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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研究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学界政治运动的时间周期,是探讨这段历史的一个独特视角。1952年学界的第一次政治风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前后进行了七、八个月。两年后,批判俞平伯红学思想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体系共花去一年的时间。1957年开始的”反右”及引发后来的”兴无灭资” (”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等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时间已长达两年多。到了1966年爆发的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竟达十年之久。
政治家总在摧枯拉朽的风暴中享受到改造世界的快感,总在狂飚突进式的政治伟力面前获得深深的满足。他们也总是在每一次风暴过后感到某种未能达到全部目的的遗憾,从而孕育下一场更大的风暴。
若以大自然的破坏力作比喻,1957年的”反右”犹如一场大地震,第一轮的摧毁力也许只扫荡了那一个黑色的夏季以及一小部分人,但它所带来的震动却诱发了随后一连串的余震,前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其破坏力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上要展现的历史,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一页一页地翻开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都说”文革”是政治运动的集大成,但”文革”中的大部分名词术语、运动方式、斗争手段等等等等,都在1957至1959年这两年间露出头角了。
怀着”反右”胜利后的喜悦,毛泽东又以他潇洒流畅的行文,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次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总结。溯本追源,1957年后中国历史的坎坷曲折,大抵可以视这篇总结为主要源头。因为毛泽东在该文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而早在一年前,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却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22页) 。
理论术语也许太枯燥了,但不应妨碍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再读这篇产生于1957年10月9日的讲话,为明瞭将要发生的事件作好心理准备。
毛泽东说道,”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 。
在同一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6页) 。
这是一篇影响历史进程的讲话。政治家与社会学家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政治路线的骤然转变;而对于我们来说,仅仅引用上面两段话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它足以为知识分子即将来临的命运搭好了一个历史的框架。
1957年11月1日,中山大学的整风运动由”反右”阶段全面转入以整改为主的新阶段,拉开了自”反右”后一系列余震的帷幕。
所谓”整改”,是”整顿与改造”的简称。它来势之猛,范围之大,比起刚刚消遏的”反右”高潮毫不逊色。今天,重读当年的口号,依然令人心跳不已:”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全民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谁也不能置身事外”(见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中山大学校刊)。”肃反”与”反右”等运动涉及到的只是一部分”有问题的人”,而这个”全民性”的整改运动,触及到的则是所有的人,它开了1949年后群众性政治运动带有浓烈火药味的先例。
12月,毛泽东再次肯定的”大鸣大放”进入高潮,在中山大学,头六天时间便贴出五千多张大字报。不到十天,大字报增至一万多张。举凡领导作风,右派言论,教学方法等等,都在鸣放之列。直到今天,这一历史现象仍令人不解:刚刚历经一场狂风暴雨吹折的知识分子,早已心有余悸,风声鹤唳,却为何风暴余威犹在时,又忘形地投身到新的一轮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过去如出一辙的政治运动中去?而且,这种现象在未来将继续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引人注意的是,在”大鸣大放”中,学生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已呈异军突起之势。相当部分的大字报出自那些毛笔字尚嫌稚嫩的学生之手,内容多为对学校与老师提出尖锐的批评。在当代中国学界的政治运动中,高等院校的学生队伍是一股至今仍不易评估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个寒冷的冬季,这股力量显然是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发出了很幼稚但绝不可轻视的政治呐喊。这一声呐喊,于历史说来永远值得铭记。其一,它预示着中国数千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社会道德而被遵守的”尊师爱师”礼教开始被摧毁;其二,授业者的社会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其三,学生队伍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角色。从”教育革命”运动,到”造反有理”的”文革”,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斗争中都可以看到”马前卒”惊心动魄的表演。
运动不断升温,数十种最快反映运动信息的各类”快报”应运而生。其中尤以历史系的《火焰》、《烈火》等快报最为出名。
陈寅恪等高级知识分子开始被触及。有部分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道:有些人教学脱离实际,既拿高工资,高稿费,又生活待遇非常优厚,终日养尊处优。这是陈寅恪晚年固其特殊的生活境况第一次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此后,陈寅恪一直未能摆脱这种非议。其实,以陈寅恪的境况而言还谈不上养尊处优。1956年,陈寅恪被评为一级教授,受薪三百八十一元,人们戏称为”三八一高地”。1955年陈寅恪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每月领取一百元的津贴,这便是陈寅恪一个月的主要收入。
在一个知识被踩在脚下的年代,价值的取向无疑以政治作标准。
幸亏在横跨新旧两岁的冬日里,严寒没有进一步肆虐。校园里的人们在这短暂的不乏温情的时光里一洗旧岁的征尘,躁动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宁静,祈求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
在1957年岁末,中国向全世界公布,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1957年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大跃进”的口号在该年底第一次响在亿万中国人的心头上。
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已开始让人预感这个国家即将进入一个无法预测的时代。

2
这是一个”乱云飞渡”的年代。
作为一种洗礼,在迎接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中国学界的知识分子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已先后经历了数场运动的”过场”教育。
在中山大学,1月份刚结束”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大辩论,2月份马上开始了”勤俭办学办校反浪费”的大辩论。2月底则转入”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大辩论。3月初,关于右派分子与反革命有何区别的大辩论达到高潮。3月中,”尽最大力量去支援农业大跃进”热潮又起,捐款献金行动直卷校园。3月15日,一个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新运动宣布开始,–这就是后来风行一时的”双反”运动(反浪费与反保守) 。
在这些走马灯般的运动中,给两代学人和青年学生影响最深的,是长达两周的给右派分子定性的大辩论。名为”大辩论”,实际是言论一边倒。对一些右派分子的定性逐步升级,无限上纲上线,政治的残酷与斗争的无情,为更多的学人亲身感受。这种心灵裂变,毒化的岂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毒化的更是数代学人的灵魂。
运动之密集,周期之短迫,直如排山倒海,以至这一段岁月很难理清头绪。其实,八、九年后”文革”中的很多悲剧行动,在这个时期已经初露端倪。
如在”反浪费”运动中,中山大学某系资料室的英文打字员,受运动的感染,忽觉自己的存在实在是一种”浪费”,长年没有多少外语资料可翻译打印,便真诚地向学校提出自愿退职回家以节约国家经费的请求。学校很快同意其请求并郑重地开了欢送会。这样一件事情,双方做得是那样的真诚。
又如在整改运动期间,历史系出了一对受到赞扬的”革命夫妻”。妻子站在革命立场”大公无私”地给丈夫贴了四张大字报,”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被人称”革命夫妻”。这样的消息,竟作为”革命行动”在校刊受到表扬。谁料随着运动的深入,四张大字报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又成为人们批判该”革命丈夫”的素材。
3月18日晚,中山大学全校师生在该校著名的”风雨操场”举行了”‘双反’向又红又专大跃进”的誓师大会。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正式登场。
从此,”红专问题”成为高悬在教育界头顶的一把利剑,不同时期的斗争都可简明地归入到对”红专”的理解上,利剑所指,阵垒分明。自然,始作俑者仍可追溯到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该文中有一段毫不含糊的话:”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这是”又红又专”一词最权威的解释。
3月20日,超过七万张的大字报突然如雪片似的遍布康乐园。即使这是原始的记录,后人也有理由怀疑这”七万张”的真实性。以当年中山大学全校员工师生共四千多人这个数字计算,在两天时间内平均每人要完成十数张大字报,如果这是真实的话,的确是一个奇迹。随后,学校团委号召全体同学”苦战一夜,突破五万 (大字报) “。
今人已很难知道这十数万张 (全国也许超过亿张)大字报写下了多少内容。”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尚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每天都有新的斗争对象出现,每天都能掀起新的一轮刺激。在1958年,历史尚未步入这种疯狂,但在这一年,它已开始从整体上摧毁中国学人在文化意义上的人性。当所有学人必须在大字报中交出自己的所谓”活思想”,更要批判他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时,正直和良知还有什么位置呢?
于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创造”出现了。校园各处都特设了”西瓜国”专栏,它的功用是”请同志们把西瓜抱出来”,也即要交出活思想,交出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中国有句俗语,”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意谓因小失大。”把西瓜抱出来”,不知是否说交出”活思想”时不能避重就轻?
1958年3月25日中山大学周报登刊的”双反运动”状况
于是,一种对学人的人格与传统品格无情摧毁的做法出现了,那就是教师之间开始相互贴大字报,相互挖所谓消极落后甚至反动思想的根源,相互批判。没有很鲜明政治色彩的”中间派”毕竟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并没有多少”根源”可挖,但为紧跟形势,他们不得不对自己上纲上线时也对别人作无限的上纲上线。也许很多人在最初的一刹那,充满了不安与惭愧,良心受到谴责,但随着神经的麻木,批判别人以表示自己很革命已变得是那样的心安理得。少数人甚至开辟了”凭批判换取功名”的新的人生道路。
这是一次人性的大展现,无数灵魂按照固有的本质,各自作了不同的凸现。十年前陈寅恪对”道德标准与社会风习之变迁”作过精辟的分析,但显然不能概括这场政治运动中那么多活生生、千姿百态的人生表现。因为除了”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外,更多的灵魂痛苦表现为陷入屈辱、扭曲、真诚盲从与良知内疚各类矛盾漩涡中挣扎浮沉。命运的残酷则在于,本来很多灵魂无需经历这种痛苦,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完一生,但不幸它们无法逃避时代。今天追寻这一切,对于人类的文明,不失为一种珍贵的教益,而对于那些灵魂来说,也许只是不幸!

3
据说,在灵魂的”拷问”中,最早登场的总是良知。有一位老人,最早现身于这历史的一幕。他就是刘节。
在岭南,资历最深的陈寅恪弟子要算刘节。他早就应该登场了。他作为一个触目的人物站在人生的舞台中央,应该从1958年的春天算起。刘节不一定可视作良知的化身,但由他首先现身,既符合历史的真实,为以后叙述陈寅恪的命运做好准备,也容易为展现一些灵魂的凸现打开一扇窗口。
青年时代的刘节
刘节,浙江永嘉人。生于1901年。1926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全都贡献于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上。从他1928年在国学研究院毕业便被聘为南开大学讲师时算起,他先后担任过河南大学、燕京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与中山大学等学校的教授 (见《刘节生平档案》)。一生清贫也一生清白,正是这一点,使他晚年屡次临近灭顶之灾的边缘而屡次侥幸逃生。比之于他的书斋生活,刘节的品性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气质:梗直,视德为做人为学之本;把追求学问与真理,看成是学人的第二生命。这些,都在1958年之际,得到了很生动也很可爱的整体显示。他在晚年长期遭受批判,既是性格使然,也是传统文化顽强生存的必然。
在这个春季,刘节成为第一个被瞄准的靶子,一个很醒目的靶子。早在1955年批判胡适派时,刘节就忍不住说了心头话;1957年”大鸣大放”时,憨直的刘节再作惊人之语:”过去帝王还有罪己昭,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 (见前注及1958年中山大学”整改运动”材料)。毛泽东作自我检讨时刘节不可能听到,故此话有点冤枉了毛泽东。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刘节对领袖有多少坏看法,其实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场合,经历过两个朝代的刘节,对现实仍有发自内心的赞叹,对新时代有由衷的歌颂。可惜,人们不关心这些赞叹而紧紧瞄准了那些”惊人之语”。到了1958年夏天,神州遍地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老教授再次发出绝对不合时宜的”逆言”:”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其时大炼钢铁,大除”四害”,大放”卫星”等等正大行其道,这句话作为反对”大跃进”的典型而屡遭批判,更因其幽默而被人们私下里流传。在1958年的3月,历史系有相当部分的大字报,都是对着这位前系主任而来的。
这是一场典型的、针锋相对的较量。较量双方的力量严重不均衡,显得有点滑稽可笑,但也令人再三探寻–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向刘节挑战的,是系里的大部分师生,接受挑战的只有刘节一人。当年的大字报,为我们保留了许多被忘掉的历史场面。据大字报云,在整个五十年代(到1958年为止),刘节常常在课堂上公开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只要我们真的是求真,是可以殊途 (指与马列主义)而同归的”。有时更直接说,”现在我还不能用马列主义来讲课,只是将材料编起来,不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才能得到研究成绩,这是从批判胡适开始以来的一股歪风,是要不得的”云云(均见前注及中山大学《整改工作简报》第92期) 。
刘节遭到批判的另一番话,则为后人考察这位学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机会:”历史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家要坚定不移,不要因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同上) 这话今天很多人会说(即使不一定做得到),而在当年,这话不能说,但刘节说了,也按照所说的去做了。
挑战的一方,没有纠缠于刘节所钟情的考据学与历史家的”史德”,直截了当地指出刘节在历史学上所”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这是一针见血的批判策略。1956年已被评为二级教授的刘节,大半生对考据学、古文字及古器物等有精深的研究,其时早已成为广东卓有成就的知名历史学家。以中青年人为主的挑战一方,在历史专业上还不配与其对话,但将其纳入两条路线斗争的轨道作批判,力量则绰绰有余。一叶而知秋,五六十年代一批要求进步但一直受到批判的学人的遭遇大抵如此。伤透这批其实很热爱新中国的学人的心的原因就在这里:专业无法批判,便转去作思想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更以牛鬼蛇神待之。
3月底,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十五位同仁联名写了一张题为《刘节,请你批判唯心论》的大字报。4月4日的校刊转载了这一张语气开始不客气的大字报,文中有”历史上的唯心论者,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坏事做尽”等语句(见该日中山大学校刊)。批判,开始含有影射与攻击的成分。刘节从小深受传统文化浸淫,刻上了传统学人刚正不阿的深深印记,讲究治史者先需具备史德,批判者忽视了他的”自信力”,孤军奋战的刘节没有低下头颅。刘节奋然反驳:”我的唯心论是特殊的,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总有一天要同历史唯物论成为’水乳交融’的状态”。在中山大学,在运动的风头上公然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并认为是正确的,刘节是唯一一人。放眼全国高等院校,相似的例子恐怕也不容易找出。
也太难为这位时年刚满五十七岁的教授。借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尚未娴熟,以至闹出了”我的唯心论是特殊的,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的笑话。但这个笑话,只是折射出现实的荒唐。事实上刘节所谓的”特殊的唯心沦”,其实是他所推崇的孔子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刘节认为这种境界是超阶级性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不懈追求,其实质是一种理想的”人性”。
考察刘节的一生,他那”特殊唯心论”的史识成为他的世界观丝毫也不奇怪,而他在政治的强大压力下丝毫不改变原有的主张则在当时中国实属罕见:60年代,刘节依然旗帜鲜明地发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等引起轰动、也引起愤怒的论文,被认为”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运用于历史科学研究”,从而遭到全国学术界的批判。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若从过程来看,刘节似乎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充满偏见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但读一读1963年刘节在北京中华书局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则可以触摸到这位学人真实的内心世界:
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马列主义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开会总要发言,发言就要讲真话。我写了篇《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就开大会批判我,在大会上我没有认错。很多人劝我退休,我相信党,所以我不怕。
(引自《刘节生平档案》)
数十年过后,在这份讲话的字里行间,今人依然能感触到这位一生提倡”人性”的教授那颗充盈着”真善”的心灵。至少在刘节看来,热爱党相信党,与”用不上”马列主义并不矛盾。很多对共产党其实并无恶感的”资产阶级学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认为并不矛盾。悲剧也许正在于此。
批判在继续,并不断升温,但人们已对这位倔强的教授无可奈何了。身为历史系的人们似乎忽略了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三十年前刘节受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数位名师门下,陈寅恪是其导师之一。如果说刘节在学业上更多地得益于梁启超与王国维,在精神上与士人的气节上他主要得益于陈寅恪。陈寅恪应国学研究院学生刘节等人的请求在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时,写下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等句,每一个师从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学生,想来会倒背如流,永记终身。
这,也可视作刘节没有低下头颅的一个注脚吧!
还有一点值得点出:刘节,是近代苏州知名的”傲骨学者”刘景晨的儿子。

4
在专制时代,有人因一句话而获终身监禁,也有人因直言、诤谏而名垂青史。历朝的实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免令人感慨有”时”而无”运”,同属残缺的人生。”时运”,实质是两个不相同的历史层面。
刘节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实在是一个少有的例子。1958年这一场政治运动旨在从”全民性”的范围内彻底批臭资产阶级思想,净化政治空气,对个体生命的打击倒在其次,这就是刘节在这一年免坠”深渊”的”时也”。刘节没有在1957年的人生舞台成为主角,时间推迟了半年,这是一种不能预知的偶然,于刘节而言,便是一种”运也”。
1958年中山大学校报登载的批判刘节和梁方仲的报道
所谓命运,大概便是如此。
后来,人们才知道刘节只是这个”政治宏图工程”中被调动的一只棋子。棋子被调动,或挑起烽烟的作用,或作引蛇出洞的牺牲,棋子的命运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最后直捣”黄龙”。
又一只棋子被推到了前台。刘节是唯心论者的典型,而他则是”只专不红”的典型。他就是历史系教授梁方仲。
五六十年代广东高校有两大典型,这两大典型都出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梁方仲与刘节有很多相似之处:同为清华毕业生,同为广东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同在批判的浪峰上饱受煎熬。只是到死他们也不一定明白,在1958年这场运动中他们只是一只棋子,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是,他们同是与陈寅恪关系最密切、情感最有共鸣的人。
生于1908年的梁方仲,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复考入研究生院,1933年毕业。1944年梁方仲赴美国考察,并于同年成为哈佛大学研究员,194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初,梁方仲应陈序经之请南下受聘岭南大学,出任经济学系主任一职。梁方仲一生研究中国经济史,尤其以研究明代经济成名,其代表作有《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等。据说,四五十年代的吴晗,最相熟的朋友就是梁方仲,每每论史说文,甚敬佩梁氏的学识渊博。众所周知,曾深为胡适赞赏的吴晗,是知名的明史学者。
在1958年的4月,不到五十岁的梁方仲再次名扬广东学界,只是这次成了”只专不红”的典型。短短两个月间,这位著名的明史学者创下了数项中山大学历年政治运动的记录:个人被贴大字报超过两千张;批判其”错误思想”的大小座谈会共开过二百五十多次;在一次全系停课三天专门召开的批判会上,共有六十多位师生先后作批判发言,占当时历史系全部人数的四分之一 (见1958年中山大学”整改运动”材料) 。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些历史风暴的人,才能深深理解”两千张大字报,二百多次批判座谈会”意味着什么!而这一切全都在数十天之间发生。
令人诧异的是,文质彬彬的梁方仲竟然不太费力地承受了这些。以生命的逻辑去判断,承受重压的生命,要么屈从趋时以求存,要么刚直逆时遭摧折,而梁方仲以其生命轨迹展现了另一种 (也许还有无数种) 生命的可能。
3月底,第一轮大字报批判梁方仲”只专不红”的三大表现:怕开会、怕听报告、怕参加政治活动。4月初,重炮开始齐发,”只专不红”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既害人又害己。5月,万炮齐轰”粉红论”。
梁方仲之所以在这一年被选作批判的典型,一大原因是他除了具有中国传统学人的特点外,还因为他有三年留学美国的经历,”学术人生”的味道甚浓。”学术价值永恒,政治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这种观念,在他步入清华园时便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令我们感兴趣的,还不是在层层大批判中梁方仲那软弱的申辩,诸如”老老实实做研究就是唯物主义”、”红专不一定对立,红专也不一定能两者兼得”等等,而是梁方仲最后真诚地接受了批判。这种接受,没有屈从与趋时。梁方仲不是浅陋者,他的真诚,是那个时代的感应。在成千上万与梁同时代的学人中,后人都可以发现这种真诚。尽管这种真诚最后被无情地嘲弄。
梁方仲
梁方仲的意义还在于,他的”史识”表现了一个真正学人的智慧。在他被树为全校”粉红论”典型时,他曾解释”学术的价值比较有永久性,政治只能解决一时问题”这话的含义,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材,出版至今不下读者千千万万,但出版不到二十年,便要重新改版。《资本论》第一卷读者不及前者多,但出版九十年,虽然也有数次修订,但基本原则却颠扑不破” (引自《梁方仲生平档案》)。数十年前有此不凡的见识,今人读之亦当拍案叫绝。
对于本书的主人公陈寅恪来说,梁方仲最值得称道的一笔,是他从运动开始一直坚持”陈寅恪不能批判”。他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依然能识辨陈寅恪学术价值的少数人之一。他与刘节成为公开替陈寅恪鸣冤的两个教授,而此时他们正自身难保。这位被指责为经常借陈寅恪的学术以”自夸,自重,自吹”的学人,到了运动的后期,已变成投石问路的工具,”批陈需先批倒梁”。到此,我们的叙述已开始走向历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