此才有深悟：陈寅恪原来是有意识考考她的能力。
陈寅恪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赠与高守真 (守贞) 的字迹{唐筼代笔)
其时，命运很眷顾这位女学生。有如神助，高守真数天前才收到亲人从澄海寄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遂按图索骥，没有费多大的功夫就将这首李商隐的五律《风雨》诗查到了。第二天，高守真兴高采烈地跑去告诉陈寅恪”诗找到了”。陈寅恪十分高兴，他没有想到第二天就能得到”考试”的结果，而且是这样的令人满意。陈寅恪乘兴勉励了高守真一番。
李商隐的《风雨》诗，寄慨独深，悲愤有不平之气，无论是偶然还是潜意识，陈寅恪独举《风雨》为例，自可窥见陈寅恪当时的心境。该诗如下：
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
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
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
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
全诗首尾两句用典，诗人抒发的是自己怀才不遇，潦倒终生，异乡羁泊，欲借酒销愁解忧却又不知此物”斗值几千”的愤郁心境。后人若要”穿凿附会”，则此际陈寅恪的心态，距李义山写下该诗时的情感，无疑相去不远！这是题外话。
幸运之神再次降临。进入三年级，同学们都要写学年论文。唐朝的武则天、唐太宗等历史人物一时成为热门选题，高守真去请教陈寅恪，陈为高选了一个冷僻的人物–太平公主。随后高守真报上选题，系里忙问原由，高照实回答，系里回话，你若要做这个题目，便要陈寅恪当指导老师。当天下午，高守真前往陈宅，陈寅恪听说，当堂答应做高守真的论文指导老师。
这是1957年的事。这是陈寅恪三十多年教学生涯亲自指导的最后一个学生。陈寅恪是否已有此预感？
他几乎是用最浅自的话语，将平生治史的心得尽诉予高守真：”历史上太平公主的史料不多，搞现成的东西没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讨厌，正因为资料少，可以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努力作些新发现。” （据高守真回忆(1993年12月7日) ）
陈寅恪太厚爱高守真了。他甚至将自己对太平公主的评价也告诉了高守真，在后者收集资料碰到不少困难时还屡屡为之鼓气：”写文章不是为了一举成名，你就当是一场学习吧，你有耐心，还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基础尚有一些，可以慢慢试试”。这些话，高守真当时就记录下来，今日成为追寻陈寅恪历史心迹的一个参考。
纵观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还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句话，对理解陈寅恪太重要了。
当政治运动兴起，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和史学思想便被唾弃；到了大批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大树无产阶级唯物史观时，时代已无情地将陈寅恪划入”老古董”之列–可以供养，但不足为训。浅白的”还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句话，在那个年代蕴含了多少的生命悲叹！一年后的一场政治大运动，再次为这句话作了最残酷的解释。
还能按照陈寅恪意思去做的高守真，到底是怎样做的呢？数十年前陈寅恪的”老古董”形象要大于史学权威形象，高守真内心产生”这是一位很亲切随和、很容易说话的老人”的意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很少见。高守真有这样的感觉实属不易。可惜，也仅此而已。陈寅恪与高守真交往过程中，兴之所至，为学之心得，治史之真谛，妙语叠出，极为生动。要求一个参加政治运动还多于系统基础知识训练的五十年代的学生，从文化财富的角度去重视陈寅恪的妙语，整理陈寅恪的治史心得，这似乎太超前了。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从高守真残存的一些课堂笔记及零星的谈话记录中，我们尚能拾得陈寅恪学术心得的片羽：
1．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判断。
2．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由高守真整理提供）
从陈寅恪让高守真查找李义山《风雨》诗起，到高守真接受陈寅恪的论文指导，高守真是一步一步地体会陈寅恪的治学方法。这是陈寅恪最为满意的一点。
陈寅恪夫妇对高守真的关怀，在这一年越加浓郁。命运的捉弄就在于，在最后一刻才露出它出乎意料的结局。
这一年，高守真身体有病，唐筼从旁人处闻知，便要高守真以后天天到她家去喝牛奶。高守真心有不安，唐筼解释道，”陈老师最近肚子不舒服，不能吃牛奶。但已订好的牛奶又不能退掉。”唐筼的解释显然是一种借口，因为高守真随后连续四个月每天都上陈家喝牛奶。有一细节高守真铭记终身。某次寒流突至，唐筼将一件棉袄披在高的身上，说借与高穿。本身身体并不好的唐筼，告诫高平时要多注意身体锻炼，爱护健康。就是在这样拉家常的闲谈中，高守真第一次知道了文弱的师母，年轻时曾在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过体育教员，其祖父曾是清朝时期的台湾巡抚。
1957年3月的一个晚上，陈寅恪夫妇兴冲冲进城前往东乐戏院观看广州京剧团的演出。数日后京剧团的名角来到中山大学与一群教授联欢，躬逢盛会的陈寅恪兴奋难平，赋诗三首。没过几天，唐筼用工整的书法，将这三首诗抄录赠与高守真。
陈寅恪夫妇一生都将赠诗作为友朋间交谊的珍贵礼物。尤其在晚年，唐筼抄录的赠诗，是陈寅恪夫妇对接受者无比信赖的一种表示。陈寅恪夫妇弃世后的十三年，蒋天枢在其《楚辞论文集·弁语》中曾云：”昔年陈师有咏《印度象鼻竹实》诗，师母绘竹宴图并书诗其上以寄枢，’莫教绿鬓负年时’。所以勗枢也。……今兹衰老，追怀往事，感恨曷及！”蒋天枢半生不忘唐筼赠诗勉励之情。
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能获唐筼赠录陈寅恪的诗篇，可见高守真深得唐筼的喜爱与信赖。其时高守真刚满三十岁。年轻的高守真那时还未掂出这份关怀的份量，这三首诗后来掉失了。
1957年底，陈寅恪向学校表达了希望高守真毕业后能留校当自己助手的愿望。这是继黄萱之后陈寅恪第二次主动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助手人选。”很难为陈寅恪找到合适的助手”这个难题，终于有望得到解决。
但出乎意料，学校没有同意陈寅恪的请求。这件事从没有张扬过，有权决定此事的人只是极少数，与闻其事者也寥寥。胎死腹中，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即使是高守真本人，对这么一件也许决定人生走向的大事也全然不知。从不张扬，这似乎是陈寅恪的风格，也是一种美德。抗战胜利后陈寅恪重返清华园，王永兴任他的助手。其时王一家住在北京城内，每天城内城外奔波也无怨言。陈寅恪看在眼里，但没有作声。某日，王永兴忽接到庶务科的通知，说是已为他在清华园安排了房子。王永兴跑去一看，房子很好，甚感惊奇。当时复员后的清华，各路人才涌入，房子相当紧张，王永兴认为这是学校对他特别优待，也没有多问就搬了进去。四十多年后，王永兴偶然从清华大学的旧档案中发现了一封当年陈寅恪写给清华大学校长的信，内容有请帮助解决王永兴的房子问题。四十多年前的谜终于解开，欲对恩师痛哭一声”谢谢”也无从倾诉，王永兴惟有在心中无数次地默念着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据王永兴回忆 (1993年9月17日) ）。
这八个字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这八个字也可以看作是陈寅恪一生的概括。
学校为什么不同意陈寅恪的请求？今天只能依据唐筼当年的一句话去作些分析。唐筼当年对一挚友说，学校不同意高守真留校，是因为高守真不是党员。这是1958年的事。1959年，受党的委派，并征得陈寅恪同意，党员教师胡守为担任了陈寅恪那一个空缺了好几年的助手一职。
中山大学在1957、1958年之际拒绝了陈寅恪的请求，可以说是在正常年代(相对于”文化大革命”而言)给陈寅恪一次最无情的打击。陈寅恪请求配备助手，其意义当与他一直坚持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相似。一句话，”有深意存焉”。从1952年陈寅恪选中”身份特殊”的黄萱到1958年再次物色到纯朴的高守真，陈寅恪这样出人意料地选择助手，再次表明他对现实有很深的防范。故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寅恪的请求与校方的拒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的对峙。中山大学的拒绝，也是时代的拒绝。
结局来临。这一段情份终于要结束。
留不住的高守真，在1958年的春夏之际离别了学校，离别了有千般关怀只藏于心底的陈寅恪夫妇。高守真走得正是时候。该年急风暴雨式的教育革命，其雷声正在天边轰鸣，预示着狂风暴雨将至。这种气候也使师生的分别少了许多伤感。时事的变幻，将情感的宣泄淡化到最低点。
陈寅恪除赠与高守真刊有他多篇论文的《岭南学报》数种及两本《元白诗笺证稿》之外，还赠与高守真”不要放弃学习，坚持下去必有所成。除了要继续钻研隋唐史，还可读些明清的历史专著”等话语 （据高守真回忆） 。
此一别，竟成永诀。
高守真1958年在中山大学毕业后，便分配到广西一所中学当历史教员。1961年调回澄海县中学。从1954年进入中山大学算起，生命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只是添了许多沧桑。六十年代高守真有事来到广州，很想前去探望陈寅恪，被人劝阻”最好不要去打扰”。窥一斑已知全豹，六十年代陈寅恪的景况可以想见。
很奇特，高守真的命运其”苦寒”色彩与老师竟有些相似。高守真在三十九岁那年才结婚，很快”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高守真因在四十代末在澄海参加了一个读书会之类的组织而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一直戴了多年，等到获得”平反”时，人已到花甲之年。
若将目光再往历史的深处探视，则有不一定是巧合的发现：在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与陈有过密切来往的一些人，其命运或多或少都有”苦寒”的影子：冼玉清、刘节、梁方仲、黄萱……，还可以数出一些。随着未来岁月的到来，一些人的命运最后以悲剧而告终。
最后，还需要交待的是，直到毕业。高守真还未能完成有关太平公主的研究。陈寅恪非常愿意看到的那种并非人云亦云、随意引录一些观点、语录就成文，而是”按我的方法”去完成的论文，并没有写成。在晚年，高守真老人无限内疚地称自己是”陈老不成器的学生”。若以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发展都有不相同的因由来审视，相信九泉下的陈寅恪也不会责怪曾有不少机会获得陈寅恪耳提面命教诲的高守真。
若从陈寅恪晚年的生命轨迹看，高守真的出现，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历程上溅起的几朵悲喜的浪花。陈寅恪继续步步走向在后人看来是不可改变的归宿。

3
但人生的魅力就在于在结局呈现之前前方总有不少充满希望的诱惑。
1956年至1957年之际的陈寅恪，生命随时代风云的起伏，也高速地进入了一个飞旋的时期。跌宕有致的人生感受，难以抗拒的时代感染力，使已被禁锢经年的生命快乐，在这一段特别的日子里，显得分外动人。
1956年2月，陶铸邀请广州地区部分高校教师到从化温泉招待所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从化温泉位于广州北郊七十五公里处的从化县温泉镇。1933年，早年曾出任南京政府东路航空司令一职的广东南海人刘沛泉，在一次驾机飞行途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一带有飞流奔泻的大瀑布，沉睡了无数个世纪的”胜地”终于被发现。从化温泉区丛林掩映，群山叠翠，滚烫的泉水能治多种疾病。但真正令此名胜名扬海内外还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它因陶铸的积极开发和国内外政要人物常到此处休养而成为南中国一个不容忽略的”政治热点”。在1956年，这个广州最著名的疗养胜地，与广东高级知识分子们有了某种联系。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成为知识分子地位高低的一个寒暑表。
陈寅恪夫妇应邀赴会。这是陈寅恪栖身岭南后的第一次远足，也是唯一一次远游。有关档案没有留下这位身份只是一普通高校教师的老人的有关活动情况。陈寅恪自己倒留下了诗篇《从化温泉口号两首》。将诗放到这段特别的时期去比较，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从化温泉口号两首》其一云：
火云蒸热涨汤池，待洗倾城白玉脂。
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
(医言患心脏病者不宜浴此泉)
这首七绝，显然是陈寅恪吟与供唐筼一笑的游戏之作，因唐筼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该诗的闲适，在陈寅恪上百首晚年苦吟的诗篇中另见情趣。它为后人勾勒出1956年陈寅恪一帧别样的人生小素描。
这的确是一个生命飞旋的时期！
从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陈寅恪的动态与消息，先后五次刊登在中山大学的校刊上。若从1952年底陈寅恪正式成为中山大学教授算起，到1966年为止，在这十四年中，中大校刊先后共八次登载过有关陈寅恪的报道，而1956、1957年之际已占去五次。其密集程度，与陈寅恪在受批判年代的寂寞很不成比例。传媒，永远是现实的反映。
1957年1月1日早晨，学生代表高守真，代表”史三”级的同学，向”大家所敬爱”的陈寅恪送上了一张美丽的贺年卡片。正在那条由色水泥路散步的陈寅恪，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礼物。高守真当场向陈寅恪诵读了她写在卡片上的一首小诗。诗云：”百家争鸣时节，带来桃李芬芳”（见1957年1月6日《中山大学周报》）。诗略嫌稚嫩，不过很真实地反映了其时的现实。这一场面，很像是一次早有准备的演出，太具戏剧性。
五天后，陈寅恪高兴接受同学新年礼物的消息，刊登在新出的校刊第一版上。在同一报道中，人们还知道元旦这一天，陈寅恪撰写了一副新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此联被人们理解为陈寅恪拥护”双百”方针。
关于陈寅恪在1957年元旦撰写新联，尚有未被提到的一事。在此送旧迎新之际，陈寅恪还妙用苏东坡的诗句戏成一联。联云：”野老已歌丰岁语，暗香先返玉梅魂”。陈寅恪暮年以”野老”自喻，受杜甫与苏东坡的影响很深。中年时杜甫便有兴亡感慨甚深的一诗《哀江头》，第一句即为”少陵野老吞声哭”。苏东坡晚岁屡次遭贬被逐，亦以”野老”自称。当新即位的天子”诏元祐谪贬者量移内郡居住”、远在天涯海角的苏东坡闻此消息而吟下”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见七律《儋耳》）等诗句时，苏东坡的生命亦只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陈寅恪以”野老”自喻一联，心思莫测，而在当年中山大学有关”情况反映”的材料上，却判断此联反映了陈寅恪愉快的心情。历史值得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
同在1957年的1月，中山大学中文系举行了一次”语言、文学专题研究座谈会”。受邀与会的外校专家有来自浙江师范学院的夏承焘教授。夏以研究古典文学见长，尤以诗词研治知名。夏承焘当时就住在中文系王起家中，因此夏承焘有机会拜访了陈寅恪，并结下了一段诗词唱和之缘。会议结束之际，夏承焘作了一首《广州别寅恪翁》的七律赠与陈寅恪。夏诗云：
数书湖海久相望，握手天南鬓已霜。
万卷唯凭胸了了，九州共惜视茫茫。
黄莺曲里春声好，红豆灯边夜课长。
老学放翁能返老，会看手背射神光。
（见《天风阁诗集》第11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此诗第三句赞陈寅恪目盲治学，虽不能视然胸中已存万卷书。第四句叹神州学界共惜一代大师竟遭目盲之不幸。第六句钦佩陈寅恪日夜辛勤研治”钱柳因缘”。最后一联则表达了衷心的祝福。
夏承焘亦可称是陈寅恪的知音。敬慕、赞叹、祝愿熔于一诗。同感陈寅恪暮年失明之哀，夏承焘这首诗却洋溢着明快与欢乐。
据王起回忆，夏承焘在中大访问期间，无比钦慕陈寅恪仍著述不辍，曾画了一幅柳如是的画，王起将画送上楼交唐筼请陈寅恪题诗。陈寅恪题了一首诗，唐筼将诗录在画上送回楼下。后来这幅陈、夏、唐三人合璧之作，毁于”文化大革命”。
夏承焘走了。在北归的湘赣途中，止不住的情思使夏承焘再吟一阙《水调歌头·作此寄寅恪诸公》。内中有词云，”待酌西江一勺，伴唱后村三曲，洗出两青瞳。我亦欲投老，后约荔枝红”（夏承焘词集》，第18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再次表达他希望陈寅恪双目能复明的心愿。夏承焘何幸，他可以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广州。半年后，东南区一号二楼的客厅里，已不太容易听到旧雨新知欢聚时的笑语欢声了。
1957年3月的一个晚上，陈寅恪夫妇乘上学校的小汽车进城观看广州京剧团的演出。一个星期后，在学校工会戏剧小组的穿针引线下，广州京剧团一群名角来到康乐园，来到了一群教授的中间，也来到了陈寅恪的心坎上。

4
这是一段不应被看轻的人生享受，尤其对于像陈寅恪这样一生凄苦的人。
这一天是1957年4月1日。
这一天，广州京剧团众名伶与中山大学的教授们欢聚，气氛相当热烈。中文系教授詹安泰在即兴所作的《南歌子》一词前言中这样写道，”广州京剧团访问中山大学，集教师之家，座谈、清唱，情甚欢洽”。
这一天，陈寅恪尽情领略到一个戏迷所应有的幸福。这种感觉，陈寅恪全部倾诉于当天所写的三首绝句之中。读读下面的诗句，历史亦将会张开想象的翅膀。
其　　一
暮年萧瑟感江关，城市郊园倦往还。
来谱云和琴上曲，风声何意落人间。
(谓张淑云、孙艳琴两团员及伍凤仪女士)
其　　二
沈郁轩昂各有情，好凭弦管唱升平。
(谓男团员及票友)
杜公披雾花仍隔，戴子听鹂酒待倾。
(新谷莺、华兰苹两团员未来)
其　　三
红豆生春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
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秋。
(四十余年前，在沪陪李瑞清丈观谭鑫培君演《连营寨》，后数年在京又陪樊增祥丈观谭君演《空城计》。)
张淑云、孙艳琴等人，皆是当时广州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在这三首诗中，名角的名字，都让陈寅恪镶嵌在诗句中。
若研究陈寅恪不幸的人生，这三首总题为《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的诗句，似可视作难得的消遣捧场之作；但若以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而言，此刻年已六十七岁的陈寅恪，流泻的是急于倾吐的一种生命的快意！
这种快意凝聚了多大的生命冲动？
三首绝句仍不能平息陈寅恪心中涌动着的激情，他在当天即将这三首诗分别赠与中文系三位知名的教授詹安泰、王起与董每戡，称之为”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以乞唱和。
太不容易了。这是陈寅恪晚年唯一的一次公开向”同道中人”求心灵的和鸣与回应。其情不自已于今亦能感受到生命的欢欣所带来的喜悦；沉重的历史亦因这一连串发自灵魂深处的欢声而抹上了淡淡的一道油彩。
真的太不容易了。半年后，这三位中文系教授的命运截然相反，人生各异，友情一去不复返！
征得陈寅恪的同意，中山大学的校刊很快就将陈寅恪的”三绝句”刊登出来（见《中山大学周报》）。这一天是1957年的4月13日。这三首陈诗问世刚好十三天。
这是迄今所知自1949年后陈寅恪的诗句第一次在大陆公开发表。”三绝句”的基调可用其中的一句诗来表示，那就是”好凭弦管唱升平”。从”写诗讽刺我们”到”好凭弦管唱升平”，变化了的是时代？还是陈寅恪？从”陈寅恪的诗有问题”到公开刊载，历史留给后人回味的东西很多、很多……
中文系三教授自然积极唱酬。詹安泰献出《南歌子》，王季思和了两首七绝，很有艺术才华的董每戡则一口气写了四首”打油诗”。三教授的”奉和之作”全部刊登在4月20日的《中山大学周报》上。
历史太无情了。数月后，唱和的三教授中有两人被打成了”大右派”。詹安泰与董每戡从受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下子沦为被戴上”老狐狸”、”阴险恶毒”等等帽子的反党分子，被穷追猛打。董每戡的命运尤其悲惨，从此人生进入饱遭摧残的漫漫长夜！
詹安泰，国内有数的宋词研究专家。董每戡，精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詹、董两人，都是知名的一流学者。
诗以言志。在三教授的和诗中，董每戡的诗洞察陈寅恪的肺腑最深。试看其一：
花前杖策听莺语，清兴来时妙句成。
硕学先生非古董，风流诗笔压群英。
(陈先生曾戏作二联，中有”百花齐放听新莺”及”古董
先生谁似我”句，故云)
董每戡的注释为后人保留了陈寅恪的一则吟联趣话。陈看京戏，董教授多陪座。故此月前陈寅恪有一联书赠广州京剧团。联云：
古董先生谁似我，
新花齐放此逢君。
联中”古”与”董”既分别代指陈自己和董每戡，又暗含时人讽其”老古董”的”今典”。此句源自《桃花扇》一剧中的唱词。”新花”则代指新谷莺与华兰苹两位京剧演员，”花”与”华”通。小小一联，已内含如此之多的旧事与今典，感慨与心事，陈寅恪心事之深不可测，信焉。
正是这位在三个月后被说成”恶毒攻击党”的董每戡，在其第四首诗中竟抒发出这样明亮的诗句：”盛世居然多盛事，座间顾曲尽周郎”。
“盛世”，这是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真实写照。梗直如董每戡，对此也是发自由衷的慨叹的。
就在四教授相互唱和的二十多天后，1957年4月下旬，”民革”中央委员许宝骙藉视察广州之机，与《光明日报》一位记者一同登门拜访了陈寅恪。在这个初夏季节，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正掀起”大鸣大放”的高潮。神州各界知名人士响应号召对现实作”指点江山”式的评论，激起这个国家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扑朔迷离的”民主浪潮”。满心想写点这位中国文化界惹人注目的大教授心态的记者，在5月10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采访专稿。1957年前期的陈寅恪，和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心灵深处亦洒落了一片明媚的阳光。但甚有预见性的陈寅恪仍有意识很浓的保留，记者的专访实际未能探出陈寅恪的心声。
1957年4月，江西赣剧团到广州演出，期间专程赴中山大学演出《牡丹亭》、《梁山泊与祝英台》等剧目。祖籍为江西修水人氏的陈寅恪，欣然前往礼堂聆听乡音。听罢赋诗一首，诗云：
金楼玉茗了生涯，老去风情岁岁差。
(年来颇喜小说戏曲，梁祝事始见于萧七符书也)
细雨竟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
相逢南国能倾国，不信仙家果出家。
共入临川梦中梦，闻歌一笑似京华。
诗韵，继续流泻着那份难得的平和与恬适。
1957年6月29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了陈寅恪这首题为《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亭>、<梁祝因缘>，戏题一诗》的七律。陈寅恪的近况信息以陈寅恪自述的方式传至海外，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陈寅恪的”金楼玉茗了生涯”，未能让其他政治观点不同的人感兴趣。其时距《论再生缘》在香港的刊行还相差两年。
到此便可以作一个不太精确的统计。从1956年至1957年的上半年，在这四百多天的日子里，陈寅恪在海内外媒体上的”曝光”接近十次。这段岁月的”意气风发，生机勃勃”，可以想见。
但欢乐在这个夏天已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