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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有时要比对历史发展的叙述简明、快捷得多。历史的过程总是一气呵成。
到了1958年秋天，陈寅恪终于可以安静片刻。耳边鼓噪的声浪消失了，刺激血压的大字报也化为碎片，随秋风旋转飘落成尘土。
10月，中山大学进入”双改”运动的第二阶段，文科三大系历史系、中文系、外语系一同实践”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六七百人拉大队奔赴东莞县篁村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去了。 （参阅同期中山大学校刊）这是自1949年之后在校学生第一次大规模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历史系能走的师生都走了。
所谓”双改”，全称为”教育改革与科学研究改革”，目的是打倒”旧传统”与”伪科学”。在集此两者大成的历史领域，批判者又一次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批判者聪明地统计出，历史系”旧传统”的最大表现是，”中国古代与近代史的基础教育竟占一个学期的四分之三课时以上。最有意义的现代革命史只占四分之一不到的课时”。很快，前者被削减百分之五十，后者则增加一倍以上。陈寅恪自行提早终止其教学生涯，实在是明智之举。
但若心灵有知，陈寅恪当为数十公里外的批判场景而悲泣。
篁村离广州约六七十公里，历史系二百多师生集中劳动集中学习，过着准军事化的封闭生活。人们这回终于可以尽情地将”批判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晒谷场或祠堂，师生们围成一大圆圈，场中放着一把椅子代表陈寅恪，学生们都被要求作批判发言 （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教师的回忆）。八年后，同样的场景在中山大学第二次出现，略有区别的是，八年后椅子靠背上多了几条”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之类的纸条。椅子何辜，承受着无数的唾沫；陈寅恪何哀，千夫所指，直欲其”消亡而后已”。
没有多少口才的学生被提示拿着陈寅恪的上课讲义逐段逐句作批判。这是一大发明，以后此”批判法”照样搬到其他老教师身上。
这些，陈寅恪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批判已超出了”生命之辱”，开始隐现人类丑陋的一面–在发泄中获得某类畸形的快感。批判者对形势的估计是：”知识分子经过批判，已认输，但还不完全服输，在政治上还要打一场淮海战役”！ （引自1958年中山大学”双改”运动材料）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到东莞农村参加劳动并继续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图为师生在田间开座谈会
12月，《理论与实践》刊物登载了历史系一位三年级同学写的批判陈寅恪的文章《”教授中的教授”种种》。该文基本沿袭金应熙的观点和思维方式，但谩骂与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把陈寅恪先生装扮成为不问政治的头面人物，然后好向那些易受迷惑的青年学生贩卖’为学术而学术’的狗皮膏药”。”所谓’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按照这种逻辑，凡是人民起义和革命斗争都是引起外患乃至灭国的’祸根子’。这种理论不正适合历代反动派’安内然后攘外’的罪恶政策吗？”及”通过这次对陈寅恪先生的批判，又一次粉碎了那些资产阶级学者利用吹捧’权威’企图把政治与学术分割开来的鬼把戏” （见1958年第12期《理论与实践》） 。
1959年1月17日夜，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经历了一百天生产劳动、学习批判的洗礼，连夜从东莞乘船回广州，挟更为成熟的批判斗争手段，更自觉的”革命意识”，重返校园。人未到校，康乐园已感受到整齐而又急促的脚步声所带来的震动。
成熟，意味着从容不迫。
1959年历史系的宏图大计，在新春第一个月便作为”改革取得了胜利”的成果被确定下来：一、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史学思想；二、一致认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近代与现代史的研究”（参阅1959年同期中山大学校刊及该年中山大学有关总结材料） 。
这个”成果”被确定得很有气派。
若在正常年代，这个”成果”不啻是一个原子弹。因为它意味着对中古史的研究在全国居一流水平的中大历史系，将自动断送这一个一流水平的地位。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岑仲勉这些全国极负盛名的隋唐史专家将面临被遣散的命运。
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年代。没有人对此”成果”表示异议。陈寅恪、岑仲勉等人已被列入准备处理的十一个人之中（据广东省统战部1961年关于”中大历史系整风运动中检查知识分子政策综合材料 (第一期) “）。今天，已可以说这是一个阴谋，因为它还未来得及实施便被认为”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但历史仍为这个未遂的阴谋不寒而栗。无法想象，陈寅恪等人突然被劝离中山大学，送到博物馆等机构 (原计划如此)安置时，中国史学界会面临何等的尴尬！
陈寅恪并不知晓他差点被处理掉。很多普通的生命永远都不知道曾无数次被幕后操纵着命运，到死也不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悲剧，但所有人都不能幸免。
成熟，还意味着学生也能当先生，资产阶级的阵地应当被重新占领过来。全国高校刮起了重新编写教学大纲、重新编写教学讲义之风。重新编写意味着对传统的历史讲授法加以彻底的否定，也意味着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中众多事件被阴谋家随心所欲地篡改，甚至数千年前的历史也因要为阴谋家的政治服务而被肆意地阉割，不知道是不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史学界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编写历史教材中获得灵感的？岁月流逝，篡改历史的阴谋家最终一个个逐渐露出了原形，而史学界重新编写历史教材则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笑柄。
笑话一，开始人们尚有理智，师生齐动手，一般订了半年到一年的计划。但没有几天，认为太保守，将编写时间缩短一半。再过几天，”形势喜人，形势逼人”，认为新计划同属保守，再将时间缩短。最后，只用了几十天时间便编出了所谓新教材，并作为成果献礼。在最狂热时，中山大学一个系可以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完成”科研项目”三百九十九项。（参阅1959年中山大学校刊及同年《全国高校教育形势材料》）
笑话二，热情最高，干劲最大的往往是低年级的同学。他们告诉老师喜欢学哪些历史，应该学哪些历史，参与其事的老师便只好根据这些”革命要求”着重编写哪段革命历史。幼稚的求学者反而拥有某种知识传授的决定权，这在近、现代世界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事。而学生队伍这一股力量，第一次在政治运动中成为起支配作用与决定作用的一方。反客为主，是其政治地位变化最通俗的形容。
最大的笑话还是下面的事情。因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故全国高等教育界兴起了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它来自这样的理论依据：如果陈寅恪之类的人掌握了八十本书的资料的话，那么一百个人每人都掌握一本书的资料，合起来，就可以超过陈寅恪了。一道很简单的小学生算式，解决了一道很大的政治难题。只是今人思之，也不免叹息政治的狂热会产生多么可笑的愚昧与无知。
革命，这一充满了激情的专有名词，在这个风雷激荡的年头，又一次承载着无数人对它的向往与虔诚！

2
1959年1月，北京召开了意义重大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满怀砸碎旧世界的激情，革命者在1959年新春即将来临的前夕，再次尽兴地”指点江山”，为未来描绘着更美好的图画。在这个会议上，”革命”被作了最深刻与最生动的解释。历史的底蕴都在这里找到了独特的答案。
1月20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指出，”搞革命必须坚决，也可能在革命过程中暂时降低教学质量，但是革命还是要坚决搞的……有些学校半年未上课了，这也不算是坏事，这叫做革命嘛！”（录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月20日在召集人会议上康生、定一、周扬同志的讲话”，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同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作报告。不乏文采的周扬，其言词显然要生色得多，不妨摘录其中一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阵地是在高等学校。去年在党委的领导下，以年青教师和学生为主力军，展开全面的学术批判，成绩很大。北大、师大、人大出了不少书，搞了三本文学史，非常令人兴奋。前几年出了一个李希凡，主席很高兴，去年出了许多个李希凡，而且比李还要高明。一个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现在许多个李希凡，批判许多个俞平伯，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当前有一个特点，就是受批判的人不作声，当然前面有一段风雨。这些人低头是必要的，但是他们不作声就很难使学术批判深入下去。他们不作声，到底心服未？有些人是口服心服，多数则是口服心不服或者不全服。应当看到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麻痹，造成错觉，以为他们认输了，他们不成了，我们已完全胜利了，这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还有东西未放，而我们也有东西未批。过去一段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的办法，百以当一，一个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八十本的人。但从一个人来说，到底一个人只是读了一本。过去这个办法是必要的，以后是否还这样？他们不作声，我们就不好提高。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造成一种空气使他们敢于讲话。……(录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月20日在召集人会议上康生、定一、周扬同志的讲话”)
“年青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不仅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他在五十年代末对中国教育界形势的一种独特的把握。索来自称有”猴气”的毛泽东，直到晚年仍醉心于”猴”的无法无天，将此移于青年人的身上，则是”造反有理”了。
若要细微地区分五十年代后期每一年的特点，1959年的教育界，无疑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生之年”。
在北京的会议上作了生动发言的周扬，两个月后在中山大学碰到了一个似乎比他更为幽默、更倔强的对手。以至他数年后仍耿耿于怀对手的”怪”。”猴气”受到了责问。
1959年的3月，周扬怀着很愉快的心境，携夫人及秘书等随行人员开始了南下的行程。
此时，并不知道差点被处理掉的陈寅恪，辛勤著述之余，继续寄闲情于听曲看戏之中。周、陈两人很快会见面，但在见面之前，两人都各自有一些并非是闲事的事情要去做。历史的过程不能跳跃，有些场景尤其如是。
尚没有资料证明周扬在1959年春季南游广东是受了最高领袖的”旨意”，但周扬此行政治目的大于休养和旅游览胜目的却是可以肯定的。春节过后不久，周扬一行便抵达当时仍属广东省管辖的海南岛，第一站是海口。有一件小事当时没有人在意：周扬专门嘱咐当地陪同者为他借来《琼州府志》；在十数本《府志》中周扬只挑了一本有记载海瑞事迹的。周扬在海南共逗留了六天，这六天时间周扬一直带着这本《府志》。与陪同者话别时周扬留下了这么一句话，”海南了不起，出了个海瑞”。（见《周扬1959年在海南岛事》，原文藏广东省档案馆）
后来被一些人称为”文艺沙皇”的周扬，其实也是个有学问与艺术修养的人。比起三年后郭沫若赴海南看《崖州志》偏重于考古与史料，此时的周扬明显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向历史寻找灵感。三十多年后，当年与周扬同游海南的陪同者之一张光年这样回忆：”我们还受到领头的周扬同志十分缺乏游兴的影响。从这一点说，周扬是个怪人，他的游览自然风光的兴趣，被他那阅读与工作的贪欲’异化’掉了。记得那天我们一行人刚到榆林招待所，下午到鹿回头该村，他就说明天要回去 (回海口，返广州) “（《海南日记》，载1988年第14期《新观察》）。陪同者当然难以探知周扬最深藏的心事：他到海南实地了解海瑞生平的目的达到了。
回到广州后的周扬，在从化温泉与当时广东省文教战线的负贵人王匡、吴南生、华嘉等人作过几次长谈。当时的聆听者自然不可能领会周扬一些谈话的深意。能懂得周扬谈话的”机锋”，则要到数月后。周扬如是说：”海瑞也是广东人，你们为什么不给海瑞写个好戏？海瑞比包公还好，为人刚正不阿，斗争性很强，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有海瑞这样的人，敢于批评，敢于斗争。海瑞精神，就很有教育意义……现在就是要写海瑞戏，要搞些历史剧”。 （”周扬谈话”，原件藏广东省档案馆）
这是1959年3月的事情。比起流行的说法–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旬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海瑞精神”–还要早了一些。看起来，”海瑞”这个形象在毛泽东心头上已酝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历史是这样记载的：1959年4月2日至5日，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6月16日，历史学家吴晗写出第-篇颂扬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发表在该日的《人民日报》上。9月17日，吴晗第二篇文章《论海瑞》发表。1960年，吴晗完成京剧《海瑞罢官》的剧本创作，不久被搬上京剧舞台（参阅夏鼐等著《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至此，吴晗命运已定。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3月25日，已回到广州的周扬与广州文化学术界开了一个座谈会，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广东学界以后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影响甚大，特摘录如下：
在学术方面，去年高等学校在一系列运动的基础上，展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对这个运动，我看应当作充分的估价。学生们敢于批判先生，表现了很大勇气。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所谓成就很大，倒不在于批判的每个具体成果，而在于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们反对”厚古薄今”，都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在”北大”曾向同学们讲：第一，你们要感谢先生，即使他教给你资产阶级思想的学说，你也应感谢；因为有了这些你才能批判；第二，先生有资产阶级思想，你们应该批判；第三，批判后还要向先生学习。学生们要准备接受先生的反批判，要准备向先生再学习。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们还要掌握全部的科学和知识。而且掌握的知识越多，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才能越彻底，才能使被批判者口服心眼。……（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很有趣，有资格聆听周扬报告的都是一些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但周扬的报告大部分内容说的是学生。
既要向先生学习，又提倡批判先生，周扬报告的多义性，将使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感受。这已难以分辨究竟是时代的困惑，还是周扬的说话有艺术技巧了。
当周扬乘兴前去敲响陈宅的门时，他作报告与演讲时的潇洒与说话的艺术技巧，甚少有地受到了有力的挑战。紧接着，我们将看到这位著名人士的另一侧面。
3月某日，周扬兴冲冲地登上了东南区一号二楼那道楼梯。
周扬显然是以一个学人的心情去探访这位名声如雷贯耳的”老先生”的。他甚至连随行秘书也没有带，自己就跑到了中山大学。周扬当年的秘书露菲回忆，周扬当时只向秘书说了他的去向与目的，”是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据说周扬有一习惯，闲暇时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一个人出去转，不需要人陪同。 （据露菲回忆 (1993年9月22日) ）
周扬料想不到，命运使他一开始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据陈序经回忆，他曾将周扬要来拜访的事告诉陈寅恪，谁料陈寅恪坚决不想见周，陈序经很为难，再三相劝下陈寅恪总算答应下来。（《陈序经谈高校工作和知识分子等问题》）这一前奏，为陈、周两人见面的结局定下了调子。
照理，周扬与陈寅恪并无什么渊源，他为何有兴趣去见一个他并不熟悉的人？三年后，康生南下广州，同样提出了要见陈寅恪的愿望。两相联系，可证陈寅恪的名字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只想”去看藏书”的周扬，自然不会看到什么珍稀的古本。陈寅恪半生流离失所，重要的图书损失惨重，栖身中山大学后所使用的书籍，大部分都是在岭南才购置的普通版本。以书生的身份拜见前贤，历史没有为陈、周两人的会面保留下多少精彩的镜头，倒是尚存一些学人气质的周场，三年后在一个讲话中稍稍回忆了这次会面的场面，后人才有机会知道一点这次会面的内幕。
周扬这样回忆：”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56页）
这是周扬对历史追述的一面之词。但已经为我们保留了很多足以令人心动的东西。”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一向惯于阐发时代精神的周扬，处于很被动的位置。他的底气不算很足的解释不能使陈寅恪满意。”解释”，意味着恳求获得谅解。从周扬开始，以后政府大员每次去探视陈寅恪，几乎每一次都要做一回”解释”的工作。这个”解释”，既有针对时事与形势，同时也涉及陈寅恪自身一直未能解决的困难。在以后，我们将继续看到这一点。
可以这样说，1959年周扬的解释，开了共产党与陈寅恪这种新的特殊关系的先例。
不过，历史的另一面似乎比周扬所说的要严重得多。据陈序经回忆，”(陈、周)两人见面后争论起来，争僵了。陈的火气很大，周部长不应再向其解释”。（见《陈序经谈高校工作和知识分子等问题》）
据这一天陪同周杨登楼的王匡回忆，”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他说我们’言而无信’”。 （据王匡回忆 (1995年8月15日) ）王匡，五六十年代负责广东省委宣传、文教等部门及中南局宣传部的领导工作，曾亲自上门为陈寅恪送去广东省委赠给陈的药物等物品。言而无信者，当指”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及”学生需向老师学习”这种矛盾的说法。”挑战式的”这四字，逼真地描画出陈寅恪在这一天的特别形象。
陈寅恪不愧为学术大师，其独特的气质显然征服了周扬。回到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下榻处后，周扬仍掩饰不住兴奋，向秘书叙述见到陈寅恪的情景，盛赞双目失明的老人学识渊博，能清晰地记得哪些史料在哪些典藉上。（据露菲回忆）
陈寅恪对周扬的影响，显然还不止于此。在从化温泉招待所，周扬对着广东文化界的领导人曾兴致勃勃地谈到了陈寅恪。即使在事过境迁的今天看来，依然让人为人性的复杂感叹不已。
周扬这样说：
大学文科学生集体编写教科书，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是，把老教授丢在一边，学生还没有懂。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向老教授学。就是要打倒，也要把他的一套学问学了，才能打倒。我们就是要赶快把老教授的知识全部接受过来。广东不是有个陈寅恪，他肚子里就是一部历史书，我们就要把这一历史书学过来。他也是读了一辈子书才有这样一部活历史的。 （见”周扬谈话”）
这段话是当时参与了这种朋友式的谈话的人，在六年后”文革”即将爆发前的追述。时间相隔不算长，其可信性当无疑。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向老教授学”；”陈寅恪也是读了一辈子书才有这样一部活历史的”。这些话出自不久前仍公开热情赞扬”敢于批判先生”的学生，并认为对批判运动要”作充分的估计”的周扬之口，历史也当感到惊讶。台前的周扬，与台下的周扬，既相似，也不很相似。
三年后，周扬在广州面对着一群广东学界的知名知识分子再发宏论，云”梁启超的著作，解放后我们还未出版过，应该挑选出版。近代人物的著作，全国都要研究，需要注解、标点、说明。康有为、梁启超、朱执信的著作，应该出版，要作整理。对活着的人的著作也应该出版，如陈寅恪、陈垣的著作，只要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上不反动，不管观点如何，可以出，印数可以少一点。书出版了，就可以研究批判。过去的学术批判实际上不是学术批判。学术批判永远是要的”（见”周扬1962年1月8日在广东省社联各学会、社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广东省档案馆藏） 。
“书出版了，就可以研究批判”。台前的周扬，又一次显示了其对文艺、教育等领域握有生杀大权的气度。只是周扬明显忽略了一点，陈垣已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将其列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十分不恰当。

3
同在这个春天，踌躇满志的周扬差点被陈寅恪拒于门外，而另一群人则接到了陈寅恪发出的盛情邀请。
在人生的驿途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春天。
3月15日，同样感受着春风吹拂的陈寅恪，得偿心愿，与六位早已心仪已久的京剧名伶欢聚。已经消失了的广州京剧团，因为有了与陈寅恪的这一段交往，因为它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给陈寅恪送去一个分外陶醉的精神世界，将被后代的研究者不断注意到。
历史应该为它留下一笔。
广州京剧团成立于1953年，前身是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治部长江京剧团。1953年从朝鲜战场回国的京剧团，7月便转业归广州市文化局领导。（参阅《广州京剧团团史》，广州文化局档案）在粤方言最流行的岭南，京剧似乎没有生存的土壤。但那时广东南下干部多，驻军部队多，比起本地的粤剧，广州京剧团便有了自己的天地：长年为部队演出，逢年过节为党政机关演出。
长江京剧团的创始人是傅祥麟等人。真正令剧团名声大震，红遍南天的，还是在1953年后新吸收了新谷莺、孙艳琴等名伶。剧团如虎添翼，在其不算太长的历史中创下了很火红的业绩。
五十年代中，剧团幸运地碰到了一批品味相当高的票友，他们是一群中山大学的教授，其中有董每戡、陈寅恪、郑曾同、詹安泰、端木正、江静波等人。从此，剧团开始了与中山大学长达十数年的密切交往。京剧团每年到康乐园演出、联欢，有时剧团在市区演出，学校也组织师生前往观看。陈寅恪晚年最”奢侈”的享受，就是乘学校的小车进城看戏。
有了这段渊源，才有1959年这个醉人的春日。
3月15日下午，广州京剧团的六位艺员傅祥麟、李文秀、新谷莺、孙艳琴、胡芝风、何英华，一齐上门看望陈寅恪。端木正的夫人姜凝被邀作陪同。审美的距离一下子穿越了舞台拉至面前，莺声软语近如咫尺，使人恍若梦中。在那一刻，陈寅恪想必有无限多的人生感慨–被批判的痛苦，学术遭践踏的创伤，全都抛在云霄九天外，只剩下一种极快意的生命享受。这种享受于这位老人太稀罕了。
1959年陈寅恪夫妇与来访的六位广州京剧团艺员合影。左一为孙艳琴，左二为新谷莺，左五为傅祥麟。前排左一为陪同者姜凝
六位艺员，除了团长傅祥麟是个男演员外，其余五位全是女性。三个女性一个墟，五个女演员一下子让东南区一号二楼充盈着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多的快乐。欢笑声长久地回荡在这座当时已有近五十年历史的别墅的每一角落，也长久地回荡在陈寅恪的心坎上。
演员们围坐在陈寅恪的身边，每人说上几句，让陈寅恪去猜，老人居然能一一说中说话者在戏中饰演的是哪一个角色。 （据孙艳琴回忆(1994年4月11日) ）陈寅恪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得意地作了”顽皮的卖弄”，在谈论京剧一些传统戏的史实时，让演员们去他的书架上翻书，指出在哪一本书哪一页上有答案。结果引来的是一阵更大的惊叹声与欢笑声。
历史当永远注视着这个下午。那一刻，陈寅恪享受到的欢乐，也许比他在某些悲惨的岁月里感受到的欢乐总和还要多。在随后记其事的诗篇中，陈寅恪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留取他时作谈助，莫将清兴等闲看。”
这一年，中山大学众教授心目中的明星非常年轻。新谷莺，三十六岁。孙艳琴，尚待字闺中，陈寅恪事后在一句诗中记其事，谓”人间红袖尚无家(谓座客之一)”。此座客即指孙艳琴。而胡芝风，尚是一娉婷少女。她们给陈寅恪带去的，是青春与活力。
欢聚正式开始。名伶们清唱了自己最拿手的一段唱腔，陈寅恪的二女儿陈小彭也代表父母清唱了一段。总恨欢乐时光太短，高潮已经到来。在唐筼的精心安排下，陈寅恪设晚宴款待了佳客。
两年前因新谷莺等未能与剧团其他名伶一同到校联欢，故陈寅恪留下了”杜公披雾花仍隔，戴子听鹂酒待倾”的叹息。两年后的这个傍晚，陈寅恪终能一酬心愿，置酒相酬。其意浓浓，其情融融。陈寅恪在事后所写的三首七律中便有如许的句子：”关心曲艺休嫌晚，置酒园林尽足夸”；以及”三月莺花酒尽欢”。”酒尽欢”这样的句式，在陈寅恪晚年的诗作中可算极少使用的一例。
三年后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再次欣赏新谷莺等人的演唱，忆起1957年名伶及教授票友联欢后自己抒发的三首绝句，于是再作三首七绝，其中一首起句便是”戴子黄柑酒可倾”。从”酒待倾”到”酒尽欢”，最后”酒可倾”，此情结隐隐约约延续了五年，维系了五年。
比较可惜的是，这顿饭吃得不算太从容。演员们当晚要在市区内文化公园演出，她们要赶回去化妆。
曲终人散，繁华转眼消逝。学校的汽车载着六位艺员走了。
粉墨生涯，舞台大天地，对于六位艺员来说，这顿饭很普通，她们时常能面对美酒佳肴；这次见面也很平常，她们时常能见上有地位的官员。许多年过后，她们也许把这位盲眼的老人忘记了，但这次欢聚于陈寅恪则是一次历久难忘的人生享受。没有多久，陈寅恪便写下了《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三首七律，以记其事。诗中有”三月莺花”等语，其内含”新谷莺”之意太明显了。早在1957年，陈寅恪公开示人的一副春联便云：”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当年中大历史系的人便为此联的下联作过注解，”新莺即指新谷莺”。（见1957年”陈寅恪情况”等汇报材料，广东省档案馆藏）1957年1月，夏承焘在《广州别寅恪翁》一诗中有句云：”黄莺曲里春声好”。后来的注释者认为，”黄莺曲，寅恪最爱听一黄姓演员唱粤调”。（《天风阁诗集》，第118页）注者在这里有可能搞错了，五十年代擅唱粤调的粤剧名旦中没有人姓黄；此外陈寅恪最喜爱的还是京剧。”黄莺”之”莺”指新谷莺应是最合理的解释。1957年4月，陈寅恪在”戴子听鹂酒待倾”句下自注云：”新谷莺、华兰苹两团员未来”。同年，陈寅恪在一首题为《用前题意再赋一首，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故诗语及之》的七律中吟道：”故纸金楼销白日，新莺玉茗送黄昏。”
在陈寅恪晚年情感世界的抒发中，又一次浮现了一个欢愉的意象；在陈寅恪晚年的诗文中，又一次平添了几许欢乐的变调。
新谷莺到底有何魅力？
当年不少人以为新谷莺与陈寅恪同属老乡–江西人，这不确。这个问题，在1959年3月15日的那个晚宴上陈寅恪已经”考证”过了。新谷莺不是陈寅恪的老乡，但她很长时间倒是在江西等地演出过。
新谷莺，上海人，原名傅谷英。与众多戏行的艺人一样，新谷莺只是她的艺名。在陈寅恪喜欢交往的人当中，新谷莺怕是一个例外，她没有显赫的世家背景，只是一个很贫穷的梨园家庭的女儿，一家人以演戏为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新谷莺十一岁拜师学艺，十五岁便登台演出挣钱糊口。在三十岁之前她比一般的梨园女弟子多了一份传奇经历，就是到各地跑码头、闯江湖。南昌、赣州、武汉、杭州、宁波、苏州、上海等名城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将她培养成一名艺术相当成熟的名旦，还是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会。她曾长期驻扎在上海大舞台、上海共舞台、黄金大戏院及天蟾戏院等能一夜之间捧红人，也能一朝落得身败名裂的”风口”上摔打，终于站稳了脚跟，有了名声。 （见《新谷莺生平档案》）
中国传统戏曲蕴含着许多难以解释的谜。这位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二年级的名伶，在舞台上却充满了艺术灵气，渊博的戏曲专家从中可以领略到艺术美那种特有的精妙，平民百姓则感到”喝彩”的满足。在这种艺术面前，语言的形容不能道尽其中的奥妙。尤其是新谷莺的唱。新谷莺曾师从南派青衣名伶冯子和，所以新谷莺固能应工各式旦角行当，但她在青衣行当中唱功与做功是最出色的，也是很具魅力的。
1955年，已经三十二岁的新谷莺处在一个戏曲演员最成熟、对生命最有体验的年龄，也是处在一个最能为知音所激赏并产生认同的黄金岁月。这些体现在舞台上，便是一种无形的、也是无处不存在的文化。特别指出这一点很重要。二八年华的名角带给观众的也许是令人心跳的”惊艳”的魅力，而三十岁的名伶让人感受的却是品味。新谷莺正是带着这种成熟，出现在中山大学的一群票友面前。
十年间，陈寅恪因新谷莺等京剧名伶引起诗兴而赋咏的诗篇不下十首。除了陈寅恪挚爱的夫人唐筼，一个人在七、八年间连续成为陈寅恪诗篇中的主要”诉情对象”，新谷莺是唯一一人。
除了前文已列举的一些”陈诗”外，按照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留下的线索，可以肯定，陈寅恪因新谷莺有感所发的诗章远远不止前文已引进的那部分。如在1957年，陈寅恪尚写有《听新谷莺演秦香莲京剧》、《丁酉小雪后六日，晓莹以微病未能偕往市区听新谷莺演王宝钏，意有不乐，赋此慰之》等诗。1958年亦写有《戊戌中秋夕，首创初愈，入城重听新谷莺望江亭》。1960年有《庚子春日，听广州京剧团演新排西厢记悲剧，新谷莺饰莺莺、孙艳琴饰红娘，戏作一律。寅恪昔年尝撰读莺莺传论文，故诗语及之》等篇章。可惜这些诗篇已佚，今已不知向何处寻。
就目前所知，陈寅恪最后一次咏新谷莺等名伶事，是在1962年的春季，诗题为《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仍赋七绝三首以纪之》。四个月后陈寅恪不幸跌断右腿，永远没有机会亲临现场聆听莺声妙韵。
关于1959年3月15日这一天，还有几件事可补充，以助资谈。
六位京剧艺员对唐筼夫人的干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说只要陈寅恪有所示意，唐筼便能领会，配合非常默契。 （据孙艳琴回忆）
其次，六位艺人中有一位当时年龄只有二十一岁的名叫胡芝风的少女。当时她是一名在广州京剧团学艺的新人。胡芝风投身戏班前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二十年后，当年的少女已成为神州著名的京剧演员，其代表作《李慧娘》饮誉一时。
最后，陈寅恪”脾气很犟”这一点同样令艺员们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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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陈寅恪晚年对中国戏曲的这份情结，对心仪名伶的赞赏，浓缩在这数千字的叙述中，显得有点局促。诚如文化是一种源流，陈寅恪晚年寄闲情于声弦曲韵，同样是一种很舒缓的生命过程。点滴感受的日积月累，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生命因迈入老年而产生的怀恋等等，每一次的喝彩声都应该折射出历史与文化之源。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长耀百年、在近现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都能发现的一种中国文化情结。正因为历史为后人提供了陈寅恪这么一个例子，使对这种情结的探求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正如曾被讥为”全盘西化急先锋”的陈序经，终身都使用中国毛笔而不太喜欢使用舶来品自来水笔一样， （据陈序经女儿陈穗仙回忆 (1993年9月3日)）十数年漫游海外的陈寅恪，终年中国传统服饰打扮。在这里，”中国毛笔”与”传统服式”正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外化。也正如年青的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时必定有一个参照物，中岁之前陈寅恪向视弹词小说、传统曲文为”鄙陋者”，也应当有一个参照物。应当令文化研究者注意的是，他们此时期的参照物，文化的成份有多少？直观感觉的比例又有多大？困难的是文化意识不可能作一种定量的分析。有一点比较相同的是，这些文化探索的先知者，在他们睁眼看世界的那一刻，支撑着他们能居高临下俯视世界的偏偏是他们难以抛弃的本土文化的底气。”漫游列国”的陈寅恪，说到底也只是一种”游”；”求学列国”的陈寅恪，也只是一种”学”。游子终究要归家；”学”，终究要有所附丽，这不仅是生存的终极意义，还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血缘的牵连。更何况，陈寅恪与陈序经都割断不了他们的父辈所给予他们的终身影响。
中国戏曲对陈寅恪的影响，可以上溯至本世纪前期。在1957年的一首绝句中陈寅恪写道，”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秋”。陈寅恪在这两句诗后自注云：”四十余年前在沪陪李瑞清丈观谭鑫培君演连营寨，后数年在京又陪樊增祥丈观谭君演空城计”。但早年陈寅恪留影于歌台舞榭，倒不是在中国戏曲的戏园子里，而是在欧洲的歌剧场内。据陈寅恪中晚岁后向人回忆，早年在欧洲求学时，甚喜欢西洋歌剧，只要有机会，都会前去欣赏。五十五岁失明后，在广播中听曲开始成为陈寅恪人生的一大娱乐消遣。于是，这样的场景变得分外有意味。据王永兴回忆，四十年代后期，张君秋出了一张《望江亭》的新唱片，唱腔有些改动，陈寅恪闻说后即嘱王永兴进城购买。到了晚年，陈寅恪更闻歌而心事转悠悠，一梦四十秋，隐伏的文化之链终于清晰地显现，戏曲之于老年的陈寅恪，便具有了”文化象征”的意味。”金楼玉茗了生涯 (年来颇喜小说戏曲……)，””关心曲艺休嫌晚，”既是陈寅恪晚年真实的内心感触，也是中国文化情结在这位老人身上一次独特的、最具象的体现。
此情结所产生的一种别样的眷恋，已成为生命快乐之所倚，其深情入怀，构成了陈寅恪晚年情感世界中向不太为人注意、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1959年8月15日至18日，广西桂剧艺术团在广州东乐戏院公演《桃花扇》等剧，陈寅恪进城看戏，归来后先后赋诗三首。为一出戏而先后赋诗三首，意犹未尽之意明矣。与以往”听曲感怀”诗有很大的不同，这三首诗诗风回复”苦寒”的意境，历史与人生，身世与命运的泣叹极浓。有两个诗外的”典故”显得很重要：一为唐筼的祖父唐景崧晚年闲居桂林时寄情于广西桂剧，不仅组织”桂林春班”，还亲自动手对一些旧戏进行改编，演成新声，”对桂剧的发展和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见《清代人物传稿》”唐景崧条”，下编第二卷）。二是在1959年陈寅恪与校方有数次严重的冲突，两个月前，陈寅恪曾向校方写过一封内有语云”走或死皆不甘心”的”抗议信”。兹将这三首诗依次引录如下：
《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沈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
兴亡遗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申。
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
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
铁锁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
《观桂剧<桃花扇>，剧中以香君沈江死为结局，感赋二绝》
其 一
桃花一曲九回肠，忍听悲歌是故乡。
烟柳楼台无觅处，不知曾照几斜阳。
其 二
殉国坚贞出酒家，玉颜同尽更堪嗟。
可怜浊世佳公子，不及辛夷况李花。
因《桃花扇》一剧而起的这三首诗，题旨全因剧中”香君沈江而死”触发了作者的情怀，感怨之情，哀婉之伤，”年年流泪送香尘”，可视作诗人泣血之心声。这样，陈寅恪看戏听曲不过是他的文化情结与历史之叹的一种承载，一种宣泄的形式，都在这三首”听曲感怀”诗中得到了很典型的证明。”看戏听曲”本为了生命的消遣与娱乐，却引出如许沉重的人生感慨，陈寅恪活得很苦，也很累！
六十岁以后的陈寅恪，将他的生命苦吟，全都倾诉于陈端生、柳如是、李香君这三位不幸但也不凡的女性身上，从而使陈寅恪晚年的诗文多了一份凄婉、清丽与哀伤。这些都使人相信，陈寅恪的生命中当有一种浪漫与感伤的气质在！
两年后，陈寅恪与失去音问数十年的朋友刘啸秋通信时，曾附录了三首诗，其中一首便是观《桃花扇》有感而作的七律。陈寅恪给刘啸秋的信中写道，”兹录小诗三首，即希教正，且可见弟之近状也”。（该信由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室提供）这首陈寅恪自感能反映”弟之近状也”的七律，其中有”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句，其所蕴藉的哀伤已不单单仅指李香君，已是无疑的了。
1962年跌断腿后，陈寅恪再不能亲临剧场感受戏曲那种只有在舞台上才特有的魅力–那种魅力正是传统戏曲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而只能通过收音机、电唱机收听戏曲唱段。从此，在陈寅恪的余生中已不易发现传统戏曲触发其生命激情的痕迹。当然，在陈寅恪跌断腿后，死神已开始在他的四周徘徊。
从陈寅恪1956年前后”颇喜小说戏曲”算起，到1962年时为止，前后六、七年光阴，中国戏曲给了这位老人多少的情感寄托？多少的灵魂抚慰？还有多少的生命享受？这六、七年也正是陈寅恪经受着惊涛骇浪、狂风暴雨的折磨与吹打！如同欢愉之于晚年陈寅恪总是悄然而来、终究黯然而去一样，传统戏曲最终未能伴着老人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情景犹如一列不能改变目的地的列车，身后不断撇下一个又一个可能出现的中转站，寂寞而坚忍地奔向远方的归宿！
在陈寅恪这段生命历程上，当刻下中山大学一群票友的名字，他们既是他的大学同仁，也是热心联结梨园与校园情谊的牵线人。有了他们，东南区一号楼对面的大草坪，留下了好几幅名伶与陈寅恪联欢、清唱的历史场面。陈寅恪也许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票友。他不唱，他只是听，只是深深地感受–关于历史的、人生的，还有名伶那令人”一曲九回肠”的歌喉。
到此，曲虽未终，可有些人的命运不能不提前作交待。
深为陈寅恪激赏的名伶新谷莺，六十年代继续走红。”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神州大兴样板戏，其时的新谷莺已年近五十岁。她已不能再饰演年轻貌美的李铁梅、小常宝之类的角色，只能应工老旦一类的行当。但其嗓音的魅力仍宝刀未老。据说，每当她所饰演的配角一开口唱几句散曲，掌声便起，很有点喧宾夺主的效果。不知是天意还是生不逢时，名头响彻南天的新谷莺，从艺大半生竟没有留下一句半句的唱腔资料。等到八十年代各类影音公司应运而生时，新谷莺已老了，昔日极火红的名伶已失去了”经济效益的价值”。更主要的是，京剧在南粤这块土地上已被视为”难以再负担与养起”的古老艺术。
没有留下唱腔资料的新谷莺，五六十年代那响彻康乐园的金嗓子，已成不可追寻的绝响。随风而逝，只徒惹后人追怀遐想，似乎是中国戏曲的魅力，也似乎是传统的某种命运。在八十年代，广州京剧团一位最出色的乐师去世，他曾为新谷莺伴奏数十年。自此，新谷莺再没有登台演唱。曾有一后学问”老师因何不复唱”？半晌，满头白发的老人才说，”唱，还有什么意思？”
1986年，广州京剧团解散，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那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唱腔，永远不再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