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0年3月，广东已到了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春暖季节。比起北国万里冰封犹待消融的春寒，岭南的三月节候犹胜天上人间。
中国的最高领袖此刻在这块土地上避过了大半个冬季的西伯利亚寒流，陈寅恪虽然数次在重要关头口口声声”请毛公给一允许证明书”、”请毛主席保证”，但陈寅恪其实与毛泽东无缘。毛泽东自1949年后共南避广州八次，这八次集中在1954至1961年之间，这段时间也正是陈寅恪晚年与现实发生比较多联系的时期。但毛泽东与陈寅恪一次面也没有见过。而在中国历史学界，五六十年代一批显赫的名流学者，都在不同场合先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以陈寅恪的性格，以及他双目失明的情况，无论是陈寅恪前往晋谒还是毛泽东前来拜访，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假设。
毛泽东立国后八次巡察南粤大地，（参阅1993年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等主办的大型历史展览《毛泽东在广州》的史实）参观过不少农村、工厂以及名胜，甚至观赏过南粤不少文艺团体的晚会演出，偏偏没有一次光临校园。在本世纪，广东的中山大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一直是中国重要的高等院校之一，曾吸引过不同时期的众多政要前来参观。但每次南下广州都住在与中山大学仅一河之隔，甚至隔江眺望可隐约看见绿树葱葱康乐园的”小岛”招待所的毛泽东，并没有对这个以园林般优美而著称的校园投下特别关注的一瞥。
毛泽东1960年的南巡很特别。这位此时威望已接近顶峰的领袖，在1月7目至17日，在上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订了该年大炼钢铁的高指标–年产1840万吨。带着依然充满了浪漫色彩的豪气，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南下。27日抵达广州，一住便是四十多天。（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60年条”及《毛泽东在广州》）
在这-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岛”审编他的选集第四卷。其时全国大兴学毛泽东著作之风，开始出现的经济困难被解释为只是局部的失误，很快会得到纠正。
3月，毛泽东身边的一群”文胆”终于汇聚”小岛”，参加毛选第四卷文稿通读会。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在陈寅恪的晚年开始现身了。他们就是声名显赫的康生与胡乔木。两年后已没有”伴君”重任在身而南下广州、所以显得很轻松悠闲的康生与胡乔术，都先后动了过江探访那片校园里那一个神秘的史学大师的念头。毛泽东身边的两个政治秀才都对陈寅恪产生了兴趣，追寻历史的痕迹到此，不禁令人心跳不已。
不过，眼下的故事还未发展到那一步。
1961年二、三月间，毛泽东最后一次南下广州。与一年前相比，豪气的毛泽东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这样的现实：国民经济出现了自立国以来最困难的严重局面。在广州，毛泽东主持了史称”广州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反思。毛泽东再次号召全党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力图纠正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
就在这时，一个”新”史学权威踏上了这块土地。这回他可以身心放松地重游这个于他并不陌生的地方。他还将见一见另一个”旧”史学权威。问候毕竟是一种关怀，他的到访，给后人带来了1961年的陈寅恪的第一个故事。他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是带着疲惫到广东的。时年已69岁的郭沫若，不久前刚结束了一次万里的旅程。1960年12月下旬，郭沫若率友好代表团应邀飞赴古巴参加古巴革命胜利二周年纪念活动，前后达十八天。归国途中，郭沫若又顺道访问了缅甸三天。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回忆，（笔者曾于1993年9月20日拜访王先生）1961年早春郭沫若南方之行，是周恩来特许其出去”好好休息一下”的，因为郭沫若太累了。郭沫若于1961年2月8日离开北京前往他南行的第一站广东。从未到过海南岛的郭沫若首先去了这个宝岛。在冯白驹的安排和陪同下，郭沫若在海南游览参观了二十多天，写下了不少诗歌。
于我们来说，最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是新旧两个史学权威的会面。
郭沫若大约在3月上旬到达广州。正是在这段时间，郭沫若走进了美丽的康乐园。康乐园有郭沫若的挚友冯乃超，康乐园还有令人不能忽视的陈寅恪。据王廷芳回忆，郭沫若每次到广州，只要有时间，都会去探望冯乃超。在这一天，郭沫若探访完冯乃超之后又来到了陈寅恪的跟前。
八年前，郭沫若以学界领导人的身份邀陈寅恪进京一同共事，陈寅恪拒绝了。拒绝得令人不很舒服但也无话可说。三年前，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单从上面的事实看，陈寅恪可以”不问秦汉”地治史论学，但郭沫若却不可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在当时无数中国人的眼中，郭沫若、范文澜等人是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一些涉及到历史领域的谈话或报告中，不时可见郭、范等人的名字。无论客观存在也好。还是人为造成也好，现实对史学界”新”与”旧”的划分，都使被尊为”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被称为”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形成一种无形相对峙的态势。这种态势曾借”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之口一语道破。在1958年那篇《”教授中的教授”种种》的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
陈寅恪先生从不言及当今政治，有人提到总要被拦回。于是某些人则对此赞羡不已，说什么陈先生治学所以稳如泰山，就是”摆脱了政治”，故有”千百年而不倒”、”历久而不灭”的著作贡献于世。甚至宣称：在历史学方面，陈寅恪先生才是攀登高峰的楷模，郭沫若院长亦恐难与之相比。真是荒谬之极，无以复加。
故此，这种态势不是出现在现实–陈寅恪早就作为资产阶级学者已被批倒批臭，而是出现在心理上。
郭沫若带着他的一个秘书，登上了那座许多名人都曾到访过的楼房。
郭沫若是有备而来。
其时郭沫若正将满腔的热情倾洒到《再生缘》及陈端生的身上，创作的激情正在胸间酝酿。也许是英难所见略同，非常巧合，郭沫若在五六十年代之际新拓展的几个史学观点，都与陈寅恪有着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牵连。评论《再生缘》一事的过程前文已洋述，在此不再重复。1959年2月，郭沫若借创作历史剧《蔡文姬》提出了重新全面评价曹操历史功绩的观点，此为该年全国学界热衷于替曹操翻案之滥觞。1960年郭沫若又写《武则天》一剧，再次引起新的–轮”翻案文章”。1962年2月，郭沫若在海南岛校点《崖州志》时，突然对唐代名相李德裕被贬海南事发生兴趣，花了相当精力去研究。在此时给秘书的一封信中郭氏这样写道：”近来对于李德裕感到兴趣，关于他的研究，除《中国六大政治家》外，史学界有人注意否？有无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希望帮忙查一下。”（1980年第1辑《文献》，第56页）而对于陈寅恪来说，对曹操、武则天、李德裕历史地位的评价及某些方面史实的考证，已分别于三年前、二十五年前和二十六年前就阐发了已被证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知灼见。不妨在此将前二者分别摘录如下。关于曹操，陈寅恪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今迻录孟德求才三令，而略论释之于下……孟德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顾亭林论此，虽极骇叹 (日知录壹叁正始条)，然尚未尽孟德当时之隐秘。………（见《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关于武则天，陈寅恪在1935年撰写的《武曌与佛教》一文中便有如下评价：
武曌在中国历史上诚为最奇特之人物，直都内人之语非夸词，皆事实也。自来论武曌者虽颇多，其实少所发明。兹篇依据旧史及近出佚籍，参校推证，设一假定之说，或于此国史上奇特人物之认识，亦一助也……武曌以女身而为帝王，开中国政治上未有之创局。如欲证明其特殊地位之合理，决不能于儒家经典求之。此武曌革唐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苻谶之故也。 （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37、147页）
“读史者……然尚未尽孟德当时之隐秘，”与”自来论武曌者虽颇多，其实少所发明”等语，既是陈寅恪的自负，也是陈寅恪自感对这两个千年来已成定论的历史人物能发”历史未发之覆”。这次郭沫若来访之后，中山大学探听到了陈寅恪的口风，陈寅恪曾这样说，”郭沫若为曹操、武则天翻案，其论点和自己接近”。 （见1961年《陈寅恪近况》，广东省档案馆藏）陈寅恪感慨郭沫若翻案文章的观点”和自己接近”，当有百感在心头。
有了这样的前因，则郭沫若这次与陈寅恪见面便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场面。
据目睹了这个场面的郭沫若秘书王廷芳及当时中山大学秘书刘瀚飞分别回忆，郭沫若与陈寅恪见面时的寒暄是热烈的和亲切的。郭沫若果然才气横溢，他在询问陈寅恪”今年高寿几何”的寒暄中，当即吟了一副对子给陈寅恪。（据郭沫若另一位秘书王戎笙1993年9月21日在电话中向笔者述及，他隐约记得郭氏曾告诉过他，过对于好像是郭、陈两人一人写半联的）这个对子《郭沫若全集》不见收，想来它属”游戏之作”。但这个对子真实地记录了郭沫若那一刻的心境，以及一向存于心头的一些想法，游戏之作不游戏，且录如下：
壬水庚金龙虎斗，
郭聋陈瞽马牛风。
这副对子后来经冯乃超之口传出，成为两位文史大师友谊的一则轶事，在中山大学一些人的口中流传，对子得以保留下来。
郭沫若不愧是高才。若从字面解，他将陈寅恪及自己的生辰、生肖之属和对应的干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都镶嵌在对子中：陈寅恪1890年(旧历庚寅年)生，属虎，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归属，庚为金，故联中有”庚金”一词。同理，郭沫若1892年 (旧历壬辰年)生，属龙，壬为水，故”壬水”与”庚金”可为对文。更为巧合的是，郭沫若听力甚弱，陈寅恪晚年目盲，郭沫若才有”郭聋陈瞽”之谓。郭沫若有这样巧妙的构思，其渊源似可追溯到1929年。在该年，郭沫苦写了一篇刻意出新的《释支干》，详论”支干”及”十二生肖”的渊源。
令这副”游戏之作”甚有回味无穷韵味的是对子中相对的两组词–”龙虎斗”与”马牛风”。”龙虎斗”虽只是一种比喻 (陈寅恪不可能也不会与”龙”斗)，词意却奥妙。以1949年后郭沫若与陈寅恪”你来我往”的恩恩怨怨，”龙虎斗”虽无其事，但实已见其影。
“马牛风”是对子的点睛之笔，令人可作无穷的联想。郭沫若的意思是否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的他，与作为”资产阶级史学代表”的陈寅恪，本无所谓”龙虎斗”，实在是风马牛两不相及？还是郭沫若把两人的恩恩怨怨都归为学术争鸣，于个人的私谊并无关联？若此对子的下半联为陈寅恪所吟，则对子依然不失其只可意会的悠长韵味。
可以有多种解释，也可以有多种体味，但”趣旨”也许只有一个。
郭沫若处于”解释、求得谅解”的位置是无疑的了。尽管这种”解释”是在泛着欢笑的寒瞳中进行，尽管这种”解释”是在郭沫若运用很巧妙的对子营造了一种很好的气氛下进行。
据说，陈寅恪听了对子之后没有什么评价。（关于这次郭、陈会面，有另外一种说法，云”陈对郭甚客气，很少说话”。据周连宽回忆） 陈寅恪对所谓的”龙虎斗”也只能如此。
在这一天，郭沫若、陈寅恪还谈到了：《论再生缘》(两个月后郭沫若第一篇评论《再生缘》的文章刊出)，谈到了”钱柳因缘”。在那一刻，郭沫若感动了。是因为陈寅恪坚忍辛勤的著述，还是因为陈寅恪那艰苦的学术人生？郭沫若告诉陈寅恪，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钱柳”的有关史料，他可以回京后将这些材料影印寄来中山大学。 （1961年《陈寅恪近况》）最后，郭沫若问陈寅恪有何需要与要求。陈寅恪提了两点建议与要求：一、建议郭沫苦组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二、陈寅恪诉说他写”钱柳因缘”一稿没有稿纸，希望能得到解决。（参阅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室所记有关陈氏生平。另据胡守为回忆，这两点他曾从冯乃超处闻说）
郭沫若慨然应允。
这是郭、陈相见最见亮色的一笔。
郭沫若从陈宅出来后，便吩咐冯乃超着手为陈寅恪解决稿纸。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连买卫生纸也要凭票供应，冯乃超于是通知中山大学印刷厂专门为陈寅恪印了一批特别格式的稿纸。
在很特别的1961年，两个阵线分明的史学大师相见，以郭沫若深受感动而结束。那一刻，已昭示出陈寅恪的学术价值将会超越现实、超越时代。
据当年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王廷芳、王戎笙回忆，六十年代前期郭沫若曾不只一次拜访过陈寅恪，因当时没有纪录，故具体的行程、谈话要点等已不复记忆。所以郭、陈两人在六十年代的交往当还有尚未发掘的史实。
以后的事情，则很有喜剧性。
这次见面，给了郭沫若甚深的印象。回到北京后，郭沫若向留在北京的秘书兴奋地谈到了与陈寅恪的这次见面，说是见面很融洽与相谈甚欢（据王戎笙回忆）。回到北京后的郭沫若，记挂着陈寅恪关于”没有稿纸”的诉说，很快寄来一些稿纸。但陈寅恪所需要的显然是一种特别格式的稿纸，故中山大学将这件事记录为”郭 (沫若) 回京后曾寄过一些稿纸来，但数量、质量还不合陈(寅恪) 的要求”。
回到北京后的郭沫若没有食言，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陈寅恪寄来了有关”钱柳”材料的影印件。陈寅恪听读材料后认为对修改原稿有帮助。查阅《柳如是别传》中卷，有一史料出处陈寅恪这样写道，”今北京中国科学院藏柳如是湖上草并尺牍钞本后附载”。不知此材料是否与郭沫若有关。（见该书第361页）
郭沫若的过访，令北京学界再次瞩目这位传统史学大师。5月上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南下广州参加中南地区讨论《中国通史》一稿。在穗期间金灿然曾专程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陈寅恪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刊行。”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见1961年《陈寅恪近况》）今日已无从知晓金灿然要陈寅恪修改的是该稿的哪些部分。
6月下旬，《光明日报)记者向中山大学提出采访陈寅恪的要求，希望陈寅恪能谈谈治学态度和方法。其时《光明日报》已登出郭沫若数篇评论《再生缘》的文章。陈寅恪”以天热不适为辞”拒绝了采访，但拿出了五首七绝，说”如果认为需要，可在报上刊登” （见1961年《陈寅恪近况》）。陈寅恪要求拿出的这五首诗，写于七年前，总题目为《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亦赋答绝句五首。近戏撰<论再生缘>一文，故诗语牵连及之也》。五首七绝如下：
其 一
洪死杨生共一辰，美人才子各伤神。
白头听曲东华史，唱到兴亡便掩巾。
其 二
沦落多时忽值钱，霓裳新谱圣湖边。
文章声价关天意，搔首呼天欲问天。
其 三
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
玉环已远端生近，瞑写南词破寂寥。
其 四
一抹红墙隔生死，百年悲恨总难平。
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其 五
丰干饶舌笑从君，不似遵朱颂圣文。
愿比麻姑长指爪，傥能搔着杜司勋。
陈寅恪录旧作，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光明日报》当然不会刊出陈寅恪这五首七绝。中山大学解释为陈寅恪”后来没有交出《五首”七绝”》”。这是一个留下破绽的说法，若陈寅恪”没有交出”，则广东省委有关文件档案不会完整地录下这五首七绝。陈寅恪愿意刊登这五首在当时即被有关方面认为”情绪有点不对头”的旧作，当有心声寄寓。其中”沦落多时忽值钱”句，既暗合《论再生缘》一稿在1961年前后沸沸扬扬的命运，也暗合六十年代初自身忽又受到礼遇的遭际，”古典”与”今典”的切合天衣无缝。而”不似遵朱颂圣文，”其嘲讽意味一如1958年已遭批判的那首《文章》诗。陈寅恪虽录”旧作”，然实表最真切的现实心态。陈寅恪的诗作在陈寅恪自己的眼中总有”蚤为今日谶”的痕迹，亦添一例证。
毕竟是”马牛风”，欠缺的正是一种心灵与气质的呼应。因郭沫若到访而溅起的数朵浪花终于无声地消歇。
毕竟是烙下了不可能磨平的”龙虎斗”遗痕，十年后郭沫若在其新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开篇章节即毫不留情地多次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身世的学术观点，反复使用了诸如”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等句式。（见《李白与杜甫》，第6-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此时陈寅恪含冤去世已有两年。已死的陈寅恪，藉着在70年代初十分走红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再为世所注目，只不过是以”含混、疏忽、武断”之类的形象出现。
在陈寅恪这方面，据黄萱回忆，事后陈寅恪曾与她谈到与郭沫若见面时的一些情景，并对郭沫若的著述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铜时代》”。

2
严寒要比想象的漫长得多。
即使最富想象力的毛泽东，也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灾难始料不及。当代正迈向丰衣足食的人们也许对这段”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历史的理解，已变得很模糊，还是让我们去掀动那已发黄的历史卷宗吧！
就在毛泽东忧心如焚地主持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时，广州市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如下：每人每月只配给二两食油，每人每年的”布票”只有二尺一寸；至于肉类，基本上没有供应了，半年后陶铸对广东的知识分子致歉，说很多人”一年不曾吃过猪肉”；粮食定量已跌至每人每月平均二十斤左右，且百分之三十要搭配其他杂粮。而”火水 (煤油) “每人每月限量一两。（参阅1961年广东省委统战部《动态》第184期至200期）
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有些名词需要解释，”布票”，是指限量购买布匹的凭证。1960年广州人每人尚可凭证购布十八尺，到了1961年初，一年便只能购布二尺一寸。
广州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也相差无几。
毛泽东不得不凋整思路，不得不给发热的脑袋降一降温。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印发了他三十多年前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又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倡导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之风。甚得毛泽东看重的广系省委书记陶铸，对毛泽东的思路转变心领神会，在各省的主要负责人当中，陶铸是第一个将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马上贯彻下去的人。从而在他的晚年生涯中留下了几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早在1961年2月，面对当时极萧条的文化学术界，陶铸指示广东省委对广东的知识分子情况进行摸底，并开始对一些省直单位、重点院校进行整改试点。9月，一向惯于雷厉风行的陶铸以一轮重炮在岭南引发了一场”地震”。半年后，还是在这块土地上，周恩来、陈毅等人再作数场震撼一时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演讲。在整个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命运史中，这是唯一激动人心的一章，
陈寅恪的命运，随时代风云而起伏。
1961年，是很值得用浓彩厚墨去抒写的一年。
陈寅恪始终在陶铸关注的目光之内。忠实执行广东省委指示的中山大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陈寅恪的生活作了重点的照顾。于是吴宓在1961年南下探视陈寅恪的日记描述中。留下了”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等描写。吴宓这样记载，明显有感于陈寅恪的生活还算过得去。这类每月几斤油、几斤米、几斤肉的照顾，看似平常，但在六十年代初，它意味者雪中送炭，甚至挽救生命于危难。
以陶铸为首的部份共产党人，对陈寅恪的照顾做到了尽心尽力的程度，但并不能改变陈寅恪潜意识之中那种与现实相抵触的心理，也抹不掉陈寅恪心头那种遗世独立的悲凉意识。所以，自有’特殊照顾”始，愤愤不平者有之，怒骂者有之，不满与不解者有之。依照常理，享受着绝大多数人都享受不到的特别照顾，陈寅恪的思想还如此”顽固”，陈寅恪有负共产党矣。
有些事情许多不平者不会知道。”特殊照顾”其实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是第一回，他”享受”惯这类特殊照顾。三十年代陈寅恪已成为知名的学者时，他便开始享受一些别人不能享受的待遇与照顾。唐筼曾亲口对当时中山大学人事处处长曾桂友追述，1945年陈寅恪赴英国医治失明的双目时，所有的费用英国方面都没有向陈寅恪收取。 （据曾桂友回忆 (1993年8月11日) ）原清华大学法学研究生端木正回忆，陈寅恪在清华园时，梅校长曾特批陈寅恪一人可以享受四个人份量的过冬用的燃料。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陈寅恪享受的特殊照顾，是与他的学术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成正比的。
历史在这里沉思的是，一别十数年不见面的挚友吴宓，在1961年不远千里带着一种深切的关怀重会陈寅恪时，陈寅恪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情感如飞瀑流泻。有关当局十余年对陈寅恪的照顾犹抵不上一介书生的意气相投，相怜相勉，快慰生平。这已明白宣示，中国历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理解和尊重，他们要求现实的，也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认同与珍视。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用命运写下一个又一个悲剧，原因就在于历来现实极少对此认同和珍视。在极”左”的年代，要求现实珍视陈寅恪的精神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鱼。既如此，即便有物质上的”特殊照顾”，并不能弥补这些优秀分子心灵的某种遗恨与痛苦。
五六十年代，中山大学一直引为憾事的一件事，就是可惜在党员教师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黄萱那样跟着陈寅恪，为陈寅恪所认可。于今看来，这件憾事的根本原因，已不言自喻了。
痛失精神的家园，即使食有鱼，出有车，这些优秀的学人依然感到生命的孤寂。

3
1961年的夏天，吴必来了。两个孤寂的老人，在历经生命的沧桑与劫难之后，带着一份心灵的破碎，带着一份精神世界的固执，带着一种感情的失落，终于作了暮年最后一次的见面。他们始终不渝挚爱着的传统文化开始”分崩离析”，他们的个体生命数年后将进入最后一轮大折磨；生与死，实质上已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生命总是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着感受的话，那么，这次会面让两个孤凄的生命再一次感受到人类诚挚情感的高尚，友朋生死不渝相知的高洁，还有宁为玉碎砥砺的凛然。这些，都因仿佛是”世纪末”式的相见，重重地涂上了很悲壮的色彩。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生命有这一种感受，无愧矣。
应该感谢吴宓，他用笔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次见面。胡适大半生提倡每一个个体生命最好都去作生命的自述与回忆，吴宓用日记记述了他的生命历程。吴宓的交游，吴宓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使他的日记具有历史的意义。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中，吴宓曾有”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通读”等主张。 （以后所引《吴宓日记》，均录自《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断不可废”，当时代再续欲断还裂的传统支化之链时，吴宓与陈寅恪已化为烟尘消散在飘渺的天地之间。
但抹不去的是历史的足迹。
1961年8月，吴宓决定出门远游重会生死之交。十二年前吴宓从武汉入蜀，已带有逃世避俗的意味，十二年后吴宓出川，天下早换了人间，但吴宓仍是十二年前的吴宓。
解读历史时不能不令人作这样的思索：吴宓为何选择了在1961年远游？答案也许有许多，不过总隐现这样的宿命影子：吴宓南下访友的十个月后，陈寅恪挥折了股骨，从此只能以床为倚靠，衰残之累，苦不堪言。
陈寅恪盼望着这次见面。吴宓尚未动身，早在一个月前，在广州、重庆、武设三地的邮路，已频频地传达着信息，两颗心早已紧紧地相连。7月30日吴宓作函告知陈寅恪准备赴粤探访事。8月4日，陈寅恪即复信告之赴粤需注意之事项。即使以今天重庆至广州的信函寄达周期来计算，可知当年陈寅恪是一收到吴宓的信函便马上回复作答的。陈寅恪急切之心情可见一斑！
这封信， （此信最早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4月号）是目前所知1949年后陈寅恪往来信件中字数最多的一封。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往来函件俱由唐筼代笔，该信也体现了女性特有的细腻、不厌其烦的特点，详尽地说明吴宓抵粤后应当选择怎样的路线到中山大学，甚至连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琐事也一一交待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的复函特别标出”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嵋”，以及”弟及内子近来身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等句。作为晚年的一个异性知己，冼玉清的故事仍将继续，冼玉清的命运仍将给予陈寅恪深刻的刺激。”照顾亦虚有其名”，与其说陈寅恪尚怨营养不足，倒不如说陈寅恪诉说着精神世界的痛苦。
四天后陈寅恪再向武汉大学刘永济教授发一信，请其提醒吴宓从武汉出发南下广州时勿忘拍电报告知车次等情况。信中再次提到已安排好吴宓的饮食住宿。 （见前注）两封信都没有太多的问候，但点滴深情尽在细腻安排的叙述之中。
带着一份殷切的期待，在千里之外挚友的遥视下，吴宓在1961年8月23日晨，在山城的一个码头下船往下游的武汉而去。（《吴宓与陈寅恪》，第142页）他此行的第一站是武汉大学，他将首先看望至友刘永济。
在中山大学这边，翘首以待的陈寅恪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中山大学闻知吴宓即将来访，亦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方便，使吴宓来访的那几天，陈寅恪无论设宴款待还是饮食住宿安排，都布置得很得体与妥贴。中山大学的这份情谊，显然给了吴宓很好的印象，十年后他便有打动了无数后人的”生死相问”的惊人之举，–在最疯狂的岁月里敢于向中山大学发信询问陈寅恪夫妇的生死状况。
重逢的时刻来临了。
8月30日深夜，吴宓乘火车抵达广州广九站，陈寅恪派出了身边所能派出的亲属前往车站迎接。其中有二女儿小彭及女婿林启汉，三女儿美延。中山大学的小车载着四人直驶南郊康乐园，直抵校园东南区一号楼前。
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在这个岭南地区正遭受着水灾的时节，吴宓终于迈上了那道也许萦绕梦中十余年的台阶，走到了梦中常现身的挚友–陈寅恪的面前。
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寅恪兄犹坐待宓来 (此时已过夜半，十二时矣)相见”。
吴宓在风雨如晦的深宵重逢陈寅恪，给这次”最后的见面”投下了谁也不察觉的浓浓的阴影。
天意乎？巧合乎？
很奇怪，在吴宓重逢陈寅恪的前后五天时间里，广州城一直阴天并下着大雨。从八月下旬开始，广州市一直遭受台风及暴雨的连续吹袭。直到9月4日吴宓离开广州的那天，依然下着大雨。心灵偏于忧伤与长于感受的吴宓，在这种雨天的季节，一直为一种悲凉所笼罩。
在这里，”天意”的味道是极浓郁的。岭南八、九月间的天气，正是酷暑盛行，似1961年八、九月间台风、暴雨为害长达十余天的情况并不常见。这场连绵不绝的风雨，使感伤的心灵多添了一份忧郁。
这种忧郁，令这场期待以久的重逢，少了相见后的喜悦与欢愉，而多了生命尽情倾诉的沉重。在这一刻，陈寅恪的生命突然找到了一个支撑点，一种患难知己深可信赖的承托，十二年无人倾诉的痛苦终于如江海般狂泻。在当晚，–不，应该是8月31日凌晨，吴宓在抵达广州后所记的第一篇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陈寅恪这种”狂泻”式的倾谈。这种情绪流泻的迫不及待，这种如深压于地底的火山爆发，在吴宓已偏向于感伤的笔触下仍能感受到那种动人心弦的灼热。引一节吴宓大可深究的日记，看看能否重现当年的那一幕！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 (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扎，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
吴宓连用九个”不”字，铿锵有慷慨之声。吴宓是实录，可以想见8月30日深宵的陈寅恪，在这一刻，生命的沸腾是到了何种的地步。
吴宓曾自述，其记日记”体例一取简贼，以期能不中断……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仅列简赅纲目的吴宓，第一次会面便有如许详尽的记录，则那一个深宵的倾谈，还有永不可追寻的丰富内容，自是无疑。
8月30日夜，陈寅恪给历史永远留下的是这样一尊塑像：一人独坐客厅中，急待吴宓的到来，此时他的胸中已翻滚着无数的巨浪，情感之闸，千钧一发。可惜已无法看到当陈寅恪谛听着小汽车在寂静的夜里滑行停在楼前，吴宓等人下车关门时他在那一瞬间的表情与冲动！
想来那形象是能令人流泪的。
8月31日。
上午，吴宓与陈寅恪继续倾谈，内容显然是昨宵的继续。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吴宓有陈寅恪”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等语的记载。中山大学某些人一直有的猜测，在吴宓的日记中得到证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有人提出”陈寅恪以年老多病为借口，逃避政治运动”，（参阅五、六十年代中山大学各类”运动”汇报材料）认为不应让陈寅恪逍遥运动之外。正因为能以病盲为由避免一切周旋，坚不降志的陈寅恪，终能在极”左”旋风横扫大地的十余年间保持了一块罕见的小小的”清静之地”，得以不太受干扰完成其晚年两部重要的著作。饮水思源，十余年来力保陈寅恪的陈序经，功劳大焉！
相见苦短，十二年各人的生命悲欢都要在几天的时间内浓缩地重现，生命在高速度地旋转。陈寅恪赠与吴宓一本《论再生缘》。其时郭沫若已连续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多篇评论《再生缘》的文章。捧着挚友七年前的大作，吴宓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将其读毕，下午又前往陈宅与陈寅恪再度倾谈。显然，时年已七十一岁的陈寅恪，与时年已六十七岁的吴宓，两人同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
这一天，陈寅恪还赠与吴宓一首七律。这首题为《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的诗，实际是六十年代初陈寅恪对生存状态的自述，全诗如下：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其中”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两句尤为可圈可点。”加白眼”三字，极传神与甚真实地表达了其时陈寅恪身处的环境。”教育革命”的浪潮对此权威既不能肆意无忌地扫荡又不能无礼待之，正所谓”用”之无味，弃之不敢，无可奈何，只能以”白眼”相待。此三字点题，世态炎凉毕现。
很难明白，足不出户的陈寅恪，为何对自己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位置”有如此精确的了解？
这一夜，广州下起了滂沱大雨，在夜来风雨声中，已感疲倦的吴宓，怀着某种莫名的伤感进入了梦乡。
在当天的日记中吴宓作如是描述，”终夜大雨，风猛雨急，宓感孤寂，又忧水灾，有’极天檐瀑沸肠肝’ (李思纯一九二三年诗句)之情景”。此种意绪，与十七年前吴宓困于四川成都，感受着抗战胜利前夕时局更加动荡靡烂的心境何其相似：”晚预警，途人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
对于一些人来说，生命的本色并不因岁月风霜的侵蚀而有所改变。感伤的吴宓与不屈的陈寅恪，对此作了最好的阐释。
9月1日，吴宓抵达广州的第三天。
陈寅恪继续与吴宓倾谈。在这一天，陈寅恪着重对挚友谈了著述”钱柳因缘”一稿的构想与真实意图。陈寅恪向吴宓和盘托出他耗费七年光阴著述这段因缘的详细想法以及欲阐发的”历史之覆”。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叙述：
……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 (夷夏) 、道德 (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
吴宓这段记叙太重要了，它成为洞察陈寅恪研究这段历史的目的的一条最有价值的材料。
陈寅恪虽然远在1954年便开始撰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一书，但第一次透露这位史学大师研究明末清初这段历史信息的，是三年后《光明日报》的专访报道，也即前文已述的《访陈寅恪教授》一文。在文中记者这样写道，”目前，他还要研究柳如是的事迹……”。第一次正式向中国史学界介绍陈寅恪晚年著述”钱柳因缘”动态的，是1959年第7期的《历史研究》杂志。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新闻，其实这已是”旧闻”，陈寅恪笺释”钱柳因缘”已整整五个年头。很可笑的是，陈寅恪的研究被纳入中山大学迎接建国十周年、实现史学跃进的报喜消息中。1959年，陈寅恪的著述才过半，远未到完成之日。
五十年代这类报道为时人留下了不少悬念：陈寅恪为何出人意料地研究柳如是？陈寅恪将怎样处理这段历史？今天，依然有不少人对陈寅恪晚年费时十年，穷全部精力去研究”钱柳因缘”不能理解。
1961年10月，中山大学校刊第一次报道了陈寅恪著述《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一书的情况，”已经写了四十多万字，全书接近完成，他还准备修改《再生缘弹词考》一书”。寥寥数语，语焉不详。同月26日，《羊城晚报》在第一版”中山大学教授积极著书立说”的报道中，有”陈寅恪教授的《钱柳姻缘释证》已经写了四十多万字，全书接近完成”等语，亦属语焉不详。1962年1月，中山大学校刊第二次也是在六十年代最后一次报道了陈寅恪的著述情况，语云”陈寅恪教授将继续完成《钱柳姻缘诗释证》最后一章，预计上半年全书完稿，将近六十万字”。最终还是语焉不详。
到了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最后定名为《柳如是别传》的著作，缠绕在中国史界学人心头的疑问才第一次得到了初步的解答。但有关《柳如是别传》的学术争鸣却在发展。解读这部恢宏的巨著，已成为探讨陈寅恪文化思想与历史意识的重要一环。
也许后人对《柳如是别传》还将有新的解读法，但吴宓”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 (夷夏) 、道德 (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的理解，是直录当时陈寅恪的著述心态。有些人终生相对，也无话可说；有些人只见一面，便觉有一生的话要说。陈、吴两人，正属后一种人。中山大学曾慨叹没有一个内定为”又红又专”的教师能像黄萱那样跟随陈寅恪。非是不能也，实在是面对着这样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许多人”无话可说”。用”意气相投”等语，也不足以形容陈、吴这种心灵相知的人生境界。
这天傍晚，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款待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历史又一次给了后人一个机会，了解陈寅恪在六十年代前期心目中的知己友朋。在陈寅恪拟定的陪宴者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很熟悉的冼玉清、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梁宗岱夫妇的名字。这些人除冼玉清外，既是吴宓在清华园时的学生或同事，更是陈寅恪的相知。渊源总是无法割断的，此言不差。
吴宓心灵的伤感，总能为历史场面作某种最有代表性的定格。在是日宴会的记叙中，吴宓写道，”小彭搀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ntigone”。吴学昭注释为：”Antigone即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女，陪同目盲之父从底比斯开始流放，直至其父在雅典附近死去。”（《吴宓与陈寅恪》，第145页）
9月3日，吴宓访粤的最后一天。这也是略带欢愉气氛的一天。人生的沉重，在这一天似乎已远离而去，生命在感受着甚为难得的温暖。吴宓两顿正餐都在陈宅用膳。唐筼尽其所能铺排了美酒佳肴款待吴宓。
正是在这欢乐的时分，陈寅恪赠与吴宓四首新写的七绝。诗的悲凉与这种欢愉的气氛有很鲜明的对照，日后两人的命运在诗中已有了某种预示。
陈寅恪的历史感觉在他的生命历程上总留下伏笔，后人在追寻他的人生烙印时总能看到这些伏笔的顽强展示。伏笔所带有预言式的历史意味，生命便成了一次可以预知的、不可逃避的旅程。在这四首总题目为《赠吴雨僧》的绝句中，第一首最具这种”历史感觉”。诗如下：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这是一首很直白的诗。陈寅恪的诗素以既擅用古典、又含今典见长，知音者吴宓也曾有”非读其自注或与密谈，焉能知其含意”之叹。而这首很浅白的诗，它最折人肝肠的是诗作中直见一种浓烈的”痛感”。这种痛感更因命运不幸而言中更具感染力。
吴宓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挚友相聚。陈寅恪料到了。这首实际已点破了”题”的七绝，并没有触发吴宓更多的伤感。甚至唐筼在赠与吴宓的两首七绝中还有”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等句，（《陈寅恪诗集》，第173页）其美好的祝愿与愉悦的心境跃然纸上。因为唐筼甚赞成吴宓下一站赴北京，祝愿吴宓与前妻陈心一复合。
吴宓要走了，又将向北远行。
据吴宓是日日记所叙，分离的一夜似很平静，晚宴完毕，八点吴宓便回到招待所收拾行装。4日早晨六点，陈序经与刘节亲自到招待所送行，七点吴宓已登车离去。
有些生离死别，只把悲凉留给后人，留给历史。陈寅恪与吴宓的”生离死别”便属于这一种。十个月后陈寅恪跌断了股骨，二十六个月之后吴宓才得知此事，他决定再一次南下探视挚友。甚至他已有”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打算。这是1964年的事情。但此年已不比彼年。对于一个年已七十、日渐感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像一个紧箍咒在头顶不断盘旋的老人来说，远行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吴宓筹划了三次，三次访粤计划皆不能实现。而1964年的陈寅恪，也没有像三年前那样热切盼望挚友的南来：生命已像残灯枯油，陈寅恪已开始有意识地谈论着后事。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真的一语成谶。
在陈寅恪的晚年，1961年八、九月间的前后五天时间里，也许还不算太特别的日子。尽管这种挚友的重逢，数日几乎要浓缩十余年无法倾吐的知心话的情形在陈寅恪的晚年甚为少见，尽管这几天的深情”泛滥”，于晚年常感痛苦的陈寅恪是一次极好的精神享受。甚至被辗轧得支离破碎的情感，藉着吴宓的到来获得了一次极大的抚慰，但它毕竟只有五天时间–一百多个小时。五天过去，陈寅恪还将面对着数千个长夜。命运的恐惧，就在于它对一些生命不把其体内犹存的一丝半缕生气与希望都扼杀殆尽，绝不罢手。陈寅恪还将经历这种逐点逐点被扼杀的过程。
这五天，于这个悲情的生命只是很特别的人生一瞬。
但于历史而言，这五天则是很见光彩的一页。七十一岁的陈寅恪，还能坚定地表达他所一直坚守的”不降志、不辱身”的思想信念。就生命意志而言，此刻的陈寅恪，与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岁前的陈寅恪没有什么区别。正是这种精神，令陈寅恪在暮年依然能完成近百万字的长篇巨制。在七十一岁这一年，这一个独特的生命，再次展示了生命意志于人生的意义。