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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开始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给历史留下最悲怆影响的，是一网打尽十数万知识界的精英。付出十数万人才的代价固然极沉重，但对历史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它打开了政治斗争中凶恶的”潘多拉盒子”，让其幽灵整整盘旋于中国大地二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在现代中国开了政治运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先例，从”阳谋”到”阴谋”的定性，仅仅是几天之隔；从”齐放、争鸣”到”恶毒攻击、猖狂进攻”的突然转变，更是在朝夕之间。在以后连串政治斗争及一系列政治人物的升降浮沉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反右斗争”毫无游戏规则的政治变幻。
这是一段思之依然令后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而事情的起因，似乎不能不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第一次向中国知识界亮出这个口号的，是1956年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但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已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当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20页）
“双百方针”无疑是毛泽东的杰作。
回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即使最鼎盛的朝代，也没有哪一个帝王有如此的气魄，欲建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雄伟的宏图。中国只有一个毛泽东。
毛泽东”双百”理想的源头，似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陈寅恪至死不变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则更多地具有近代西方的人文理想。这样的比较也许很蹩脚，但可以给人启发。按照陆定一在报告中的阐述，”双百方针”就是在学界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概括言之，就是在追求科学真理时享有”四大自由”。
历史很”宠爱”这段令所有学人都动容的岁月。政策与措施，可以立即生效与贯彻；关怀与照顾，可以立即体现。惟有文化的光扬与对真理的追求，无法在一夜之间重构。在付出了整整一个时代传统文化断层的代价之后，也许今天的中国人还尚未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一个古老的命题依然警醒着后人：文化是一种无法割裂，也需无限积淀的渐进过程。
四百多个日子太短暂了。甚至上百万知识分子尚未能潜下心来进入科学的自由王国，新时代的学术精神尚未体现，一年多的时间便很快过去了。在这段极珍贵也极短暂的黄金岁月里，知识界对科学、对真理的思辨无突破性的成就，”四大自由”从科学的意义上说也从未真正实现过。这是文化对敢于违背它发展规律的人们的一种抗议。人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五十年代的陈寅恪
正是在这段岁月里，陈寅恪第一次与时代的距离靠得这样近。以至一时难以说清是陈寅恪走近了时代，还是时代贴近了陈寅恪。后一种说法似乎很荒谬，但若以陈寅恪代表了某种文化精神而言，则它便有了历史的意义。早在三十年代，胡适便点评陈寅恪有”遗少”的味道，”遗老遗少”的帽子追随了陈寅恪大半生。到了晚年，人们更冠之以”老古董”。今天，后人已可以从容地分析，”老古董”的学术精神，正是文化源流的折射。时代在1956年，有幸贴近了这一源流。在那些沸腾的日子里，时代需要向科学进军，学界需要创出新成果，陈寅恪成为当之无愧的学术象征，”史学大师”的光环再次令人眩目。
但是，寂寞的陈寅恪依然是寂寞的。
至今，仍未发现1956年的陈寅恪对”双百”方针有何评论、有何看法。寂寞的陈寅恪躲过了一年后那场”著名”的灾难。于是，有人说他是一个超前者，有人说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有人说他善于明哲保身……。其实他什么也不是。文化本是寂寞的，所谓”热点”、”焦点”，本与文化无缘。陈寅恪只是一个文化长河里的孤独的探索者。

2
人生中的有些事，总令人叹息不已。
那些曾热烈拥护”双百方针”的学人，在1957年的夏天，成为最容易被打成”右派”的人。
这段历史今人太熟悉了，再叙述不免有啰嗦之嫌，但有些背景却不能不交待，它将使我们立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俯瞰一群如蝼蚁一般弱小的生命，是怎样经受狂风暴雨吹袭的。
1956年10月，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页）。在毛泽东这篇长达九千字的讲话中，决定1957年中国命运的就是这不足五十个字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思想”。
1957年2月27口，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再次强调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双百方针”。这再一次的强调，使两个月后的”大鸣大放”达到了顶点。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26页）
5月15日，毛泽东奋笔疾书调子已截然不同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正式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当然这一天还不是高潮，无数人尚未知人生还有另外的一幕。
仅仅十三天，风云变幻之急，政治车轮前进与急转弯之快，令后世观史者也感目不暇给！
5月上旬，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随后全校停课五天进入”大鸣大放”运动，揭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简称”三大主义”) 。（参阅1957年上半年《中山大学周报》，本节引文若录自该报，不再标出）
5月19日，陶铸亲临中山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动员全校教职员工积极投入运动。
如果说人生最大的可笑莫过于阴差阳错，则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命运其实早已决定但生命仍作无谓的努力。
“鸣放”倒出了平时难以吐出的一肚子”苦水”。历史自会对”反右运动”作出客观的评价，下面所录的，不过是当时真实发生过的场景：
–老教师认为：解放后我们一路挨打，如旧时大户人家的老奴，上有老爷太太，下有少爷小姐；
–老教授认为：专家学者不被重用，现在是老教授要看助教、讲师的脸色，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是积极分子，懂得”汇报” (指打”小报告”) 。
–专心治学者认为：工作能力低者反而步步高升，一”党”显威风，一些积极分子盛气凌人，视自己比众人高出一等。
…………
已经无需再摘录了。
毛泽东的本意是发动党内外的力量帮助共产党整风，去掉”三大主义”。若以此衡量，大部分的诉苦都没有错。
悲剧时代，总要涌现一些典型的悲剧人物。在5月19日上午，一个悲剧人物就这样走了出来，此后他再也未能回到原来的生存位置上。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董每戡教授。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董每戡肯定最引人注目。因为陶铸对董教授说，知道他”写了几首诗，很好”。陶铸甚至背出了其中一首诗的两句：”书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 （中山大学《学习情况简报》，1957年第5号）。
数十年后，广东学界不少与董每戡同时代的学人，都还能诵读这首成为董每戡一大罪状的短诗。这诗只有二十八个字，不妨引录如下：
书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
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
陶铸的肯定，使董每戡很庄重地提了两条意见。其一，高等学校是学术机构，应重学术。现在学校重视职务官衔，不重学术。这种社会风气与党对学术的看法有关，要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必须扭转这种不重视学术的风气。其二，一些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冷若冰霜，面笑心不笑，运动一来凶恶异常云云 （见前注） 。
书生毕竟是书生，连叙述的语言也充满了很能刺激神经的感情色彩。话音一落，后半生已定。数月后董教授成为”大右派分子”。令人惊叹的是，在以后二十多年形如”放逐”的生活条件下，董每戡依然著述不辍，写下了大量的学术心得。1979年，董每戡重返中山大学中文系复职，但曾经给他带来一生最大痛苦的康乐园，二十年后也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十个月时间不到，董每戡便病逝了。这位有”嶙嶒骨”的知识分子，到死仍未能获得彻底的平反，仍未能看到渗透着心血的专著问世。直到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一生的代表作《五大名剧论》。该书被不少艺术院校指定为学生必读参考书。
陈寅恪对身边的好友被打成”右派”有何感想？历史没有留下记录。几乎是在同一时候，6月29日的香港《文汇报》刊登陈寅恪的那首《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姻缘>，戏题一诗》的七律时，同时刊登了董每戡一首《奉和陈寅老原韵，兼赠赣剧团诸同志，并坚后约》的和诗。 （见该日香港《文汇报》） 陈、董之交情，当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5月底，中山大学在校园中区开设了”自由广场”和”民主墙”。
6月2日，历史系一群低年级同学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大学生的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大字报成为”大鸣大放”第一号主角而在政治舞台上大显神威。至此，”双百”口号成为一种理论指导被引入最反复无常的政治竞技场，被无数善良的人们视作一种工具或手段参与运动。这不免令人再次回眸那位从开始就不动声色、到最后仍然寂寞的陈寅恪，回眸陈寅恪在”大好形势”下那冷峻的身影。5月10日《光明日报》那篇《访陈寅恪教授》的专访文章这样写道：
这几天的报纸，真个是大鸣大放，大概知名的学者、教授无不发表了言论，就是懒于发言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被记者将了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深深地激起了全国知识界无限的关怀。怎么，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还未发表他的见解呢？
我问过一位记者，他告诉我，这几年陈先生在广东很少发表意见。他不喜欢应酬，也不常接待外人。谁若问他对百家争鸣有什么意见，他只淡然地让你去看看他的门联，不轻易发言。这使我很纳闷，为什么当代一家学者，独默默而不鸣？
（见1957年5月10日《光明日报》）
陈寅恪的门联前文已述，即”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不轻易发言的陈寅恪，成为1957年那场风暴中冷眼看花开花落的极少数清醒者。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27页）。这一天，距毛泽东撰《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已经二十四天。数十年后，历史已可以比较客观地综合、对比与分析在这不寻常的日子里时代的方方面面。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5月下旬已发至一定级别的党内干部去阅读。到”反右”已成定局时，人们才掂量出”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5、427页） 等话语的真实份量。
很多”老右派”晚年平反之后才解开了自己当年为何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谜：原来当时划”右派”是在人群中按百分比来划定。人生有些谜还是永远不要去破译好。最大的历史之谜早已在这篇文章中留下了注解：”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 （见前注第426页）其百分比的伸缩性，毛泽东表达的可能是”对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的一贯思想，但正是其伸缩性，导致多少地方网罗了多少无辜者？！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对历史的影响还要久远得多。文中这一段话–”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 （见前注），意味着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已成为过去。这段话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政治地位、政治状态的结论性概括，影响长达二十多年。有此前提，同一文中提出要在人群中划分”左、中、右”，那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些，都与下面即将出现的历史场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3
在这个躁动的季节。陈寅恪在做什么？
在这个躁动的季节，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先后四次前往中山大学，或作动员，或鼓励师生投身运动（参阅1957年中山大学《整风材料》，中大档案馆藏）。风云变化之快，沙泥俱下之杂，即使是陶铸也不一定能随时了解北京的信息与动态。有一细节很微妙，6月8日中共中央已发出反击”右派”进攻的指示，而在这一天的上午，陶铸还再次来到中山大学鼓励师生”大鸣大放”。
目前尚未能证实陶铸四次中大之行，是否登门探访过陈寅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下半年”反右”的狂潮中，学校有少数人一度曾有”可否将陈寅恪划为右派”的议论，这个打算很快便被遏制下去。”不能动陈寅恪”，广东省委给中山大学打了这样的招呼。但在运动的后期，在给所有知识分子排队定政治性质时，陈寅恪还是被排为”中右”层层上报。也许若干年后，后人已不太容易弄清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一时的一些特殊政治术语，尤其是一些秘密使用的术语。人群既划分”左、中、右”，按照大部分人属于中间派的观点，”中”又细分为”中左、中中、中右”三等。依当时的做法，”中右”已到了”右派”的边缘，其实是不戴帽的右派分子，同时又叫做内部控制右派分子。陈寅恪自从被划入”中右”行列后，到死也未能升为”中中”。（当年政治排队，先由系里定性，再上报学校由校方平衡。有一年陈被评为”中中”，转年却又成为”中右”）与陈寅恪共享”人以群分”同一定性的，还有历史系的刘节。十年后，刘节闻说”造反派”欲斗争陈寅恪，奋然表示愿代替陈寅恪上台挨斗，并视之为一种荣耀。
陈寅恪被划为”中右”，表明极”左”已使不少人开始失去理智。1953年已向北京明确表示不反对现政权的陈寅恪，对1956、1957年之际的运动不表示什么态度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学校与历史系多次派人利用上门探访的机会窥测陈寅恪的所谓”政治态度”，但都空手而归。”陈寅恪没有发表过什么言论”，这是中山大学在”反右”期间给陈寅恪作的结论。如果说陈寅恪对现实有超前意识的话，那么这种意识在1957年前后表现为这位历史学家继续走着那条凄寒的生命与学术已融为一体的人生之路。
陈寅恪在助手黄萱 (右一) 的协助下正在著书 (1957年)
距1954年开始笺释”钱柳因缘”，到1957年已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这三年，在构建这部著述的宏大工程中，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三年。激情与畅快，欢愉与感奋，使本已”残阙毁禁”的历史亦变得分外气韵生动。古老的文言格式也无法束缚自由活泼与不羁的生命，掩盖不住”无礼法拘牵”、”风流放诞”之三百年前名姝的人生亮丽。这一切，在陈寅恪的笔下都有很具魅力的展现。陈寅恪倾尽心血再现了柳如是的一颦一笑，一刚一柔的风姿绰韵。在对柳如是的喜怒哀乐作传神的描述中，可以分辨出陈寅恪的呼吸声与起伏的叹息声；除了全书随处可见的诸如”睹景怀人，必甚痛苦”；”今日追思，殊令人惋惜”；”国事家情，俱不堪回首矣”等等叹息外，这种声音，在当时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在这段时期，陈寅恪曾作《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一诗。诗云：
弓鞵逢掖访江潭，奇服何妨戏作男。
咏柳风流人第一，画眉时候月初三。
东山小草今休比，南国名花老再探。
好影育长终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谈。
该诗的珍贵，在于它留下了陈寅恪在这段岁月里著述的痕迹。”奇服何妨戏作男”，”咏柳风流人第一”，”南国名花老再探”等诗句，可看作是陈寅恪对柳如是从生命过程到情感气质的一种深深认同。当年柳如是因其惊世骇俗的行为遭社会讥讽，更因其地位的低微向为传统社会蔑视。数百年后陈寅恪抒发的岂止是一种”寄遐思”，更含有一种对柳如是生命中不羁与不堕浊流的神品的颂扬。这种颂扬在这个时期远远超过了陈寅恪将在这个人物身上挖掘的另一种”兴亡遗恨”的意味，而具有一种重塑生命之魂的痛快。陈寅恪用不乏轻松与赞赏的笔调考证柳如是的名号、身世、与陈子龙一段影响终生的爱情生活，以及柳如是”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间，几达十年之久”，才”终于天壤间得值牧斋”的过程，这部分近四十万言的著述，正是产生于这三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陈寅恪显然保持着一份激情与一颗充满了感性的心灵，尽情地再现了柳如是很灿烂，也应该是如此的历史人生。其笔触的趣味、明丽与轻快，历史场景与季节气候、地理环境展示的细腻、逼真，有如展示了一长卷明末清初江南社会之风情画。它同样展示了陈寅恪无与伦比的考据功力。若没有这样的激情与性灵，漫漫十年长的著述，将会是在怎样枯燥与痛苦的运作中艰难地前行！
随着命运逐步走向苦难的深渊，这份可贵的激情与性灵，逐渐被消磨殆尽。这部著述后半部分的苦涩与凝滞，证明了这一点。
1957年，是陈寅恪笺释”钱柳因缘”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在此时期，陈寅恪又作数首有关著述”钱柳因缘”的诗篇。如《前题余秋室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诗意有未尽，更赋二律》，诗云：
其　　一
岱岳鸿毛说死生，当年悲愤未能平。
佳人谁惜人难得，故国还怜国早倾。
柳絮有情还自媚，桃花无气欲何成。
杨妃评泊然脂夜，流恨师涓枕上声。
其　　二
佛土文殊亦化尘，如何犹写散花身。
白杨几换坟前树，红豆长留世上春。
天壤茫茫原负汝，海桑渺渺更愁人。
衰残敢议千秋事，剩咏崔徽画里真。
未及一春秋，诗情诗旨比起前度”戏题”之蕴已有变化，令人有不胜唏嘘之感。
同年，在一首《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岁初度，适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的诗中，陈寅恪感叹”生辰病里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未几，情犹未已的陈寅恪以《用前题意再赋一首，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故诗语及之》为题，再吟道：”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个体生命无法超然于命运打击及时代影响之上再添一明证。
1958年初，陈寅恪又有《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凝滞，感赋一诗》之作，第一句即云”然脂瞑写费搜寻”。此时，陈寅恪的著述，已进入了艰苦的跋涉阶段。著述已开始失去了快乐，而成为毅力与意志的考验。几乎是同一时期出现的新一轮的政治运动，第二次将烈焰烧到了陈寅恪的身上，给陈寅恪的心灵造成了最大一次伤害。
陈寅恪倾尽晚年的精力笺释”钱柳因缘”，是否还有其他心曲？陈寅恪在1957年给友朋刘铭恕所写的一封信，留下了另一个心迹。信云：
……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 (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辍，不知能否成篇，奉教于君子耳。 (下略) 。（引自《敦煌语言文字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忆陈寅恪先生》一文）
“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等语，出自向被视为”老古董”陈寅恪之口，这表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追求在晚年仍在发展与变化；它还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世人对晚年陈寅恪仍具强大活力的学术心态的认识，远远不够。此点也将是解读《柳如是别传》的重要钥匙。
半个世纪以来，陈寅恪为”遗老遗少”之名所累；大部分同时代人也为此假象而迷惑！
1957年之后，”衰疾日增”与著述”复有凝滞及费搜寻”，成为陈寅恪治学两道不太容易跨越的雄关。1957年之后，《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开始显示其”完稿无期”的趋向，它将耗尽陈寅恪晚年宝贵的光阴。这一点，是出乎陈寅恪的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